《安江事件》.C(12)

编辑：创业致富招商网时间：2020-11-03 点击：

　　贺兴雨的字迹田健是熟悉的，他从那两页传真上已经认识了。笔记本上的字迹，几乎和传真过来的一模一样，字不算好，但清晰可辨，几乎没啥潦草的地方I涂涂抹抹的地方也很少，可以想象，他的这些随感性的文字，都是经过了一番思考和感悟，才写下来的。

　　田健读了一篇，就给吸引住了。

　　你把我忘了，你把我忘了！哈哈，官当大了，你真忘了。我是言贵啊！该想起来了。

　　他报出名字，我才恍然大悟地想起，他是我幼时的伙伴言责！我们一起在安江边掏猪草掏红子檬吃的伙伴。

　　说真的，退下来之后头一次回到生我、养我的沿江寨子，可能遇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甚至啥抹不开脸面的情况，我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遇到言贵，段言贵！幼时我们几乎天天在一块儿打闹的言贵。我怎么会把他忘了呢？大概因为他太普通了，太平凡了，太容易让人忘记了吧。

　　记忆中他该是比我小一岁还是两岁？反正比我小，可是他怎么显得这样子出老啊！佝倭着腰，花白的头发稀疏得已不用理发了，只剩下几裸儿。一张脸黑得像老树皮，哈哈笑起来满嘴的牙都落光了，身上穿的也都是过了时的破烂衣衫儿，走在安江城里，不被人认作老叫化子才怪。

　　不怪我认不得他了，怪只怪他变化太大了呀。

　　回安江的县城路上，我的眼前不断地晃过他的脸庞，晃过年幼时我们上安山去割草，躲在山崖下避雨的情形。那天下了好大的雨哟，瓢泼大雨，我俩穿的破衣烂衫全打湿了，湿得可以拧出水来，雨水四处乱淌，闪电不时地划破天空，还有雷，好响好响，震得破耳朵，幸好黄昏时雨下小了，我们踩着滑溜溜、湿漉漉的泥巴路下山回家去，一路上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温暖的体温，当看见沿江寨子上的灯光时，我们抱在一起跳蹦了几下，都大声笑了。

　　现在，我还能和他拥抱么，我还能挨近他身子么？他说话时朝我挨得近一点，身上那股难闻的味儿就拂过来熏得我都情不自禁往边上避让。

　　这就是几十年的人生把我们拉开的距离。

　　设想过多少回，要到我出生的沿江寨子去一趟。内心深处，最想做的就是走近消坑崖洞边去追悼一下段承业。他的死，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他死得这么惨，只要想起来就好像有虫子在啃噬我的心。虽说土改时确实对他家成分的评定有过争论，可到了“文革”中，旧事重提，我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却为啥“宁左勿右”，迎合了造反派的需要呢？还不是想尽快结合进革委会，私心作怪！结果，酿成这追悔奠及的段承业之死。我要忏悔，要得此良心不得安宁的报应。

　　时常思考我的人生，时常回忆我的一生。和言贵的重逢，让我换了一个角度思索我的这一辈子。

　　如果不是16岁那年投身于清匪反霸，如果不是由于积极地参加土改获得好评被选进乡政府当通信员，我仍然生活在沿江寨上，我的一生会比言贵好到哪里去？言责不也和我一样出身贫农嘛，言贵不也识得几个字么？

　　唉，难以想象，真的难以想象。

　　文字不长，写得清楚明白，田健读罢，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看得出，这是贺兴雨从安江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下来之后，返乡途中遇到同一年龄段的伙伴时，写下的随感。

　　官当到市政协主席，仍能有这样的情怀，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有思想有情怀的贺兴雨形象，在田健心头逐渐形成。

　　田健接着读下去。

　　安江春夏时节的雨，喜欢在夜里下。

　　风雨之夜，我又被雨声吵醒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晓得这雨对庄稼是有益的。可我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了。

　　风在八楼窗户外吼啸得凶，安江涨水了，汹涌的水声连我在八楼上，都能隐约听见。

　　眼望着扑打窗户的雨点，一股钻心的悲哀又升起来。是的，我不愁吃穿，身子骨也还硬朗，也没啥需要挂心的事，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烈的孤寂之哀？是怕被人忘记？还是贪恋这个世界？经历了太多的跌宕人生，似乎并非哀叹年华已逝。那么我在遗憾什么呢？

　　遗憾这辈子还是做下了一些违心的事。钻心痛的是段承业的冤死，他是我的寨邻，土改时评定的成分是富裕中农。摇摆不定的富裕中农，始终是广大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骑墙派，要对他们呵斥一声，甚至猛击一掌，他才会勉勉强强随大流往前走，但他一直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啊！突然之间，进入了大破大立的“文革”年代，造反夺权指挥部不知从哪时起要揪出一批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名单早由他们确定了。把段承业的材料摊到我面前时，说我是和段承业一个寨子的人，当年又是土改积极分子，安江县有名的土改根子，让我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

　　我能怎么办呢？

　　正是“三结合”的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使得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奔走和表现自己，既要表现自己在积极地投身于运动，又要提防人们随时随地可能的揭发。“宁左勿右”几乎是习惯性思维，又加上县政府上上下下在风传，能够被结合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原政府班子成员，是少数的少数，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我思忖良久后，仍具实说，土改时以田地的多少评定成分，当年评定段承业成分时，土改工作队有过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段家的田地是只够评定富裕中农，可他家年年收的粮食，却不比周围寨子的富农少，原因是段家善于种植，勤劳、吃得苦，而几家田地多的富农，有的光顾抽大烟，有的娶了二房、三房老婆，有的田地遭灾，收的粮食反而比段家少。土改工作队最终把他家定为富裕中农，而现在……造反派抢过话头说，现在我们认为，他的粮食收得多，实际比富农家庭都富裕，就该划为富农，你签字，这件事就铁定了。

　　我还有什么话说，把字签了下去。哪晓得第二天夺权指挥部就在广播里大肆宣扬，这件事巳有老土改根子贺兴雨认定并签字画押。

　　我真是哭笑不得，有苦说不出。

　　更可怕的是，段承业因为戴上了这顶帽子，在后来的杀人狂潮中死于非命，听说尸体至今不曾找到。这成了我的心病，一辈子的噩梦。段广田就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看守大门，天天进出，即使没轮到他值班，一股愧疚之情还是会涌上我的心头。

　　我哪能睡得安生。

　　提及杀人狂潮，那一幕一幕不堪回首的蚤梦，我都是风闻的呀！我虽从来没有说过添油加醋、煽动人提刀拿枪去冲、去砸、去妄开杀戒的话，内心深处，听到各镇、各乡、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传来的种种酷刑般的杀戮行为，我还是哀叹、还是嘀咕的呀，能这样子以革命的名义乱杀一气吗？可我从来也不曾，更不敢挺身而出阻止人们这么干啊。

　　事隔多年，“处遗”以后，一切似乎平息了下去，一切仿佛也被人忘记了。但是，那么惨绝人褒的往事，其的能如此轻易让人遗忘吗？不可能啊，不是有学者在准备论文嘛，不是仍有人在矢志不渝地研究这一事态的其相嘛。大名鼎鼎的老面条，听说他的父亲、母亲、妹子全都在这场运动中惨死了，他发过誓，余生就做这一件事，把“安江事件”的真相告知于众，不晓得他的重点是放在“文革”中的“安江事件”上，还是三年困难时期饿饭造成的“安江事件”上？抑或他会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我都是亲历者啊。

　　是的，我从这两场灾难中脱身走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幸运的，可实际上呢，很可能有人会说我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唉，没有人晓得，我是极为认真、极为虔诚地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啊。

　　饿饭是怎么造成的？我能不晓得嘛。我是农民出生啊，12岁起就在田土里干活，肥沃水田出多少粮，我晓得，贫瘠的土坡出多少粮，我也晓得。可当年，我为什么会跟着形势起哄呢？

　　是我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我故意欺上瞒下？不，打死我也不会承认我的品质如此之坏。

　　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说，我是要紧跟啊！紧跟形势，紧跟大局，紧跟领导。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最起码的觉悟啊！想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小子，之所以能取得一点发展，完全是跟着党走，跟着领导走，跟着形势和大局走，才会有今天啊！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我头脑中历来都十分简单，领导说的，就是真理，领导不让干的，那就是错误。

　　当到安江地区、安江市一级领导时，老百姓都说我们是高级干部了。不属于高级干部，至少够格算中高级干部了。其实只有我心中最为清楚，我肚皮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功底，是极为单薄的呀！几次进党校，我都从图书馆借来一些马列着作，可我读完了几本？《资本论》每次借来都是放在书架上充样子，“文革”后期借过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硬着头皮读了五六页，再也读不下去了。列宁的书我也一本没读过，只记得他的一句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嘿嘿，在报告中我还经常引用哩。就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熟悉的，还是全国人民都晓得的“老三篇”，加上《矛盾论》、《实践论》，再有就是“语录”了》我有啥子理论基础啊，我的理论就是“跟”，紧跟领导，紧跟形势，紧跟文件精神，然后便是凭自己的良心和水平来办事了。

　　互助组，合作化，初级杜，高级杜，我不就是这样子一路跟过来的嘛。心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喜气洋洋地跟过来的呀！安江农民的日子确实也在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呀！要办人民公社，我能不跟吗？那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啊！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全国都在放粮食卫星，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产的粮食吃不完，怕什么，敞开肚皮吃啊！农民一年苦到头，勘扒苦挣地干活，不就是为得一顿饱饭吃，现在吃饭都不要钱了，还不抓紧干。让我们大炼钢铁，赶超英美，我们全县劳动力都投上去炼钢铁，让我们除四窬打麻雀，男女老少涌到田土上去吆赶麻雀，让我调粮我就调粮，让我反瞒产我就去反瞒产。我哪晓得这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在泛滥啊，我只晓得紧赶慢赶，往共产主义道上赶啊。直到粮食告急，乡下村寨上传来死人的消息，我才暗暗叫苦：拐了拐了！可我们相信大跃进没错，人民公社没错，总路线没错，三面红旗没错。不但没错，我们还要一辈子高举这三面红旗。“文革”中让我们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一直是这么讲的，心中也是这么信的呀！

　　我若不信，也不是我了，恐怕也没有今天的我了！

　　“文革”中的第二次“安江事件”我仍在跟呀，唯恐跟不上，生怕跟不上，掉了队，我就完了。造反了，夺权了，毛主席说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在这样一场大革命中，我能落后吗？能被人推出去吗？我要争取被夺权的造反派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才算跟上了形势，没有落伍啊。

　　我哪晓得，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一切翻了个儿，换了个角度看问题，我的心不得安宁了。

　　夜深人静，雨声不绝，我久久不能入眠。久久、久久……

　　田健的目光离开贺兴雨的笔记本，投向窗外。

　　窗外是省瞥校的大操场，一队年轻的学员正在小跑中出操，隔着窗户，能隐约听到他们齐刷刷的脚步声和警官的口令声。20年前，田健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嘛！只不过，那时的省警校不在这里，而是在省城两侧的骄子山脚，校区的规模也比现在的警校小得多。

　　读了贺兴雨的这一段笔记，田健觉得，退下来的贺兴雨，并不是像人们平时看到的那样，心情舒畅地安度着他幸福的晚年，对于他一生走过的路，对于他在人生的每一阶段，他是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反思的。因而，也是有着他难以言说的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