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B

第2部分
 

　　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销声一片交响，高居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把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拚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
 

　　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木顺！
 

　　自从311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两道里去了。
 

　　“啃！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
 

　　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
 

　　“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

　　“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
 

　　“嘁，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步路直跳。
 

　　“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社队长当然是会当做反话来听的。
 

　　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做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甫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呆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廓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墓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木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成威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荫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前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蔚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塞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二…“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嘛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蛇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什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蔚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蔚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前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拚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丽，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
 

　　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颤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跳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漾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籁籁的雨财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
 

　　“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木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

　　“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嘛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
 

　　“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膘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畸，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 吧？”
 

　　“二十多了。”

　　“二十多啦，啦，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


 

　　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
 

　　“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
 

　　“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木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嚼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撤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乎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御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的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摔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
 

　　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嗅，”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格，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晤，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唆！”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唆！”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痕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惊然的感觉。
 

　　“哟前，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操着小团，一边押浪地笑着。
 

　　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

　　“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
 

　　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
 

　　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木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梭子骂：“妈了个蛋，好木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
 

　　“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

　　“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
 

　　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
 

　　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痛，足一个星期没出工。”
 

　　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
 

　　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畸！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
 

　　“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
 

　　“你嫌脏，木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
 

　　“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地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地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
 

　　“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

　　“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嚷着。
 

　　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快快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
 

　　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辙，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路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我操……”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
 

　　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

　　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
 

　　“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

　　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
 

　　“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杯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 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 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
 

　　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 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公安局的？”郑三地捧着菜碗，蹈跳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 到我们这儿来了。”
 

　　“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po哥，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
 

　　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
 

　　“哟暗，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
 

　　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咬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泪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
 

　　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
 

　　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
 

　　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卿咕卿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擦在一起，巴卿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
 

　　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
 

　　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
 

　　志明完全结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
 

　　“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

　　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淖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嘛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做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
 

　　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产‘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暗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撤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
 

　　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于跨栏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得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倔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唤序的响声。
 

　　“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

　　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
 

　　“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践！
 

　　“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

　　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地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
 

　　“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产‘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领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那间呀，你想过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
 

　　“什么？”

　　“反省号。”

　　“你过去反省过，为什么？”
 

　　“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葛，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
 

　　“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

　　“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
 

　　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
 

　　“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
 

　　“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
 

　　“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
 

　　“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
 

　　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
 

　　“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
 

　　——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
 

　　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
 

　　公安部派来的311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感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
 

　　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是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311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311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察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
 

　　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311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
 

　　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
 

　　“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察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察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侦察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
 

　　“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
 

　　“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察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它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
 

　　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rJ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啥啥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

　　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311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察机关，还有不出错的！”
 

　　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啦呼啦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
 

　　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呢——，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311案的决定，呢——，311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察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311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呕，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夸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
 

　　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
 

　　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察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木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
 

　　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
 

　　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
 

　　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
 

　　“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严君。”
 

　　“严君，严肃的严？”

　　“严肃的严，君臣的君。”

　　“畸，严肃的皇帝，哈哈哈。”
 

　　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
 

　　“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
 

　　“311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
 

　　“这我可说不出来。”

　　“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

　　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
 

　　“我算老几？侦察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311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
 

　　“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
 

　　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
 

　　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蔚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311案有什么关系？”
 

　　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
 

　　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
 

　　“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重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
 

　　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
 

　　“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

　　“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干什么？”

　　“上厕所。”

　　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
 

　　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畸，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
 

　　“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肝‘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
 

　　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德的口气，说：“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
 

　　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
 

　　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
 

　　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
 

　　“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
 

　　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嗅，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
 

　　“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察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
 

　　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走吧，咱们服从。”
 

　　“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

　　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木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
 

　　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311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
 

　　二十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
 

　　身下，垫着软硬适度的垫子；脑袋，十分贴切而又十分舒服地嵌在同样软硬适度的托架上。不，你用不着怀疑，用不着心跳，这儿不是漆黑的边境，而是世界的中心——巴黎，是巴黎最著名的医学院中的一间洁白的手术室，空气中浓重的来苏水的气味，可以证明这儿的确是洁白的手术室。啊，人的一辈子，死里逃生的运气能有几回啊？
 

　　“徐先生，”生硬的英文，“牙还疼吗？”

　　他看不见问话人的脸，声音也那么陌生。他的脑袋被箍着无法转动，只能笑一笑，用眼睛来摇摇头。
 

　　“左面还有点发炎。”声音抬高了，显然是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果然j另一个声音接着说：“不要紧。”
 

　　他们是在说他的腮帮子，左边的腮帮子，已经三个月了，还在隐隐作疼。真想不到那个外表秀气的小家伙竟还有那样一手闪电般迅猛的拳击，害得他到现在还只能用右边的牙吃饭。
 

　　他妈的！

　　哗啦哗啦的金属碰撞声，搅得人心惊肉跳，这一定是动手术用的器具，刀子、钳子、镊子、纱布，一定摆了满满一盘子，像要宰牲口似的。来苏水的味儿……，那锋利无比的刀，马上就要在他脸上割来割去，割得他面目全非！别怕！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什么呢？
 

　　想想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算了吧，实在是无聊得很。现在想想，他简直是在一群信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中间长大的，那生活，刻板、枯燥、清苦，左右全是规矩，前后都有尺寸，不给他一点自由，不允许一点放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乐趣。他的乐趣是现在，现在他一切都有了，都尝到了，口福、眼福、女人，都体会过了，享尽一切人生情趣之后，还有冒险生涯的刺激。至于说客居异国的那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他倒不像有些人那么在乎，实际上也完全用不着那么封建，非得死守着故土死守着穷不可！他才没那个老地主的脑袋瓜子呢，不要说几百万人口的南州市，就是整个中国，在繁华的世界面前也不过是个山沟子。他从那山沟里走出来，看到了触到了尝到了人欲横流的大于世界，将来即使老死他乡，也算不枉此生了。
 

　　无影灯是不是比刚才更亮了点儿？刺眼的灯光仿佛要把他的身体洞穿，不，你应该对自己坦白，你才不是个有福的人呢，不过是个靠玩儿命活着的可怜虫罢了。……无边的疲倦啊，他全身的肌肉一点劲儿也没有，整个身子完全是瘫在手术台上的，连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了，灯光隔断，一片黑暗。
 

　　黑暗中他看见了，红色的晚霞，墨色的山谷，昏鸦安详地叫着，在红色和墨色的交融中盘旋起舞；远处有个古老的教堂，深沉的钟声把人的一颗心带向宁静的小城，带向牧歌式的田野……，霍夫曼就是用这样幽美的环境来抚慰他的神经创伤的，但马尔逊却坚持要他搬出这古堡式的山在别墅，换到简陋的据点里去住。现在他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美丽的晚霞、山谷、钟声和田野，如果能永远那样逍遥那样安乐…，是的，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激烈的刺激了，他需要逍遥安乐！
 

　　“对一个间谍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危险，而是九死～生之后立即让他接触安宁和舒适的生活，他的意志会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毁于一旦／看来马尔逊说对了，那铁门重重的牢狱，那杀气腾腾的审讯室，那阴森恐怖的边境之夜，难道他会一朝忘却吗？这些年，霍夫曼对他的兽性的训练，已经使他的神经像一根快要绷断的琴弦；这次实习性的派遣，是他在数年训练之后第一次涉入真实的间谍生活的急流，虽说从入境到脱险才只有二十多天，可在他的感觉上，就如同一个死囚在断头台上等待那举起的钢刀落下来一样，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人啊，难道只需要二十几天，他的意志。勇敢和对冒险生涯的那种天然喜好，就会变得枯萎如此吗？在霍夫曼为他安排的山庄别墅里，他也才只享受了五六天的”公爵“生活，难道对安乐和舒适的渴望竟会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连一直维系自己信念和胆气的那点狂热，也从此冷却，一蹑不振了吗？确实，马尔逊确实是高明的，人，受不了强烈的对比……霍夫曼只负责对他的训练，他的真正统治者和指挥者，是马尔逊。如果单从外表上看，霍夫曼是个很富勉力的硬派男子，身材魁梧，面容冷酷，有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而马尔逊却其貌不扬，干枯瘦小，头发稀疏，纵酒过度的鼻子又大得不成比例，活脱一个摆摊 儿的小商人。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居然以间谍计谋的设计为擅 长，在世界谍报战的舞台上驰骋了大半辈子，而且名气之大，已经 使他成为D3情报局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相形之下，霍夫曼不 过～介武夫罢了。
 

　　他不喜欢霍夫曼，尽管他的无线电收发报、跟踪反跟踪、射击。 游泳、登山、格斗等等技术，都是出自霍夫曼的门下，可他很难设 想，一个间谍的献身热情在霍夫曼式的冷酷无情的统治下能够维 持多久。霍夫曼曾经说过：“间谍事业的神圣就在于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限制和约束，杀人、诈骗、造谣、色情，都得干。”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读任经卿样安详平静。霍夫曼还说过，他特别信奉中国的一句名言：“无毒不丈夫！”霍夫曼的毒，甚至能使跟他同舟共济的人都要提心吊胆，生怕遭了他的暗算。
 

　　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诸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矽h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007①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
 

　　他不能不叹服马尔逊的坦率和实际，可他又不明白了，难道自己不是最好的间谍吗？他这次潜入南州市，尽管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尽管他今后也并木会具备接近情报目标的条件，但他却成功地应用了马尔逊亲自为他设计的自我营救计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难道不是马尔逊的一份荣耀吗？不，马尔逊是器重他的，爱护他的，不然，何以会这么不惜工本地为他动这次手术呢？他尤其木能忘记的是，在为他压惊洗尘的酒宴上，马尔逊是那么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你是D3的光荣！”马尔逊说这话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中国的先哲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俄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马尔逊的汉学水平的确很深，背诵这段文绔绔的古训竟可以不打一点折扣，而他这个中国人都还不能尽解其意，实在惭愧，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显然是表露马尔逊对他的褒奖与赏识的，这不能木使他感激涕零了。如果没有马尔逊这个精神上的靠山，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的荣誉心和胆气还能不能重新凝聚和振作起来。
 

　　“徐先生，不要紧张。”陌生人的声音又凑了下来。紧接着，冰凉的酒精棉花触到了他的脸，柔和地移动着，他打了个哆喀，不，不要怕，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那惊心动魄的一页的的确确已经翻过去了，下一页……下一页又该是什么？
 

　　“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履历，亲爱的徐，在手术之前的这些天，你得把自己的历史先熟悉一下，要背熟……”
 

　　颧骨一阵刺痛，给他打针了，是麻药。整个脸慢慢地膨胀起来，而意识倒一点点迟钝下去。啊，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马尔逊，你在哪儿？不要抛开我，千万不要抛开我！
 

　　“你放心去吧，亲爱的徐，我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
 

　　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
 

　　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低儒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
 

　　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律糙腿端端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挪榆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
 

　　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上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领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
 

　　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
 

　　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
 

　　“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

　　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
 

　　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喝，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
 

　　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恍地一扔，“我找队长去。”
 

　　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
 

　　“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
 

　　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他是故意耍好捣蛋。”
 

　　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木吃苦还能改造好！”
 

　　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
 

　　“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
 

　　“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陷喝着。
 

　　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社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
 

　　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份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市眼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象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呢。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梁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踊跃过来，包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温水。”
 

　　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 哪儿倒啊？”
 

　　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
 

　　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讨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批水，然 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 面走，望着卞乎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
 

　　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
 

　　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阳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降”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
 

　　他们来到猪圈，把计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
 

　　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地笑容，说：“凑合吧。”

　　“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
 

　　周志明默默把沿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嘛的，好象老犯人也怕他。”
 

　　“他呀，是厂里的杂务。”

　　“杂务？”
 

　　“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木在的时候，他负责。”
 

　　“那干嘛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

　　‘勺巨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郑三炮犯什么罪？”
 

　　“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
 

　　“林士杰呢？”

　　“杆儿犯。啊，就是流氓强奸。”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
 

　　“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

　　“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
 

　　他们推着倒空的浴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霞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楞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木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田保善既然这么要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错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L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狠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社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觉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木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
 

　　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

　　“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
 

　　“我？哪儿够啊。”

　　“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
 

　　“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
 

　　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

　　“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
 

　　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乎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 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环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
 

　　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
 

　　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嘛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地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
 

　　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莱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梁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木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拚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
 

　　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
 

　　“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

　　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
 

　　林土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
 

　　杜卫东一睑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
 

　　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
 

　　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
 

　　“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

　　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
 

　　郑三炮在一边直唱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
 

　　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
 

　　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木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
 

　　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
 

　　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乎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社卫东倒批水，偷着捞计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毗，木服气，顶了两句。”
 

　　“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批水的时候也吃过。”
 

　　“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
 

　　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腾脏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
 

　　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
 

　　值目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挥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
 

　　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社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
 

　　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
 

　　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木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木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本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此，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他，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
 

　　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嘛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地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

　　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
 

　　“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

　　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
 

　　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

　　“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
 

　　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
 

　　“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领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
 

　　“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

　　“你说吧，什么事？”

　　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
 

　　“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
 

　　“谁呀产‘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
 

　　“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木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
 

　　“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
 

　　“想干什么？”于中才问。

　　“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
 

　　“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2”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
 

　　“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

　　“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
 

　　“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咯，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咛！”
 

　　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
 

　　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
 

　　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上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拚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暗暗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驾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
 

　　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街，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
 

　　“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
 

　　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混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
 

　　“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
 

　　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
 

　　“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操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
 

　　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操，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
 

　　“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社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
 

　　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地一声怪叫，声音惨疹得吓人。
 

　　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
 

　　“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社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日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J［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式来，该犯混也得犯混！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