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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C

编辑：创业致富招商网 时间：2020-10-23 点击：



第3部分
 
　　旦秋已经五天，太阳只有在顶午时分还保持着一点儿伏旱季节的余威，到了下午三点来钟，东南方便飘来一丝细细的凉风，将那短命的燥热拂散而去。
 
　　公共汽车经过神农街的时候，周志明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间，从那熟悉的胡同口望见她，但他看到的，却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农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副食店、回民餐馆和夹在它们中间的细长桶似的小理发铺子全部荡然无存，连神农街头条整个胡同一起，统统被囊括进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在这些老旧店铺和狭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预制浇涛式高楼的骨架，一层稀疏的脚手架围锁着它庞大的身躯。在它的俯瞰下，原来宽阔的街口似乎变得拥挤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车子转过了街口，才扭回头来，心里有点儿酸，不知为什么，在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心绪中，悄悄爬上了一丝怅惆。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他在幸福路下了车。本来是想好了在神农街下车先到肖萌家去的，现在只好改变计划了。
 
　　站在路口发了一阵儿愣，便过街朝北走去，他决定失去机关报了到，然后再回他那个早已没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里面本来只有几件随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类的零碎杂物，再就是那几本书。两年多的车狱生活，每月靠两块五毛钱的零花，当然攒不起什么家当来，过冬的棉服他也没有带，一律留在农场里了。包里压着沉的，是他早上上火车前，丁队长硬塞进来的那些又大又青的苹果。今天一大早，机修厂的教导员和厂长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烙大饼，炒鸡蛋，还特地开了一瓶久存的汾酒，大大地款待了一通，然后又叫了辆后开门吉普车，让丁队长一直把他送到了自新河火车站。
 
　　在只有一排简陋砖房的车站站台上，候车的人寥寥落落。丁队长拉着他的手，说：“我早就想到今天了。”
 
　　他说：“丁队长，到现在了，我还从来没谢过您哪，您没少照顾我。”
 
　　“谢我什么，这地方本来就不该你来。好嘛，我们也算有缘相识了一场，你是个好小伙子。跟你说，要不是你们处里来函要你回去，我原来还打算请你留在我们这儿工作呢。咳，其实这地方怎么留得住你呢？还有，那位姑娘大概也等得苦了，回去吧，以后别忘了我们。”
 
　　一只又粗又硬的大手握住他，微微地，却又是充满感情地晃了一下，万端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恨这块地方，在这儿他尝够了屈辱和痛苦；他也爱这地方，这儿磨练和升华了他的性格和意志，教会了他许多谋生的本领和知识。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能够结结实实地站在大地上的男子汉，从脚到心都是那么有根底，那么强有力！想想看，他原来是个多么胆小懦弱的毛孩子，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而现在，他已经从旧的躯壳中蜕出身来，成了另一个人了。他学会了推小车、修汽车、生炉子、砌炉子，学会了种菜、种水稻、喂猪和打草垫子。他的呼吸似乎都粗壮起来了！他已经敢于在田保善他们企图越狱亡命的关头，横着一把铁锹拦住他们的去路，并不逊于古代张翼德立马桥头，一杆丈八蛇矛，吓退十万曹兵的英雄气概。看得出来，田保善、郑三炮他们当时是真的怕他了，从骨头里怕他了。他后来～想起那个场面，就憋不住要从心底荡漾出一种无可形容的惬意和兴奋来。
 
　　他和丁队长久久相视着，两年多的精神压抑和肉体痛苦在心灵上创下的痕迹，似乎在离别之际谈远了些，一种留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知道今后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条几乎将他淹没的自新河了。这块混合了恨和爱的土地毕竟系结着他难以忘却的一段人生，这些在艰难中给他温暖和帮助的干部们，也许就此一别，不会再见了。他不能不感到一点儿难过。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他的心像顿点儿一样猛地顿住了，他看见丁队长随着车子走了几步，听见那亲热的声音：“再见了，小伙子！”便怎么也憋不住两颗滚烫的泪珠从面颊上扑落下来。
 
　　“嘿！提包儿的那位，走人行横道去！”对面马路上一个交通民警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向人行横道靠了靠。“瞧车！木要命啦，你快上人行道！”
 
　　交通民警的喊声使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大城市的一切都已经生疏了。比起自新河农场空旷寂寥的田野，死气沉沉的苇塘，惨白肃杀的高墙，和残破老旧的监房来说，这里的气氛、画面、色彩、音响和情调是多么不同，对比是多么强烈。他像一个头一回进城的老乡似的，连横穿马路都有点儿进退无措了。虽然不到两年半的离别，但是，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经历了坎坷磨难，劫后余生，重又走在这宽阔繁华的街市上，仿佛是阔别了多年。那门面华丽的商店；衣着入时的姑娘；那新立在街口的彩色的广告牌和被喧嚣的噪音、工厂的废气污染了的大城市的空气，无不使他感到几分恍若隔世的新鲜和惊奇。
 
　　从幸福路到他们机关那条原本弯曲曲的马路已经展宽取直，在新分出来的快慢车道的间隔处栽着干挺叶茂的白杨，绿油油的阔叶在微风细拂下婆婆絮语，柏油路上铺满被树叶筛得晶莹细碎的阳光。他信步朝前走着，并不急于赶到处里报到，他对于现在能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怀着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满足，细细地饱览着沿街的景物；搜寻着旧时的记忆；呼吸着自由天地的气息，以一种享受的心情在这条幽静得让人心醉的林前路上，漫步走着。
 
　　三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机关的灰楼。
　　楼道里的墙壁是刚刚粉刷的，显得光线明亮，一直存在脑子里的；日印象也因此更遥远了些。也凑巧，在楼梯上碰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小陆，看上去，他比过去更加发福了。
 
　　“小陆，你这家伙，把我忘了吧？”他高兴地向愣在楼梯上的小陆伸出手去。
 
　　“是你？”小陆看清了他，惊喜地用白细多肉的手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怎么不来个信儿，我好去接你呀。快来，大伙都在。”小陆一把抢过他的手提包，拽着他往三楼跑去，边跑边亮开嗓门喊起来。
 
　　“小周回来啦，周志明回来啦！”
　　足有一个小时，他被人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应接不暇，直到段兴玉带着处长来到办公室后，人们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不知是由于面容的老态还是由于体态的臃肿，纪真比两年多以前增加了不少派头，硬领的的确良白上衣纤尘不染，花白了的头发梳得根根笔直，很有风度地向后背着，鬓角也修饰得很整齐。他握了握志明的手，眉宇间挂出很有分寸的微笑。
 
　　“回来啦？坐吧坐吧。”
　　第一句话，周志明便感到一种疏远的客气。
 
　　纪真在大陈的座位上坐下来，笑着说：“咳呀，为了你的问题，我可是倒了霉了，让‘四人帮’整得好厉害。他们要是上了台，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要人头落地哟！”
 
　　段兴玉在旁边接嘴说道：“你抓起来以后，纪处长在甘向前那里为你讲了几句公道话，在311案的调查中也顶了甘向前，结果叫他们撤了职，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回来主持工作的。”
 
　　周志明感激地冲处长点点头。
　　纪真接着说：“是嘛，他们要搞你的巡回批斗，我不同意；要把311案当作你通敌纵敌的案件来调查，我也不同意，净跟他们唱反调，惹恼了他们嘛。”话锋一转，说：“好嘛，你回来了就行了，好好工作，思想上木要背什么包袱，啊——。”
 
　　志明又点点头，却不尽明了他话中的含意，纪真又说：“你的结论你都看过了吧？是嘛，这个结论还是两分法的，还是公正的嘛。一方面，改正了过去的错判，又恢复了党籍，另7方面，也指出了你当时在处理那件事情时的错误，反对‘四人帮’是好的，但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你所使用的方法，我只是讲方法，是木太恰当的，对吧，我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正确认识的。”
 
　　后面这几句话，口气相当婉转，很有些语重心长的意思，但周志明的情绪却明显低沉下来，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接。
 
　　场面有些尴尬，纪真换了一个话题，对其他人笑着说：“咳，预审处的那些人办事真是不像话，他们的案子，硬要我们负责复查，好像小周的罪是五处判的，结果三下两下拖到现在，要不你早就能出来了。”
 
　　他仍是垂头无语，纪真又扯了两句别的，便说有事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他默默然站起来，拎起手提包，说了句：“回家。”
 
　　段兴玉看了看手表，说：“我送你下楼。”
　　段兴玉送他出了楼门，又出了机关大院的门口，才站住，说：“这几天你不用着急上班，多休息休息吧，把户口、粮油关系都先办了，需要科里帮忙就来说一声。”
 
　　他点点头，“行。”
　　段兴玉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部，“结论上的小尾巴，别太放在心上，大家是有公断的。”
 
　　他这才笑了笑，“我不在乎，没事儿。”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在街口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只有他一个人。手提包不再是沉甸甸的，大部分苹果已经被大家分而食之，微风吹过，远远地送来一阵很不熟悉的蛙叫似的音乐，杂带着几个年轻人轻浮的戏滤声。
 
　　“志明，”有人在身后轻唤，循声回望，他的目光和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对视在一起。
 
　　“严君呀！”他脸上浮出笑纹，用同样的轻声叫道。
　　严君的小辫子不见了，改成了短发，一抹浓黑的大波纹荡过额角，在英气勃勃中加进了一点儿以前未曾有过的端庄和雍容。
 
　　“我刚放出来，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我出去来着。”
　　其实，周志明回来的时候，严君正在机关里。她在科里的另一间办公室听到楼梯上传来陆振羽大喊的声音，心几乎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仿佛那声音是专为喊给她听的，但她忍住了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到周志明那儿去，她不愿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和他寒暄而过，而一个人悄悄跑了出来，她选了这个公共汽车站来等他，给自己和他安排一个“邂逅相遇”的机会。
 
　　现在，这个她在感情上所属于的人，这个给过她无数美好梦境和幻想的人，活生生的，面对面飓尺相对，他那淡淡的笑容，似乎使她多少夜晚的辗转反倒之思得到了一丝满足和宽慰。
 
　　她想说些久别重逢的高兴话，话未出口，鼻子已经酸得快要忍不住了，她望着他黛黑的、瘦尖尖的脸，两年前的那身蓝制服已经洗得掉色发白，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土气，卷起来的袖口露着粗糙的手和半截古铜色的胳膊，她不由低回地说道：“你吃苦了。”
 
　　“还好。你这两年怎么样，挺好吧？”
　　她点点头。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她突然想起一个话题，问道：“你和她见到了吗？”
 
　　“谁？，，”施肖萌，她搬家了，你要找她吗？““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
 
　　“搬到太平街去了，太平街三号，就是那排‘复辟房’，你到那儿一问市委施书记家，都知道。”
 
　　‘她爸爸当市委书记了？“
　　“政法书记。小苗也上大学了，可能是法律系，不大清楚。就在南州大学。”
 
　　连她自己事后都觉得奇怪，她居然主动和他谈起了施肖萌，究 竟是何种心情所使，她也搞不清楚，反正当时只是想叫他高兴罢了。
 
　　然而周志明对这些消息似乎却并不那么高兴，反而皱起双眉，心事重重地喀了一声便不说话了。车来了，他匆匆和她道了别，登上了汽车。
 
　　她目送汽车倾斜着拐过街角。然后垂下眼睛，一颗锁了很久的泪珠顺势剪落下来。
 
　　他回来了，却仿佛离她更远了。
　　三十二匕〕沉的太阳已经被尖尖的房顶遮住，远天流霞似火，烧得天空宛如一个醉汉的脸。西夹道这会儿早就阴凉下来，细细的清风隔衫透入，使人体味到秋凉的爽适。周志明凝目望了一下熟悉的门首，除了门上像对联儿似的贴了两张崭新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外，一无变化。
 
　　好像他离开这儿的两年，不过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
 
　　门是虚掩的，他轻轻推开进去。院子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两手沾满肥皂泡，从一难洗衣盆中间站了起来。
 
　　“你找谁？”她用陌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这是我家。”他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整个院落。
 
　　“你走错门了。”那女人的语气却更加肯定。
　　“没错，我在这儿住好多年了。你是新搬来的？”他友好地朝她笑着说。
 
　　对方却警惕地板着面孔，张着两只湿淋淋的手并不让开路。
 
　　“我就住在这间屋子。”他指着自己的家门便要往里走。
 
　　“你是哪儿的？开什么玩笑，这屋儿是我们家新房。”
 
　　周志明愣住了。再一看，果木其然，他家的房门上，赫然贴着一对大红的喜字，他这才慌了。
 
　　“哎？请问王焕德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儿子叫王有福，他老伴姓郑……”
 
　　“这是不是志明呀？”西屋门帘子一掀，王焕德蹑着鞋子，探出大半拉身子来。“哎哟，可不是回来了，可不是回来了，我听着声儿像你呢。”
 
　　周志明近前两步，“王大爷，挺结实的吧？”
　　“还那样，还那样。”王焕德样子没大变，嘴巴刮得溜净，小眼睛上挂着惊喜的笑，只是那个哮喘的毛病像是比以前厉害些了，说起话来嗓子眼儿里有一个吱吱的小哨儿，“前几天听片警小韩说，高等法院把你放了，果不其然，今儿就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志明被让到王家的外间屋来，坐在椅子上，问道：“郑大妈和福哥、淑萍他们都好吧？”


 
　　“好，好，”王焕德一劲点头，吱吱地喘着说，“淑萍妈还忙乎居委会呐，淑萍前阵儿顶替我工作了，大福子，……晤，刚才大福子媳妇你不是见了吗？梅英！”他向屋里高叫了一声，“快出来，你干嘛哪？”又转脸对志明说：“和大福子一单位的，今儿轮休。”
 
　　刚才那个洗衣服的年轻女人端着个茶杯从里屋走出来，不无歉意地冲他笑笑，把茶杯放在他跟前，没等王焕德介绍就大大方方地说：“这位是志明兄弟吧？老听我爹妈和有福他们念叨你。”
 
　　周志明谢了她的茶，他快一天没有喝水了，口中早就干涩无津，端起杯子，也顾不得烫，狠着劲儿一口气喝干，梅英又忙给续上一杯，他一连喝了三个干，冒了一头汗，王大爷递给他一把大蒲扇，他一边呼打呼打摇着，一边同公媳两个说话。
 
　　王焕德突然想起什么，说：“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志明怎么也猜不到，王大爷从里屋抱出来的，竟是一只睡眼惺松的大白猫。那猫身上的长毛又亮又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他一时语塞。
 
　　“……白白l”
　　他抱着白白，白白咪鸣叫了一声，叫得他心头直发颤，他忍不住要去亲亲他的白白。“我们一直替你养着呢。”王大爷说。
 
　　傍黑时候，大福子和郑大妈几乎是前后脚回了家，小屋里自然又响起一阵惊喜的笑声。
 
　　大福子用拳头咯咯擂着他的胸脯，嘿嘿笑着：“还行，两三年不见，你倒壮起来了，脸怎么晒这么黑，要是在街上走，我准以为你是哪个山沟里的大老农民呢！”
 
　　郑大妈忙着同梅英支锅做饭，也不时插进来同他说话。
 
　　“前几天，派出所管片的小韩还说你要教育释放了，没想这么快就回来了。”
 
　　“什么叫教育释放呀，”大福于一劲撇嘴翻白眼，“这是反‘四人帮’英雄。我们冶金局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去年就放回来了，是他们单位敲锣打鼓放鞭炮接回来的，满处做报告不说，现在又是区人大代表，又是市团委委员，一下子就出名了。志明，将来红了可别忘了咱们。”
 
　　周志明苦笑一下，没说话。
 
　　米饭梅英早就蒸上了，菜也大都洗好切好了，郑大妈又是个做饭的快手，不一会儿，小屋里便飘溢着饭菜的香味。郑大妈用抹布把一张簇新的方桌子蹭得接亮，摆上碗筷，周志明问：“怎么淑萍还不回来。”
 
　　郑大妈叹了口气：“谁知道她呀，大概又跟男朋友一堆儿买东西去了。志明你说说，见面才几个月就寻思办事儿，哪儿有这么急茬儿的？我这儿呢，整天价在街道上给别人家做工作，晚婚呀，晚恋呀，可自个儿的女儿倒一通急着张罗，以后人家要给我一句难听的，我不也得听着呀！可不是吗，女大不由娘。”她叹了一声，忽然想起什么，对他又说：“你瞧，我还差点儿忘了，有件事正想和你商量呢，虽说淑萍结婚急了点儿，可到底也不老小了，这几年又越来越瞅着老相，要结就结呗。当妈的，还不是得给她操办哪。先前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回来。
 
　　你王大爷就和房管局说了一声儿，先借了你那间外屋给淑萍办事，你们家的东西都搬到里屋去了，你看呆会儿是不是叫大福子给你腾出来？“周志明刚才一看到门上那对红喜字，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所以就一直坐在王家，没急着进自己的家门。现在，郑大妈虽然主动提出叫大福子给他腾出房子，但辞色上显然带着试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人家布置好的新房叫人家搬出去，他断然不会如此行事，他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他的归来而发生为难和不快，所以连忙摆着手，说：“不用腾，不用腾，腾了，淑萍在哪儿结婚呢，我一个人总好办。”
 
　　“那使不得，我们是看了你不在才借用的，你回来了，当然完璧归赵嘛。”王焕德说。
 
　　梅英正往桌子上端菜，这时便插了嘴：“爸爸，您看这么着行不，让妈和我睡里屋，让志明兄弟暂时跟有福和您在这屋挤两天，让淑萍把事儿办了，咱们再想办法腾，这么久的邻居了，还不跟一 家子似的。”
 
　　大家一齐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志明，本来就抱定了绝不打乱别 人生活的宗旨，也不想和王大爷挤在一起住。邻居好是好，可生活 习惯毕竟相去较远，况且他住进来，衣食住行，人家也会有许多不 便。于是说：“我现在已经住在机关里了，那儿有宿舍，这样上班下 班也方便，省得整天到晚疲于奔命的。今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们，顺便带一床被褥回去。我这房子淑萍就先住着，等有了地方再腾吧。”
 
　　于是王大爷和郑大妈一个劲地说了许多感激和歉疚的话。接着便皆大欢喜地开饭。晚饭吃得很慢，郑大妈使劲往他碗里挟菜；大福子不住地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监狱里吃什么饭哪，干什么活哪，打人不打人哪，等等，王大爷更是十分高兴，喝着酒，咂着京腔插科打诨，他是校场口戏院老资格的票友，一口戏韵倒也吟哦有味，只有梅英一个人不大说话。
 
　　吃罢饭，天色已晚。志明说要拿床被褥走，起身和王大爷他们一起到自己家的屋子来了。
 
　　家……这屋子，这台阶，这门，这儿，眼前的一切，在他的感情中既熟悉又旷远。在跨进门槛的一刹那间，他的鼻子忽地酸了一下，万端感触系于心头，心里暗暗说了句：“啊，我回来了。”
 
　　他家的外间屋已经被收拾得一团新气，他免不了要笑着说几句恭贺和称赞的话，而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笑的心情，颇有些“半是主人半是客”的空茫。他急于想看看家里的那些东西，去寻找一点温暖的回忆。
 
　　里屋本来就小，他家的东西虽然堆放得既科学又整齐，但仍然没能给人留出多少驻足的余地。外屋明晃晃的灯光带着喜气洋洋的调子，把里屋映得半亮，相形之下，这儿更透着一股子陈旧暗淡之气，有点悲凉。物是人非，见物思人，他一想到父亲，思绪就要颤动，爸爸，你真的走了吗？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要你呀！他要向你诉诉委屈；他要报答你二十年含辛茹苦、一粥一粟的亲子之爱，他要得到报答你的机会啊！
 
　　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没法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回忆和感念中，郑大妈和王大爷高腔大嗓地向他讲着他家那些零碎物件所摆放的位置，他不得静，只好拿了一床被褥、几件衣物，打成个行李卷，告辞了出来。
 
　　他又回到了马路上。
 
　　南州的夜晚，繁华，美丽。可这重获自由的第一夜，哪里是他的栖息之所呢？他原来是打算好去办公室睡沙发的，但在出了王焕德家门后才想起手中没有办公室的钥匙，一时进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漫无方向地顺着大街往前走。白天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会儿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什么可以让他高兴的呢？下午纪处长那一席居高临下的教诲刚刚在他心里蒙上一层暗淡的阴影，严君转告他的关于施肖蔚家道中兴的消息又使他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顾虑和不快。他本来是可以立即去找她的，记得在自新河遭到田保善、郑三炮们痛殴后被扔进反省号的那个凄厉的深夜，他是多么疯狂地渴望着能再见她一面，就是加十年刑，就是挨枪子儿也心甘情愿。而现在，当可以自由支配双脚去奔向她的时候，他却不由得踌躇了。严君的话，似乎使施肖蔚八个月没给他来信这一悬疑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她的父亲当了市委书记，自己又上了大学，家境人运，今非昔比。刚才关于房子的小插曲就说明，他还是两年多以前的他，而别人，却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而前进了。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肖萌会成为另一个肖萌，她也许在大学里相知了更为般配的男朋友，而她的家，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欢迎他这个所谓“教育释放”的劳改犯呢？不不！虽然他想念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同她的重逢，向往着在一起互叙别情的欢乐；但是此刻，他却高度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用陈旧的往事搅扰别人的快乐，不愿意看到她在自已突然出现时的尴尬，而宁愿把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就那么永久地、固定地保留下去。
 
　　坦荡如批的柏油马路在脚下延伸，路灯像一串串金灿灿的流星甩向天边，和路边鳞次杯比，匠气十足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显示着都市之夜的华美。在油漆得富丽堂皇的红旗剧场门前，硕大的广告牌上赫然画着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姑娘，他不由得站下来看，显然是出自一位木大高明的手笔，女民警的眼睛画得大而无神，下面的一排黑体字写着：“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南州公演大型歌剧——星光啊，星光”。他继续往前走，在剧场旁边有个冷饮店，不大的店堂里已经人满为患，可仍然有人竭力想要挤进去，路边还有几个卖西瓜和冰棍儿的棚子，支着明晃晃的大灯泡，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招来了一族族闲逛的人群。他心绪空茫地往前走，这久违的热闹街景并不能叫他兴奋。一手扶着行李卷，一手拎着手提包，他觉得自己活像个丧家犬一样狼狈。
 
　　总不能在马路上走一夜吧？他犹豫了一会儿，向火车站走去。
 
　　虽然现在不是火车班次的高峰时间，但宽敞的候车室里仍然拥挤不堪。烟草味儿、汗味儿和西瓜的腐烂味儿混杂着充满了整个大厅。他转了半天，才在一排挤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袱和男男女女的候车旅客的长椅上占住了一个可以容他横下身来的空当地，便怀搂着手提包，头枕着行李卷躺下来。在他的旁边，坐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嘴里喷出叫人发噎的旱烟味儿，不远的地方，几个出差的外地人围在一只大果皮箱边上，正伸着脖子吃西瓜，瓜子吐了一地。有好半天，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脑子里一会儿乱无头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时时又害怕有人对他横躺在椅子上，占了过多的位置而不满。又有几个班次的火车开走了，候车的人渐渐稀落下来，也许是因为太乏了，耳边的噪声慢慢遥远了，模糊了，他的眼前朦胧起来……睡了多久？十分钟？半小时？他突然被一阵嘈闹惊醒，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用无线电话筒大声喊话，又感到身边的人都乱哄哄地应声而起，周围全是杂沓的响动和呼叫，有人在粗暴地推他。
 
　　“起来起来！”
　　“干什么？”他坐起身子，睡眼惺松地看见一个年轻民警正冲他不耐烦地挥手，“起来，到那边集中，听见没有，快一点儿！”
 
　　“集中干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犯人了，不由理直气壮地瞪了瞪疑惑的眼睛。
 
　　“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年轻民警仍旧是那种训戒的口吻。
　　“我，我等车。”因为脱口说了句谎，他顿时出了身细汗。
 
　　年轻民警棱起嘴角，“最后一班车早就出站了，你等的什么车？”
 
　　他一看手表，哎哟，已经十二点多了。冷不防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本市人吗？哪个单位的？”
 
　　他连忙说：“我也是公安局的，是五处的。”
 
　　“五处的？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了？”
　　没法说。
　　“你的工作证呢？”
　　拿不出。
　　民警冷笑了一声，“起来吧，跟我走。”
 
　　没办法，只好挟着行李卷，提着手提袋跟着他往人们集中的一个屋角走去。在候车室的其它地方，一群一群的警察把人们全都往这儿轰，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一次在车站“刷夜”，就碰上公安局的“治安清查”了，不由得很别扭。这年轻民警准是把他当成“刷夜”的流氓，或者当成了“盲流”进城的外地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再不就是个精神病呢。
 
　　民警把他领到人圈里，毫不理会他的分辩，扭身走开了。他只好在人堆里挨埃挤挤地坐下来。望望四周，大都是些脏衣垢面、其貌不扬的外地人，表情呆板地等候着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讯问审查，他们好像对这种清查早都习惯了，反正最后无非是轰走、收容、遣返三种结果而已。
 
　　他抱着行李卷坐着，等着，一肚子全是窝囊。轮到把他叫去问话的时候，窗外已经晨光满天了。
 
　　讯问他的是个中年民警，他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志明的相貌，带着几分惊奇的表情问：“你不是外地的吧？干什么的，有工作吗？”
 
　　他没好气地回答：“有，市公安局五处的。”
 
　　“市局五处的？”中年民警愣了片刻，恍然地压低了声音：“哎呀，你是不是有任务在这儿，让我们搞误会了？”
 
　　“不是，我就是在这儿睡觉来的。”反正也懒得多解释了。
 
　　“哦？”中年民警不无疑惑地冲他手上的被子卷看了一眼，“那你等一下吧。”他向屋子有面的一扇小侧门走去，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又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民警走出来，周志明把头扭向一边，赌气不理他们。
 
　　“马队长，就是他。”中年民警的声音到了跟前，他才转过脸来，目光和那个大个子碰在一起，竟砰然碰出一个火星来！
 
　　“马三耀！大黑马！”他惊喜地跳起来，“还认得我吗产”哎呀！是你呀！“马三耀一把抱住他，把那个民警吓了一跳。”我正打算找你去哪，我昨天才知道你要出来。你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啦？怎么搞的？“马三耀松开他说。
 
　　“睡觉？让你们圈了一夜，睡个屁。”
　　远处，好几个人在叫马三耀，马三耀对中年民警说：“老祁，劳驾你把我这位小兄弟领到你们派出所让他睡一觉，拜托了。”说着又亲明地拍拍志明的背，“好好睡一觉，回头我找你去。”他朝喊声跑去了。
 
　　中年民警是车站派出所的，把他带到所里自己的宿舍，安排他睡下。那个热情劲儿，叫他都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他揉揉自己蓬乱的头发，从床上跳下来，叠好被子，又哈着腰检查了一下是否把那位民警的白床单给弄脏了，身后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睡够啦？你可真能睡。”
　　马三耀站在屋子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豆浆，上面架着几根黄澄澄的油条。
 
　　“快吃吧，都快凉了。”
　　他坐在桌前，大口吃起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吃过一次油条，那是机修厂狱灶炸出来的一种可以吊死人的死面筋。马三耀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吃完，才开口说了话。
 
　　“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以为你要出来了，没想到拖到现在。我去法院问过两次，那帮人，让你急不得恼不得。我也问过你们纪处长，上次我在市局政治部见到他，他想通过政治部到外单位请个反‘四人帮’英雄去作事迹报告。我跟他说，还清什么？你们周志明就是，让他出来就能作报告，差点儿给他下不来台。”
 
　　“你真是，干嘛老喜欢让人下不来台。其实，纪处长人挺好的，我出来不出来又不是他说了算。得了，别扯这些过去的事了。你怎么样，还在刑警队吗？对了，刚才人家好像喊你马队长，提了吧？”
 
　　“提半年了，刑警队副队长。昨天晚上我们抽了部分人帮助分局和派出所清查车站，最近盲流人员可多呢。哎，你还没说说你怎么跑到车站过夜去了呢？”
 
　　“我们家房子借给邻居家办喜事了，本来我想在办公室睡觉，可又没钥匙，所以就到车站将就一宿，结果还让你们给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我，够惨的吧。”
 
　　马三耀没有笑，烧了挠头皮，很不自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呢——，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马三耀有这副吞吞吐吐的口气。
 
　　“你被捕以后，我有一次去市第六医院办点儿公事，办完以后，我悄悄去看了看你爸爸……”
 
　　“是吗，他没问我吗？”他的心有点儿发紧。
 
　　“那时候，他的神志倒还清醒，我没告诉他你的事，只是说你出差了，短时间回不来，我想他当时可能预感到见不着你了，……因为，因为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有点儿像遗书。”
 
　　“是他亲笔写的吗？”他的心怦怦地跳。
 
　　“是他当着我的面写的。这信，我没有通过预审处转给你，因为我是悄悄去的，而且当时这封信他们也断不会给你看，所以我把它保存着，即便是十五年吧，你总有出来的一天。”
 
　　“在哪儿？”他的声音都变了。
 
　　马三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递给他，“我刚才回家拿来的。”
 
　　这张粗糙的、没有格子的白纸上，七扭八歪地写满了字。这的确是父亲的字体，只是被剧烈的手颤弄得变形了，结尾的两行字挣扎得几乎连成一片，可以看出完成这封信的艰难。

 
　　他的全部神经。感觉，似乎都缩在一个小小的点儿上，爸爸，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吗？
　　“志明：
 
　　每分钟都在等你，也许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垂死的父亲盼望儿子一面的那种可怜的心情。今天，你托老马同志来看我，我真高兴。孩子，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走不开，我不怪你，能把精力寄托到事业上是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总说你生活能力低，性格也太软弱，很少说你的优点，你生气了吗？


 
　　我心里知道，你一向是很直的孩子。正直，是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心的魂与源吧。
 
　　“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书桌里，在那个小木盒里面，有几个存折，大概是一万二千多元钱，我本来是准备死的时候交给组织上做党费的，这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敲着锣挨斗的时候产生的。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又在家闲呆了这么多年，我很想为党做这点儿事，也让党了解我。可我今天看到老马同志，引得我是那样想你。我想，还是把这些钱留给你吧。你知道我现在牺牲我原来多年的愿望是多么难过，可我又实在不放心，还是留给你吧，就在第三个抽屉里，钥匙放在笔筒里了。
 
　　“另外，你们单位那个女同志前两天也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一些苹果，我还没吃呢。还有你的那个小朋友，萌萌，也来看过我。孩子，你要回来的早，就来，我真想见见你呀。
 
　　爸爸“
　　周志明趴在桌子上哭了，这两年忍下的所有泪水都一泻无余地放任出来。
 
　　“爸爸，爸爸，是我不好，我在这儿，是我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三耀眼睛红红的，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背，“你，就到我家去住吧，咱们一块挤着住。”
 
　　周志明摇摇头，哭声很低，可全身都剧烈地抖动着。两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条不会哭的汉子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简直不能控制那悲伤的怀念把眼泪催下！
 
　　“走吧，上我家去，我今天上午休息，以后咱们俩就住我那外屋，让我爱人……”
 
　　“不不，”他用手绢揉着涸红的眼睛，推开马三耀过来扶他的手臂，从桌边站起来，“你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没事，我就是哭哭痛快，哭哭痛快……”他把父亲的信叠好，放过衣服口袋里，“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
 
　　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伍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帐。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丝丝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功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痛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暮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偿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
 
　　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
 
　　“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
 
　　啊，他想起来了，这个面熟的姑娘是户籍处的打字员，过去是全局的优秀共青团员，反腐蚀标兵，还来他们五处做过事迹报告，讲她怎样在一些细小问题上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的，公家发了毛巾，她每次都要逐个捏一捏，拣最薄的拿；发了肥皂，也要逐个比一比，拣最小的用，她的私字一闪念全都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被狠斗的。
 
　　他还能依稀记起她做报告时那副严肃而神圣的样子来。侧脸再去看她，才注意到她现在几乎变了一个人了。穿了件深紫色有点儿反光的上衣，衣服的开领处露着米黄色的厚毛衫，有点发红的头发烫成无数圆圆的小卷，高高地蓬在头上，一双乳白色的高跟皮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出怡然自得的响声。要不是以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大概绝不会想象出她过去的那个两条长辫、一身市服的极土极土的形象来了。
 
　　“唉，人啊，”他在心里叹了一声，“变来变去。”
　　出了胡同口，他忽然看见马三耀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沿广济路由北朝南驰来。
 
　　“停停！”马三耀冲驾驶员挥挥手，没等车停稳便从挎斗里站起来，一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绷在魁梧的身躯上。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他用手绢擦擦满是灰尘的脸，匆匆忙忙地问道。
 
　　摩托车没有熄火，显然是不能多谈的意思，他笑笑，反问道：“怎么星期天也忙成这样，局里组织的电影没来看吗？”
 
　　“哪儿还有闲情看电影，今天早上太平街刚发了一个大案，把市政协副主席的家给偷了，市委限期破案。我这不刚从局里回来，从早上忙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市政协副主席，谁呀？”
　　“江一明，941厂总工程师，对了，上午现场勘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认识你，直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是江一明呀，怎么把他家给偷了？偷得惨不惨？”
 
　　“‘现在只发现少了四十多块钱，关键不在钱多少，老头儿是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偷到他家里去，社会影响太大了，所以市里很重视。”
 
　　“行了，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算是烧起来了。”
 
　　“哈哈，”马三耀在他肩上亲昵地拍了两下，“闲话少说，我得走了。等案子破了，我请你一顿，咱们还没好好聊过呢。”
 
　　“那我从今天起就留肚子了啊。”他只和马三耀才有这么多俏皮。
 
　　摩托车带着马三耀哈哈的笑声开走了。
　　他在广济路漫无目的地蹲了一会儿。没有个可回的家，星期天也不那么可爱了。郑大妈一家的日子倒是越过越有味道，抱上了孙子，眼看又快抱外孙了，淑萍木知道办事了没有，该抽空儿去看看他们。对了，得给人家买件结婚的礼物呀。他在身上搜了搜，还有十几块钱，便就近在旁边的玻璃器皿店里买了一套考究的凉杯。刚刚走出商店，站在路边，眼睛突然被人从身后蒙住了。
 
　　“谁？”他挣脱开来，回头一看，惊讶得差点儿没把新买的凉杯给扔了，“杜卫东！哎呀！”
 
　　“我在马路对过儿就看着有点儿像你，果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出来快三个月了。晴晴，你可真是变了样啦，要是迎面走过去我还未准敢认呢。”
 
　　杜卫东上身穿了件棕色条绒夹克装，下身穿着黑蓝色毛料裤子，三接头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再加上刚刚理过发，人显得很精神。
 
　　“人五人六的哪。”杜卫东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电话本儿，“你现在住哪儿，有电话吗？”
 
　　“我现在住单位，今天没事，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现在木行，我木是一个人，还有个人在街对过等我呢，你先把电话和地址留给我，来日方长，找时间咱们好好聚聚。”
 
　　“畸，现在也学得满嘴蹦词儿啦。唉呀，可真没想到能见到你，”他接过小本儿，写上自己的电话，随口又问：“对过儿谁在等你，女朋友？”
 
　　“还女朋友哪，早过时了，我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你不知道？”
 
　　“都结婚啦？”他惊讶地又叫起来。
　　“瞧你急的，喜酒一定给你补上还不成。你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多想你。”社卫东把电话本塞进兜里，抓起他的手使劲握了握，“等着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朝街对过儿跑过去。
 
　　他一直呆呆地看着杜卫东的背影被马路对面的人流淹没，才想起竟未问一句他现在是否找到了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他慢慢地转身往机关里走，路过汽车站也没有停下来等车，路不太远，正可以用来把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慢慢梳理和回味一番。
 
　　生活真是在往前走啊，想想杜卫东当初叫田保善他们捆得那副求爷爷告奶奶的惨相，谁知道现在还能混出这么个幸幸福福的模样呢？真是想不到的。
 
　　他回到西院的小工具房，这儿，简直像个阴冷的地窖。
 
　　南州的初冬，历来多晴少雨雪，唯独今年反常，进了十一月仍然阴雨连绵，昨天傍晚又是一场阵雨，小屋里尚未冻僵的潮虫趁势泛滥起来。他过去是最怕、最腻味这些小虫子的，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把一只瘸腿蛐蛐塞进脖领子，竟吓得脸白手冷，尖声喊叫，那副吓破胆的可怜相让全班男生足足学了一个多月。他呢，从那儿以后一见到这类小动物便越发如芒在背了。刚到自新河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在窑上休息，他看见郑三炮大叉着手脚在树荫下睡觉，眼角和嘴岔上各宗了一大堆黑糊糊的苍蝇在吮食上面的眼屎和口沫，他立时起了一满身的鸡皮疙瘩，那种惊然之感至今记忆犹新。“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比起蚊子来，苍蝇简直就不算什么了，自新河的蚊子又肥又大，个个血红，多得一巴掌恨不得能偏死四五个，晚上在外头看电影，要是不想法子找点儿废纸裹在袜子里，多厚的袜子也得给它叮透。现在，两年过来了，倒也好，一身的娇气毛病全被“生存法则”淘汰而去，他已经很习惯和各种肮脏的小生命为伍做伴了。他走到床前，掸去床单上爬着的几个小虫子，便安然躺了下去，顺手从枕边拿起一本（犯罪心理学》，心不在焉地翻看起来。
 
　　夕阳西下，屋子里的光线暗弱下来，书页上的字越来越模糊一片，其实他的心思并没有专注在书上，读书，已经不能够排遣常常无端浮游于心头的寂寞了。
 
　　忘记是听谁说的了，有人曾经探索过产生寂寞的根源，认为寂寞是心中某种不能如愿以偿的追求和渴望躁动的结果。那么他的追求和渴望是什么呢？是父亲宽爱温暖的抚摸，还是肖萌顾盼多情的眼睛？他一想到在那个把干上都晒出油来的酷夏，她一个弱女独自跑到人生地疏的自新河来看他，心尖就禁不住发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时牵动着用无数眼泪和欢笑缀成的回忆……木，他说过，不去想这些了，可是，在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又没法儿不想，没法儿不想。
 
　　他扔掉书，有意把思绪转移开，——前天，办公楼里已经烧起了暖气，这间寒窑也该生个炉子了，要不就干脆盘个砖灶？反正分配集体宿舍是八字没一撇的事，看来这一冬天非得在这儿过不可了，要不然……要不然，就给她写封信？用一般朋友问候的口吻，淡淡的，告诉她自己出来了……打砖，盘个砖灶，然后……然后呢？
 
　　“笃笃笃”，很轻的叩门声割断了乱纷纷的思绪，星期天，谁会来呢？
 
　　“进来，使劲儿推。”他从床上坐起来，盯住那扇关得很紧的屋门。
 
　　门开了，又关上了。一个人影背靠着门站着，他没用半点儿迟疑便认出她来了。
 
　　“…小萌！”
　　惊讶、高兴和一种复杂的难过心情使他的声音都变了，他试图让自己做得冷漠和矜持些，可是刹那间涨满胸间的春潮不可阻挡地把一切理性的克制都冲决而去，他冲她张开双臂。
 
　　“萌萌！”
　　施肖萌一声不响扑在他怀里，一声不响，两手紧抓住他背上的衣服，脸贴在他的肩窝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他这是第一次拥抱她，也是第一次紧靠一个女性的身体。隔着厚厚的毛衣，他仿佛能感觉到她那柔软的身躯在微微抽动，和自己狂烈的心跳谐振在同一节奏里。在黑暗中，一个冰凉的，软软的嘴唇轻轻贴在他的脸上，唇边的泪水沾湿了他的面颊。他把她搂得更紧，把嘴唇迎了上去。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找我？“她在他的耳边哽咽地问。
 
　　“你，不是在上学吗，我不想让你分心思。”他久久地把她抱在胸前，用力地、毫无保留地抱紧她，很久很久，才慢慢松开胳膊，拉着她坐在床上，‘等一等，我们开开灯。““要木是今天江伯伯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一封不回？”
 
　　“总不能拖着你……”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多难受。”
 
　　他把灯拉开，“过去的事了，原谅我吧。让我看看你。”
 
　　小苗的样子比三年前他们初识时显得成熟多了，身子也比过去稍稍丰满了一些，结实了一些。她低头擦去了眼角的泪，然后对他菀尔一笑，带着点儿心酸地说：“我没变吧？”
 
　　他笑笑，“好像长大了一点儿，长高了一点儿。”
 
　　“我穿高跟鞋了。你呢，身体没垮吧？”
 
　　“你看呢？”
　　他们对视着，小萌搂着他的胳膊，挂着眼泪笑了，“你呀，你真是，出来也不告诉我……”
 
　　“我去过神农街，你们不在了。”
 
　　“我们搬到太平街去了，我爸爸恢复工作了。你现在就住这儿吗？”她皱眉环视着这间小房。
 
　　“啊，家里房子借给邻居结婚了，我临时住这儿。”
 
　　她站起来，把床上的褥子往被子上一蒙，不容分说拉起他的胳膊，“走吧！”
 
　　“上哪儿？”
　　“到我家去住。”
　　“不不，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现在房子很富余。”
　　“不不，你们不方便，……至少，等以后吧。”
　　“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走吧走吧，你就听我的吧。”
 
　　他心里头涌上一团热流，酥酥地向全身扩散，眼前，好像有一片宽阔美好的天地铺展开来……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凤凰”、“三五”、“红塔山”，都是“甲级”烟气，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可那些人呢，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快快快，季虹，我放音乐啦。”
　　“援朝，放下你的单词吧，还没见过你们两口子跳一个呢，快点儿。”
 
　　“算了吧，他不会。小乔，我跟你跳。”
 
　　“哎哎，你们大家都来跳啊，一块儿跳。建国、老四，快来呀，音乐还长着呢，萌萌，来！住你们家的那小伙子哪？叫他也来跳啊。”
 
　　“哎，跳一个吧。”萌萌的声音凑过来。
 
　　“不会，你跳吧。”
　　“非叫我拉你？”
　　“你干嘛硬叫兔子驾辕呀？”他勉强挤出些笑来。
 
　　“萌萌，我能请你跳吗？‘小乔的哥哥过来了，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你们俩跳吧。”他好容易解脱了。
　　“篷篷篷、喳喳喳，”人影幢幢。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着，今天本来是想图热闹的，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儿厌烦，不痛快，总像和这儿有什么隔膜似的，可是又不便走开。
 
　　音乐终于停下来。“哎，建国，你女朋友从巴黎来信都说了什么？跟咱们吹吹。”说笑声旋即灌满了客厅。
 
　　“你怎么不高兴了？”小萌又回到他身边。
 
　　“没有哇。”
　　“话也不说，舞也不跳，那么不合群。”
　　“我就这样儿……有点累。你们玩儿你们的。”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你不会应酬应酬，跟着一块儿说说话？省得人家说你这人别扭。”
 
　　是有点儿别扭。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了，星期天来的，今天，又是星期天了。仔细回味一下，整整一个星期的全部感觉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多因素的别扭。“我回去。”他几次都想这么说，在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这句了。施家的一切没有变化吗？不，有的，有看得见的，也有只能凭着神经末梢才可以感觉到的。宋阿姨虽然在见面的时候对他特别客气，特别笑容可掬，但却分明没有了原来那种亲近的、真诚的关怀。
 
　　“你也木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就领来，真木懂事……”
 
　　他当时隐约听见宋阿姨在自己的卧室里跟小萌说了这样一句，身上呼地一下燥热起来。
 
　　后来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谈判”的，他只听到最后小萌在走出卧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妈，我叫吴阿姨帮我把那间小屋腾出来就行了。”
 
　　他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别别扭扭地说：“别折腾了，我回去。”
 
　　“干什么？”
　　“我住这儿你们不方便，真的，你们不方便。”
 
　　“你是不是又有朋友了？”没想到萌萌倒先提出‘吵遇“的问题来了。
 
　　“没有，只有你一个。”
　　‘那就住这儿。“她毫不犹豫地说，甚至还有点儿恼火。
 
　　萌萌木像原先那样温柔了，变得快爽直率，他现在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是很需要这种性格呢。
 
　　但他还是觉得别扭，虽然人家并没有冷待他，连每天忙得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家里人见一面的施伯伯，在开饭之前也每每要站在走廊里喊一声，“志明，吃饭噗！”这一声就够了，他觉得一股无可形容的温暖一直滋入到心底，就像父亲那滚热的手掌熨贴在胸口一样。那究竟还别扭什么呢？说不清。他有点儿害怕宋阿姨，也有点看不惯虹虹，为什么？也说不太清。
 
　　他不得不常常告诫自己，对别人不能眼光太苛，能够宽容别人的弱点也是一种美德，再说人家既然容纳你在这儿住着，总不该再去挑人家的是非吧。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女朋友讲话一向反对夸张，现在连她都这么说，我想此言大概不虚。”那个叫建国的人把调子很高的声音刺入他的意识里。
 
　　“没法儿形容，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她去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老留学生领她出去转了转，她说整个城市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中国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哟！是吗？”
　　“喷，没治。”　　“巴黎，花园城市，有名的。”
 
　　“哎，援朝，你七五年不是给你们厂技术学习组当翻译去过法国吗？是木是那么美？”
 
　　“我们没去巴黎，去的是里昂，里昂，我没觉得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
 
　　“你呀，大概那些天都让单词给埋住了吧，哈哈哈。”
 
　　周志明望着那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神往的脸，好像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生，那么隔膜。
 
　　“李虹，上次那本‘加拿大风光’还在吗？就是那本画册。”
 
　　“那是借别人的，早还了。”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别看我现在就知道跳舞，我小时候可还是个好学生呢，不信问我哥，我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有拖拉机，只有中国才有我们广济路上的那种霓虹灯，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现在才知道，人家比你富多了！”
 
　　“嘿，告诉你们，有一回一个外国人对我说，噢，就是借我加拿大风光的那个人，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我一想，可不是吗，灰房顶，灰马路，连人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灰蓝色的，连一点儿亮色都没有。我跟他说了，北京还算好的呢，你瞧咱们南州，活像个大工地，这几年老是修修这儿，拆拆那儿，满街都是土，没完没了的折腾，可也没见着好一点儿，还是那么破破烂烂的。”
 
　　“季虹，哪个外国人？是不是那个姓冯的？哎，我问你哪季虹。”
 
　　“噢，你不背单词啦？是又怎么样？”
　　“施叔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借本画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别跟我爸爸学得那么正统！”
 
　　志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向客厅外面走去，客厅里的空气已经太混浊了。
 
　　“又怎么啦？你今天怎么那么不痛快呢？”萌萌从后面跟出来，从走廊一直跟到了大门外面，“随和点儿行不行？跟大家玩一玩就熟了嘛。”
 
　　“不是，里面空气太呛，我透透风。”他望着满天寒星，躲闪着搪塞了一句，他不想惹她不痛快。
 
　　“算了，今天也的确没意思，咱们到马路上走走吧，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挺清静的。”施肖蔚挽上了他的胳膊。
 
　　他们跨过一片没有平整的土地，来到明亮的马路上，潮润的空气凉丝丝地沁入肺中，平坦的马路刚刚被洒水车刷过，映着路灯绰绰的反光。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而今年的严冬却还在北面，姗姗来迟。地上的水潮而软，没有半点儿滑润感，脸上的风轻而柔，使人恍若回到爽然的秋天。…咱新河，他又想起了自新河，在这儿的北面，现在大概已经很冷很冷了，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旷野上的风，呼——呼——，野兽般地爆叫，那是一种能把人的身体一下子吹透的风，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
　　“不冷。”
　　“我姐姐就是那么个人，喜欢顺嘴乱说，其实人挺好。”萌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你们原来的朋友，安成他们，现在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吧？”
 
　　“有时候也来，现在我姐姐调到歌剧院，和他不是一个单位的了，来往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勤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和你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一粉碎‘四人帮’，他就调到厂保卫处当处长去了。”
 
　　“不当团委书记了？”
　　“不当了。哼，自从当了保卫处长，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我姐姐说他爱打官腔了，嘻——”
 
　　“我看倒是你姐姐变了，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直恨自己没把股投到法国去。中国穷、落后，可中国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干嘛呀，还是不是中国人了产‘”畸，哪儿学的那么左呀，监狱里学的吧？得了得了，我姐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其实他们也就是说说，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老百姓说说？““我没不让说，就是不习惯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那有什么，不满意现状总比麻木木仁好，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主人翁，需要既动口又动手的人，你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地方。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其实建国的女朋友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他那些人呢，除了道听途说，再就是从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看两眼。我对电视台就有意见，开头看看介绍发达国家的情况，觉得眼界一开，后来看来看去，全是拣好的往观众眼里塞，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旅游圣地啊，游乐公园啊，这就难免片面了，观众集合得来的印象怎么会准确呢？你说是不是？”
 
　　“唉呀，你操的心太宽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萌萌，你别不高兴，我真的不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些朋友，我是为了你高兴才跟你泡在屋里的，我看你和他们倒是厮熟得很。”
 
　　“难道朋友就不能各有各的观点了吗？都觉得自己正确，可到底是谁正确呢？天晓得。
 
　　大家只要都不强加对方就是了。他们那些观点，我也木赞成，可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妨碍呢？““你瞧那个老四，那么长的头发，要不是留着撇小胡子，我还以为他是女的呢。”
 
　　“他是个工人，工厂里不少人都这副德行，我也看不惯，可也用不着去干涉人家。其实老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以为留长头发的一定不怎么样，马克思还留哪，斯大林、鲁迅不都是小胡子吗，噢，他们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年轻人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啦？”
 
　　“这这这，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呀，简直是胡比。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着装打扮各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当然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我不是反对头发长，可也别耷拉到肩上去啊，你看现在社会上留那种披肩发加小胡子的有几个是表现好的？就是表现好，这方面也不能说成是个优点呀，真的，学了两天法律，倒学出诡辩来了。”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了，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呆一会儿，还吵个没完，其实有什么吵的呢？人和人之间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争来斗去的全是人们自己发疯造出来的，实在没劲儿。”
 
　　他鼓了鼓嘴，却没把反驳的话吐出来，他也不想再争辩了。夜，是多么静，多么美，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愉快呢？也许，只有逃避一切烦恼才能做到身心愉快，可是逃避又偏偏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儿灰星子，这永远是最吃亏的！还是多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敷衍、学会“哈哈哈”吧。至少，今天晚上该把心灵净化一下，无忧无虑地享受享受了，这是多好的夜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
　　他把萌萌搂得挨紧自己，走向灯光如水的前方，真是的，城市，有城市的美。
 
　　“昨天系里开大会，”隔了一会儿，萌萌说，“动员大家自动报名去分校，唉，竟然没一个学生招茬儿的。”
 
　　“学生们怕什么？”他答应着说，“怕条件艰苦还是怕将来分不到好工作？”
 
　　“都怕。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举手报名呢，可你要是带了这个头，反倒把人恨。再说，这的确是关乎一辈子的事，一步错步步错，将来真的把你往哪个小地方一分，你后悔也来不及。”
 
　　“你们还上着学哪，就这么实惠，难道连一点儿共产主义精神。一点儿青年的豪放气概都不想要吗？”


 
　　“我倒是想要，可是大家都是这么‘现实主义’，你也就没兴趣搞什么‘浪漫主义’了。”
 
　　他停下来，可又说不出什么责备萌萌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肥季虹从市第六医院那个老式的大铁门里走出来，端了口气，手伸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捏了捏那张病假条，心里轻松了一点。“——贫血性晕眩，建议轻工作一周。”她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
 
　　她几乎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才想起这位华大夫的。上个星期天，华大夫陆自己爱人——市第一医院常给父亲看病的保健医生，为了他们的房子和儿子的事，来拜访父亲，她当时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实在是太孩子气了。以后，对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香客”，何妨客气些呢，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求上人家了。
 
　　“干脆开一周假吧，休息休息，你们演员请病假扣钱吗？”华大夫的殷勤劲儿就别提了，好像你要是同意让她给你开张病假条，倒是给了她什么施舍似的。
 
　　“不，就开轻工作吧，一周够了。”施季虹胸有成竹。
 
　　的确，一周就够了。到陕西、甘肃去巡回演出的小分队后天就走，她凭着这一周的“轻工作”，完全可以躲掉这趟“官差”。而且只能是“轻工作”，不能是“全体‘减者”半休“，否则的话，有人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阻挠她参加（货郎与小姐）的剧组了，一句话就能砸了她的锅，”让一个’全休‘病号演出，晕在台上怎么办／她不能不防着这一手。至于大后天去参加“爱与美”音乐晚会，就用不着顾忌什么流言蜚语了，反正不是剧院组织的演出，谁也管不着。
 
　　这期（人扔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怎么说来着？成才要具备七个条件——客观环境、主观努力、方法对头、机遇，还有……反正是七条，她倒是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会算计。曹操只懂兵法，不懂诡计，于是才有“夜走华容道”，现在的现实也如此，凡事你不使点心眼儿，算计算计，说不定就让谁把你给算计了呢。
 
　　站在街上，看看表，十点多了。她得先去卢援朝家，拿昨天落在那儿的乐谱，然后再上湖南饭庄和建国碰面。这个不用急，反正说好了建国先去占座地的。
 
　　街上风不小，她骑上车子，正顶。这顶头风也添了她的一丝感慨，当个演员真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唱好演好倒在其次，讨厌就讨厌在还得玩儿命地钻营，不然就得落伍，让更能者甩开。
 
　　说心里话，这两年她真觉得自己是越变越坏，越变越油了。偶尔，她还会思念和流连过去那种纯真、童稚的胸怀。她也曾是一个有着浪漫理想的小左派呀；她也曾痴情地羡慕、崇拜过小说、电影里的那些个英雄人物呀；她从小要强，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做一个英雄人物的幻想也曾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过她呀，那时候，真要叫她上战场她大概也不会含糊的，似乎一直到了十一广场事件那阵子，那点热火也还没有完全燃尽。可是，她现在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这些年她也看破了，英雄人物在哪儿啊？英雄的道路在哪儿啊？无非是作家ffJ在那里垂泪自感吧，她不能一味在作家和自己心造的世界里生活，现实，好像是一部更大更真实的小说，把她改造、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你自己不去为自己奋斗，社会就什么也不会给你！
 
　　为了调到南州歌剧院，她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可是现在看来，她这点奋斗，比起剧院里那几个“宝贝”来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几个“宝贝”，本事也太大了，对有利可图的事，她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叫“闹而优则得”。就说现在院里确定主演（货郎与小姐》的莫丽佳吧，本来已经让电影制片厂借去拍电影了，可她还要回来占上“小姐”的角色，剧院不同意她就闹，走上层路线，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的家都敢去，结果到底如愿以偿，拍片子，演歌剧，两头不耽误，名利双收。
 
　　看来，她也不能总那么老实了，《货》剧虽然昨天已经开排，可“阿霞”这个角色，她仍然不能撒手。这角色粥少增多，有四、五个唱高音的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已经定了个老演员演A角，还悬着个B角和一个挂名以防万一的C角未定，她的目标是B角。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歌剧团又要组织演出队，到陕西、甘肃两省巡回，轮到这种差事，演员队长一向是忘不了她的。
 
　　“施季虹，这次下去得一个月呢，多带点衣服，那边冷。”
 
　　“怎么又有我？今年我已经下去两次啦。”
　　“院里领导要求，这次除‘货郎’剧组的人，能下去的都去。”
 
　　她实在不想下去，下去演出无非是给剧院增加些收入。一下去就得连天演，根本不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为了节省开支，老是让演员睡舞台，连车马店的热炕都不如，洗澡更别想。
 
　　她现在早没有大串联、挤火车那种红卫兵式的浪漫劲儿了，何况给那些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演出，对个人艺术上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县里举办音乐会，她唱了个“摇篮曲”，是个轻声哼唱的歌，可观众里竟有人事后提意见，说她是不是嫌这里没招待好，所以唱得不卖力气。这群土老杆真叫你没辙没治，他们评价演员是否卖力气的标准，全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你在台上扯嗓门儿喊，手脚不停地耍，他们就叫好，认为是卖了力气，票钱不亏。你有什么办法呢？难怪冯先生也说，高级的艺术，能提高人的艺术，是剧场艺术，国外都是重视剧场艺术的。只有在大剧场里唱歌剧或者艺术歌曲的人，才能被称为歌唱家。
 
　　她实在不愿意下去演那种“野台子戏”。
 
　　“我这种意大利唱法，陕西、甘肃那边的人不喜欢听。”她突然想到这倒不失为一个向演员队长据塞的借口，“我下去唱什么，《费加罗婚礼）？那些个羊肚肚手巾接受得了吗？要是我能唱‘翻身道情’和‘信天游’什么的还差不多。”
 
　　“不，”演员队长说，“你这次下去，参加她们女声小合唱就行了。主要是跟着下去看看，学习学习，延安，老革命圣地，不去可惜了。”
 
　　演员队长不这么说则已，一说，她更不想去了。合着辛苦一个月，只是为了和别人凑一个小合唱吗？不，不能去，她要是去了，不要说“阿霞”的角色肯定告吹，连建国给她联系的“爱与美”音乐会也参加不上了。
 
　　“爱与美”音乐晚会是市旅游局青年部组织的。据建国讲，地点在南州市胜利体育馆，准备全清一些新星新秀来唱，形式活泼一点，死板板的老一套年轻人不爱看了。准备搞三场，届时报上发消息，发评论，还可能要逐个介绍参加演出的新星新秀呢，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嘿，出名的好机会。”建国极力怂恿，“我帮你联系，他们举办这事的人直要我给他推荐演员呢。”
 
　　建国是市科技局的一个工人，不务正业，对这种跑媒拉纤的勾当却十分热衷，也很在行。
 
　　果然第二天就领她去和筹备晚会的负责人老刘见了面，今天又约她去湖南饭庄，大概是要告诉她决定性的消息。她已经把要唱的曲目都准备好了。
　　至于“阿霞”的角色，只要不到绝望关头，她就要不懈争取。为这事她已经跟爸爸费尽唾沫地说了一个晚上，只希望他能向文化局打个招呼，或者提一句，暗示暗示也行。可爸爸听完她的话，却说：“你既然说自己嗓音条件好，我相信你们剧院不会永远埋没你的，你要有耐心嘛。这种事，我可不好去命令人家给你派角色啊。”
 
　　爸爸从来不为家里人出面讲话，简直成了他的一条不能更改的规矩，连妈妈病休影响晋级的问题，也是靠她自己奔走活动才解决的。看来，角色的事也只有再跟妈妈磨磨。
 
　　风又大了些，沙子直迷眼。在立交桥工地的右侧，临时开出来的马路又窄又脏，她心烦意乱地下车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畸，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怪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想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掺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领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木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嚷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啦！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畸，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圆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1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 frJ，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把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畸，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踏踏动蹑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地。”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
 
　　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木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三十穴m七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木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批老高。
 
　　‘林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问。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掂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瞟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喂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941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
 
　　“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大人的话你不听，这会儿你后悔啦？”
 
　　淑萍索性嚎喝起来了。
　　梅英挨着小姑子坐下，用胳膊揽着她的肩膀，说：“妈，您就别怪淑萍了，她心里也不好受。”
 
　　周志明是出于一种不便推卸的义务，才要到西屋来的，以他和王家的关系，总得过来说几句宽慰话才行。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素来是拙于辞令的。他望望悲声大作的淑萍，心里也十分没主意，刚说了一句：“淑萍，你别太难过。”便接不上话了。
 
　　“志明，志明哥哥，我，我命，命不好。”淑萍偎在嫂子的肩上，连抽带端地说。
 
　　“啊，啊，”他不知如何作答。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巴巴的压格，头发乱蓬蓬没有梳理，眼睛红肿，比起两三年前的淑萍显得憔怀了许多。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又落到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上，新娘子眼里流出那么甜蜜的微笑，而紧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小伙子……他突然全身僵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张照片，“他，他叫什么？”
 
　　屋里人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连淑萍也停下了涰泣。
 
　　“你问他呀？”大福子指着照片，“叫杜卫东。”
　　“就是他给抓起来了？”他几乎是叫着在问。
 
　　“是呀。”
　　“不，这怎么会呢！”
　　“就是他。你原来认识他？”
　　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滚过一阵慌乱。杜卫东！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不是泣言知悔了吗？不是赌天发誓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吗？一个多星期前，他还在广济路见过他，对了，当时没想到那套凉杯正是给他买的。他是那么一副热情奔放、兴高采烈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去干这种穷途末路、铤而走险的勾当呢？不，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志明，你认识杜卫东？”王大爷跟着问了一问。
 
　　“啊，认识，我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班的。”
 
　　“嗅？”王家人都愣住了。
　　他镇定下来，想了想，说：“大爷、大妈，我能不能跟淑萍单独谈一会儿？你们先回东屋歇着。”
 
　　王焕德困惑地同郑大妈相顾了一眼，站起来点点头。郑大妈走出门以后，把周志明也给喊出来。
 
　　“志明，”她压低了声音，“我们一家一直没沾过这路问题，你说，要不要赶紧的叫淑萍上公安局和他划清界线，办离婚哪？”
 
　　“我看，大妈，先别急吧。法院不是还没判吗？还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大是小，何况这种事，最好慢慢再跟淑萍说，让她自己也多考虑考虑。”
 
　　“是啊。唉，要说杜卫东这个人，倒还是挺勤快的，要是没这个坏毛病…··”
 
　　“行了，你叫志明静一会儿吧，说起来就没完。”王焕德推推老伴，“你不是还得开会去吗？走吧，走吧。”
 
　　周志明返回了西屋。他并没有急着说什么，而是先把这间新房打量了一下。
 
　　在双人床的对面，一只新打的大立柜占据了屋子最显著的位置，从柜门上刻接的花纹上就能看出做工的精细；一对绷了条绒面的小沙发虽然简陋了些，却很实用地摆在了立柜的旁边；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幅的电光剪纸的红喜字，周围略嫌琐碎地点缀着一些年历画和小塑料灯笼之类的摆饰品；紧挨着双人床的是一只五斗橱，橱面上的暗红漆色恰恰和床上的浅绿床单、金黄被面儿构成杂乱而不协调的色彩感，整个屋子的铺陈虽然有点儿俗气，但却透出一股甜丝丝的小康气氛来。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
 
　　“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
 
　　“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
 
　　“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
 
　　“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想到，”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嘛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
 
　　“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
 
　　“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
 
　　“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它……，没干什么。”
 
　　“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
 
　　“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
 
　　“嗅，我知道。”
　　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他看看表，对他们说。
 
　　“我也该回去啦。”
　　又劝了淑萍几句。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
 
　　“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
　　“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
 
　　“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有痛，染上了就难改。”
 
　　“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
 
　　“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
 
　　“那我走了。”
　　“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
 
　　“呢——，”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
 
　　“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
　　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木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
 
　　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
 
　　“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
　　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校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校好挂出来。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
 
　　“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
 
　　“援朝和他可不一样。”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木了解援朝。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
 
　　周志明本来是想过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
 
　　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
　　“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
 
　　“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
 
　　“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
 
　　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
 
　　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 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反正，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 和这几分开过，不在一块住着。那样，跟来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 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
 
　　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


 
　　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
 
　　“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
 
　　“哈！”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I［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
 
　　“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
 
　　“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切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
 
　　“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
 
　　“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咱吃不惯。好好好，晚上见吧。”
 
　　“晚上见。”
　　八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铁。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
 
　　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
 
　　“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广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走，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
 
　　“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
　　“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梆梆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
 
　　“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
 
　　“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
 
　　“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
　　“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
 
　　“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
 
　　“没错，冤枉不了他。哟，这是什么玩意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
 
　　“奶油烤杂拌。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
　　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
　　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于了，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木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
 
　　“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
 
　　“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
 
　　“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杠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告诉你，侦察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维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
 
　　“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木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
 
　　“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得要多得多。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
 
　　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
 
　　“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产”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
 
　　“谁知道呢，他OJ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桃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
 
　　“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做不做由你，信不信由我。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
 
　　“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日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
 
　　“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
　　“就是挺胖的那个。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余太君！说余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木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
 
　　“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木就得了？”
　　“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
 
　　“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
　　“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
 
　　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魔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他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
 
　　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招了格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
 
　　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
 
　　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他说941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
 
　　“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做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
 
　　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大胆大包天了。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
 
　　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呢？也不无道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
 
　　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
 
　　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
 
　　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有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
 
　　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
 
　　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
 
　　“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吵喀，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畸，”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李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
 
　　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好运气！”
 
　　八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
 
　　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南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走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木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做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
 
　　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
 
　　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着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 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 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
 
　　“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产‘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 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 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 了，我干嘛呀！““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人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
　　“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
 
　　“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市委书记呢！”
 
　　“你这是…··，”他无言以对。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
　　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烧得最早，也是烧得最热的，热得叫人难受。他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户，初冬的凉气柔和地扑在脸上，令人清醒，远处的大街上，路灯明亮，一片都市傍晚的喧嚷随风传来。当市委书记两年了，他已经不大体会得出身居闹市的滋味了。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停车到一家书店转了转，人挤人，顾客让营业员拿书，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口气。今天他回家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沿途的情形，结果看到所有菜市场的门口，都是人山人海，甩着长蛇似的大队。也许自己现在真是高高在上，不大容易晓得民生的疾苦了。群众也渐渐不大熟悉我们了，再下去就是疏远、陌生，搞不好还会生怨恨。群众的眼睛喜欢盯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房子好说，是组织按规定分给他的，多了他也不要；车子也是国家根据工作需要配的，像今天宋凡到她一个老战友家做客这种事，也一概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的。可是孩子…雄一叫他难以理直气壮的，是孩子，叫人太不放心了。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想取出那封信来再看看，在身体前倾的一瞬间，桌面的大玻璃板上映出他的脸，苍老的，有点浮肿的脸，额角处的一块老人斑越来越显眼了。唉，真的老了，成难的会议，成山的文件，完全是在疲于应付，而虹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不能不顾。过两天，一定要找她再谈一次，坐下来，认真严肃地谈，不能再放任她了。他倒是觉得，假使虹虹还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话，也许倒不会像现在这样叫人操心。从她现在那些个“披头士”模样的同事们身上，可以想象到她那个剧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虹虹就是叫这些人耳濡目染地带坏了，还有那个姓冯的外商，不知道是怎么认识虹虹的，也不知道都对她灌了些什么东西。外国，外国也不是天堂！虹虹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轻信呢？
 
　　以后，不能让虹虹再和这个性冯的来往了，没好处！
 
　　飞机是晚上八点钟到达南州市的。因为叫不到出租汽车，冯汉章在机场足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南州饭店。他先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客房，他想先洗个热水澡，结果几乎在澡盆子里睡着了。
 
　　洗过澡，精神略略清醒了些，他肌肉松弛地躺在席梦思床上， 拉上被子。被子暖烘烘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在伸手关 灯的一瞬间，他瞥见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正指在0点的位置上，平静 的心绪不禁又下意识地飘忽起来。
 
　　“要不要听听收音机？”他明明知道不需要，可一到这个钟点，还是忍不住习惯地动一下念头，那个幽灵般的图书广告，还会木会再出现呢？…·，
·“……本社出版《婚前辅导》，请听作者融会他所涉猎的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知识，娓娓细述……”
 
　　三天前，当他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娘们儿嗲声嗲气的声音时，内心里的感觉说不清是抱怨还是恐慌。因为马尔逊曾经很明确地对他说过，例常的接头一概用他到香港度周末的机会同D3情报局的驻港联络员进行，而这则通过规定频率播发的商品广告，则是做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联络手段而备用的。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这样“非常紧急”地呼叫去了。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叫的时候，他还以为出了什么凶多吉少的大事，急如星火而又战战兢兢地赶到了香港，特别是当他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并不是那个联络员，而是风尘仆仆的马尔逊和霍夫曼时，两条腿都禁不住发软了，他不知道他们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更加出人意料的还不在于此，当他知道他们召见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他物色的那位“新朋友”的情况时，几乎没法地控制住一腔子的无名怨火儿！他物色这个新朋友的事，在前一次接头时就已经同联络员讲过了，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个开端，完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火上房似的赶来问究竟。如果单是霍夫曼，倒还可以理解，这家伙常常闲来生事，总想花样翻新地搞点动作，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根本不考虑这种紧急召见会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情报员的心理上产生多大恐慌。可叫人糊涂的是，为什么连马尔逊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惊动来了？
 
　　那次莫名其妙的接头过去以后，好歹平静了一个时期。三天前，这则《婚前辅导》的广告，再一次从广案的夜空不期而至。他仍然不敢有所怠慢，立即推掉了手头上几桩待办的业务，也推掉了和施季虹约好的消遣，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揣摩和猜测，便行色匆匆地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他不知道这次召见仍然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重要事情，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沉重的慌乱中，他倒宁愿还像上次那样，不过虚惊一场。
 
　　他是讨厌霍夫曼的，而霍夫曼有句座右铭却是至理名言：“间谍职业的第一要素是勇敢无畏。”到现在，他才开始能用自身的体验来感受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而又具体的内容了。无可否认，青年时代的那种对冒险生涯的天然喜好一去不复返了，他对过去曾经那么崇拜和热衷的间谍工作已经彻底地厌倦了，只剩下那个不免可怜的梦求——退休！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个梦想中的归宿呢？干了这么多年，他才刚刚明白，退休，是一个间谍的最体面。最荣耀、最理想的结局。他把这几年的“自我”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说实话，三年前他在这个危途上初试之后就开始有点儿畏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儿胆略和自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或者说是有意在为自己能够平安告退而争得一点儿资本，如此而已。即使这样，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在间谍舞台上活动的人，如果不是情愿的，那他就免不了得天天去嚼咀去体味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感和重压感，得去长期忍受寂寞的折磨，这个折磨能把你的虚荣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剥掉，让你很快就变得精疲力尽、神经脆弱。他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在陡岸之间走钢丝的人，稍稍出乎常规的动静立即会使他心惊肉跳。一个没有外交特权，不享受司法豁免的人，别看你现在像个贵宾似的躺在这张温暖的席梦思上，说不定过一刻就会被扣上手铐，扔进阴暗的牢房中等死。木行，他身上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不能再想下去了。
 
　　他狠狠翻了个身，竭力使自己从委顿不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仗还没打，就怕兵先疲了。
 
　　他知道放任这种思绪来控制自己会有什么样儿的结果，他现在常常逼着自己往好处想，往宽处想，有时想起马尔逊，心里也会热一下。现在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尔逊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高于情报的主张和种种爱惜、保护情报员的举措，实在是高明的，有远见的。就凭着这位上司，他有时倒也情愿再为他搏一搏！
 
　　这次和他接头的，又是马尔逊和霍夫曼。马尔逊最近以D3情报局亚洲地区处的主任之身，又兼挂了D3派遣部副主任的衔头，上眷独隆，官势正盛，这可以从霍夫曼对他恭敬从命的态度上，看出一二。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冯汉章自己的惶恐，在马尔逊和他谈话之前，他一点也估不出这位情报界的巨头千里迢迢赶来和他接头，是喜还是忧。
 
　　接头是在马尔逊下榻的饭店里进行的。早有人替马尔逊订下了一间相当豪华的客房，房内的装满据说是仿照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样式，连水池的开关，洗澡的喷头都按中世纪的规格含了八成金。但冯汉章却觉得那套现代化的浅色沙发有点煞风景；落地座钟的外形也太单薄，缺少那种古典味道的沉重感，没办法，香港人的趣味向来俗，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搞得半古半今，非驴非马。
 
　　马尔逊身著全黑的西装，外表上显得年轻了许多。当马尔逊用瘦骨棱梭的双臂紧紧拥抱他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念头蓦然撞上心扉，“……如果，向马尔逊提出来，离开中国……，行不行？”
 
　　而这话却是极难启口的，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位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司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和失望。一向，他在马尔逊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勇可嘉的，他不能不珍视这点资本。
 
　　“喝点咖啡？”马尔逊主人似的招呼他坐下，“你们中国讲究喝热茶，或者来点茶？”
 
　　“不，来杯咖啡吧。中国人嘛，喜欢茶，而我更习惯咖啡的味道。”他在说“中国人”三个字时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招得霍夫曼怪里怪气地笑起来，那笑声使他觉得屈辱，妈的，我要是马尔逊的话，就绝不叫霍夫曼再管情报员！
 
　　是速溶咖啡，沏起来很方便。马尔逊呷了一口，笑着说：“为了这次阔佬身份的旅行，我几乎同医生闹翻了。医生建议我到地中海一带去过冬，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老年支气管炎有好处。啊，怎么样，你的气色看来也不大好，工作上有困难？”
 
　　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仍然拿不准该不该说。在短暂的沉默中，只有那架落地座钟发出防晒的有节奏的鸣响，一下一下在他心头叩击着。从对面的镜子上，他能看到霍夫曼怀疑的目光剑一样射向他的脸，哦，那是一张相当老相的脸，可他，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生活可以重新建设，他的安乐，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安乐，如果只是因为今天的一点点虚荣心而被耽搁被错过的话，岂不是自误终身吗？木，他得早点善为己谋，谋一退身之路了。
 
　　“最近，我的身体……常常有点儿，有点儿虚弱，老是头晕、心悸、气短、健忘，唉，真是见鬼，才四十来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
 
　　霍夫曼双肩一耸，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你看过医生了么？”
 
　　他摆摆手，“医生是看过好几个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有点疲劳过度，我想，也差不多，我在中共大陆工作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他观察着马尔逊的反应，继续试探地说：“如果能休养一下，松弛一下，时间长一点儿，当然，咂——，也许会好的。唉，精力确实是大不如前了，我那个公司也答应过给我休假，时间由我自己定。”
 
　　马尔逊的脸上还是挂着老年人那种慈祥大度的微笑，但并没有对他的试探作任何表示，只是说：“你现在不过是战略性派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所以精神上不妨尽量放松。”语锋一转，蔼然问道：“你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如何？”
 
　　他当时还以为，马尔逊突然问起他手上的这个情报来源，是出于对他能否撤出南州市的考虑，如果这个情报来源的价值很大，他做为指挥者和情报传送者当然就万万走不开了，不但走不开，还得 死钉在南州市围着这个情报来源打转地。经过这几年的间谍生活，他也算悟出点门道来了，像他这样的间谍，别看数年训练、迂回派遣，花的工本木小，可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介情报员，只能搜集一般性情报和公开性情报，最多干点物色情报员和传递情报的差事。他的自然条件注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相反，那种靠他发展起来的，能直接接近情报目标的当地人，才是真正的情报员，哪怕他们没受过任何训练，又笨又蠢，但就凭他们那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也要身价百倍，而他这种全能间谍，其实反倒成了这些人的陪衬了。如果马尔逊认为这个情报来源不能放弃的话，那自己也就绝对走不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局面了。于是他略略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嘛，自从调了工作，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情报来源的价值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从这个人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而我现在却还欠着帐，我原来是许过愿资助留学的。”
 
　　“资助留学？”马尔逊却像是极感兴趣，“这么说，你们之间还有一条利益关系的锁链，好，这很有利。”
 
　　“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我们没必要兑现的。”
　　“马尔逊先生是另外的意思，”霍夫曼解释道，“我们考虑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想在南州小试一番，是的，计划并不复杂，但很有趣。”
 
　　马尔逊用白细瘦长的手指点起一根乌黑粗大的雪茄，泰然吐出一日浓浓的带甜味儿的烟气，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事得我们共同来干，或者说，得由你来干。”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马尔逊所要他来干的这件事，就是这次接头的事由了。他心里飘过一阵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马尔逊的嘴巴。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对南州的941厂一直……，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一直鞭长莫及，在我们的情报拼图上常常缺少这块重要的拼版，看来，今后短时期内也难于有所突破，你的那位朋友一走，我们就更无从得到什么了，这是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从你上次汇报的情况看，南州市保安部门对我们在那个地区航空工业方面的情报兴趣似乎仍然是十分警觉的，这当然不奇怪，那里的军工企业，特别是941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是他们的保卫重点，对那个工厂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是敏感的。这就好了，我们既然暂时打不进去，那就不如投其所好，利用他们的敏感来做一篇极妙的文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那个计划。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马尔逊把节奏放慢了些，“这个计划的代号为0，目的是要造成南州市保安机关的错误判断，从而引诱他们自动把注意力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在一个荒唐的战斗中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这类以假乱真的计谋在国际间谍战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制造种种复杂的骗局扰乱对方的正常工作早就成为现代间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了很有意思。特别是对中国，很多间谍机关至今还极少有机会对它施展一点哪怕是极小的骗术，用医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保安机关对骗术缺乏抗菌力。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有兴趣在南州小试一下。”
 
　　“机会？”冯汉章咀嚼着这两个字，他猜不透马尔逊的所指。
 
　　“上次你不是同联络员谈起过一个发生在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里的盗窃案吗？”
 
　　“是的，难道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吗？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而且已经破了案，事情早完了。”
 
　　马尔逊把脸挨近他，包着一圈老人环的棕色瞳仁一动不动，嗓子里发出一种苍老的、丝丝的喉音，神秘，又有点恐怖。
 
　　“我们可以不让它完！听着，年轻人，这个窃案是发生在一个大军工企业的最高技术人员的家里，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保安官员，你会无动于衷吗？不会！你的职务上的责任和习惯会使你做出许许多多的假设来，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成全你。0号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设置一个巧妙的陷阱，有意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描上间谍活动的色彩，有意提供你所拼命追求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富于戏剧性的假设。让你兴高采烈地去寻找和捕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陷在这个只有天晚得的无头案里不能自拔！这样，我们这个木大不小的玩笑便算是开成了。你明白了吗？”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又问：“这个，……怎么才能使对方听命于我们呢？我不明白。”
 
　　“一切细节我们都设计好了。”霍夫曼说着，瞥一眼马尔逊，“马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是最权威的设计家。”
 
　　马尔逊对霍夫曼的巴结似乎既不喜欢也无厌恶，无动于衷地说：“关键是要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用西方的俗语说，叫‘替罪羊’。噢，具体行动方案霍夫曼已经像背电码似的背熟了。”
 
　　0号计划的整个方案是霍夫曼叙述给他的。现在，躺在床上，他并没有兴趣去背诵马尔逊为这个计划规定的那些具体细节，他一遍又一遍想着的，是在接头结束时，马尔逊握着他的手，说出的那段直率得令人吃惊的话：“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完全理解，情报员通常不愿意在上级面前承认长期忍受恐惧的痛苦，这无可非议，但是任何情报员都瞒不了我。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木光彩的事。晤，我想——这样吧，等0号计划完成了，你可以去度你们公司里给你的休假，好好松弛一下，我劝你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转转，那儿的冬天很暖和，摩纳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去过那儿，只是你不要陷在蒙特卡罗俱乐部里去就行，哈哈哈。”马尔逊很轻快地笑起来，嗓子里的臃痰丝丝作响。
 
　　“当然，”马尔逊接着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疲倦，也可以就撤回来做一段长期的休息，养养精锐，对我来说，情报是次要的，而情报员才是最宝贵的。况且，让情报员在不佳的精神状态下勉强工作，也容易危害情报事业的本身。究竟怎么办，由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感到迫切需要回来长期休息，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但是有一条，我们刚才谈定的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完成！”
 
　　马尔逊和他握手言别的这番慷慨大度，关怀备至的话，使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涌满了一肚子难以表达的感激。对于他，实质性的话只有两句，“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这是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是二，而关键又全在第二句上，如果计划完不成，很显然，前一句许诺也就只能是雨后的彩虹，好看，摸不着的。
 
　　床头柜上的小座钟轻轻地响了一下，几点了？他把飘远的思想拉回来。该睡了，该睡了。
 
　　翻个身，把又困又晕的脑袋埋进软软的枕头里。就是在腰中，他似乎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冲动着的希望和兴奋。
 
　　号上刚刚上班，周志明就来到了刑警队。
 
　　在队长办公室，马三耀皱着眉头，用极为挑剔的神情仔细审视 着他的介绍信。
 
　　“哼，我说你们五处的人就是弯弯绕太多，既然对我们不放心，把案子接过去不就完了吗。”他晃晃那封介绍信，“干嘛还来个‘了解情况’啊，真是会动笔墨心思。”
 
　　按说，周志明满可以木理他这一套，凭他和马三耀的关系，即使反唇相讥一通也并无不可，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两句。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
 
　　“我声明在先啊，第一，不是不放心，第二，木是枪案子，因为江一明同志反映他放在家里的笔记本被人移动过，从政治保卫这个角度，我们处叫我到你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如此而已。”
 
　　“畸，真学得会说话啦啊！我不听你这套虚的，前几天你在九仙居是怎么讲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你对这个案子的结论不放心嘛，不冤枉你吧？”
 
　　“我不放心管什么？你看看介绍信，我们还专门写上了这是马局长交办的事，就是怕你骂我们乱插杠子。九仙居？谁让你灌我那么多的，我那天酒后胡言，你也当真的。”
 
　　“你那是酒后吐真言。”马三耀脸上浮起一层讥笑，“你嘛，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不然，马局长的大笔怎么那么巧就点到你的心思上去了。”
 
　　周志明可有点儿恼羞成怒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来你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不是有史以来没错办一案，没错抓一人吗，有这个真本事还怕什么呢？”
 
　　“我怕什么？别说你了，叫你们段兴玉来我也不含糊。小王，王玉山！”马三耀冲外屋喊了一声。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民警应声走进里屋，周志明一看，真巧，正是两年前到他家去抓他的两个陌生大汉中的一个。王玉山也认出了他，愣了一下，有点儿难堪地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你来啦，你现在还在五处吧产”啊，啊。“他点点头。
 
　　马三耀说道：“你到老武那儿去，把11·17案的全部卷宗都拿来，就是太平街那个案子。”
 
　　王玉山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又想起什么，站下说：“对了，调资办已经把你的表现材料整出来了，现在在我那儿呢，说让你抽空看一遍，最迟明天就得往局里报了。”
 
　　“我不看了。”马三耀想都没想便挥了挥手。
　　王玉山走了，马三耀拍拍自己的椅子，对周志明说：“你就在我这儿看卷吧，我有事少陪了，有疑问的地方，你先记下来，回头咱们再谈。”他出了门，又回过头补了一句，“中午别走，就在我们这儿打尖儿吧，我有饭票。”
 
　　马三耀刚走，王玉山抱着几本卷宗回来了，还刷了一只杯子给周志明沏了一杯配配的茶，搭讪了几句，也出去了。屋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坐在马三耀的位子上，开始翻看这些卷宗。
 
　　大概是由于还未正式结案的缘故，主卷没有装订，材料全都散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卷宗皮里，他先把现场勘查记录找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十五分，接到941厂保卫处副处长安成报告，该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被窃，要求派员勘查。……发现被窃时间：七点三十分。发现经过……”
 
　　勘查记录的头儿他看得很潦草，凡不重要的地方只是一眼扫过，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保护人员和见证人的名单、职业和住址，则干脆翻了过去。
 
　　“勘查工作开始时间：十时零五分，结束时间：十三时三十分。勘查程序……”
 
　　紧接着下面是现场所在地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的记录，他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所以，那张“现场方位图”虽然画得过于“象征”，可他还是一看就明白了。
 
　　“……房屋坐北朝南，西墙距太平街路沿二十三米，并间隔一排南北走向的白杨树荫，东墙距34516部队营区围墙十米，南北两面均为同式房屋，间距十米。……“……洗漱间南窗虚掩，窗台上有很重的揩拭痕迹，玻璃窗和纱窗的锁别完好无损，从该窗至卧房现场中心的地面上均有揩拭痕迹，……在抽屉的领眼周围，有半寸宽的木条被凿劈而断，破坏痕迹显著，破坏工具似为扁平铲类物件。
 
　　“……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太平街方向）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创览了一遍。
 
　　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盾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
 
　　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
 
　　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着，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
 
　　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难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 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 一种客观。
 
　　屋门开了一道缝，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 调把志明吓了一跳。
 
　　“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
 
　　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
 
　　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
 
　　在王玉山的呼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
 
　　“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
 
　　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
　　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

　　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吮卿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
 
　　“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木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的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
 
　　“目标选择的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941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941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战！”
 
　　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在门口，马三耀说：“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
　　“木知道，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
 
　　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通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股俄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千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社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社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划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浆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嘲！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
 
　　‘林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
 
　　地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施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
 
　　“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
 
　　“严君，噢。”
　　“你什么时候从自新河回来的？”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
 
　　“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
 
　　“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呐，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
 
　　“好好好，逛吧逛吧。”
　　“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施肖蔚喷笑着使劲拽了他一万胳膊。
 
　　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肖萌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了。


 
　　“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二百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
 
　　“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
　　施伯伯和来阿姨对季虹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虹带大的。
 
　　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试，志明本想请她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
 
　　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新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旧地重游了。”
 
　　“咳，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的都那么没水平。”
 
　　“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
　　“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
 
　　“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
 
　　“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脚。”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
 
　　“咳，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
 
　　“噢？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
　　“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
 
　　“他怎么说呢？”
　　“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木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
 
　　“嗯？”
　　“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
 
　　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
 
　　“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
 
　　“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奸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俄战着。
 
　　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
 
　　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
 
　　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
 
　　“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请教？可不敢当。”
　　“瞧你，还拿糖。”
　　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
 
　　“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它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前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君这人怎么样？”
 
　　“什么？严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儿明白，可还是淡淡地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她嘛。”
 
　　“好好的，干嘛问起她来了？”
　　“好好的就不能问啦？我看……我看她对你还挺好的。”
 
　　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
 
　　“啊，是吗？”萌萌笑了。
　　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他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
 
　　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
 
　　“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么？”
 
　　“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
 
　　“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嗅！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
 
　　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
 
　　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秀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
 
　　“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地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
 
　　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
 
　　“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木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
 
　　“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
 
　　“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
 
　　“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
 
　　“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嚷嚷，“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
 
　　“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
 
　　“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咪！”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
 
　　“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木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划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
 
　　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咯咯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卿卿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
 
　　“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
 
　　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日。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
 
　　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喀了一句：“你姐姐是不对。”
 
　　“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
 
　　“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木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明暗的。”
 
　　“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止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产‘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
 
　　“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
 
　　“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
 
　　“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
 
　　“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
 
　　“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
 
　　“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城东区，市政工程队。
 
　　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
 
　　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地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汽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会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
 
　　“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
 
　　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博，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
 
　　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木就得了。”
 
　　“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
 
　　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
 
　　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
 
　　“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
 
　　姓傅的工人顶多木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
 
　　“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
 
　　“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
 
　　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
 
　　“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
 
　　“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
 
　　“没错儿。”年轻工人说。
　　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
 
　　“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地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
 
　　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
 
　　“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
 
　　“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
 
　　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
 
　　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
 
　　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941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
 
　　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
 
　　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呼俄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0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呢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
 
　　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木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
 
　　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 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
 
　　“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 现在的。”
 
　　“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4A沽娘，多可爱！”
 
　　“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针问他。
 
　　“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
 
　　“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
 
　　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
 
　　“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
 
　　“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
 
　　“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
 
　　“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
 
　　“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
　　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
 
　　“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清半天假吧。”
 
　　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秀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
 
　　“那你早点儿睡吧。”
　　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
 
　　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
 
　　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来阿姨上医院，下午木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
 
　　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
 
　　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
 
　　“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
　　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
 
　　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
 
　　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叠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
 
　　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
 
　　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
 
　　“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
 
　　“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
 
　　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
 
　　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
 
　　周志明恍然大语地站起来，“这说明社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
 
　　“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
 
　　“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
 
　　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
 
　　“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痛。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作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
 
　　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你拿来。”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味——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资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察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耀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来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来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水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11·17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声蜚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胜而走，成为人们扯闲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察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它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么没可能产‘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气，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争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过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呕——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难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
 
　　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赚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懊，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他。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直。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
 
　　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河底”，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
 
　　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察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它方面， 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
 
　　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 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 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
 
　　“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
 
　　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
 
　　纪真的口气是不客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
 
　　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
 
　　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
 
　　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
 
　　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
 
　　“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
　　早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212”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
 
　　1117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察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
 
　　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941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941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941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
 
　　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
 
　　“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
 
　　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什么。”
　　“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
 
　　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
 
　　“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
 
　　志明眼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
 
　　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察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察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
　　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二证据！
 
　　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
 
　　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功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
 
　　“林谦和。”那位民警十分礼貌地笑着说。
 
　　“段兴玉，”科长也通报了姓名，然后对着车窗外透来的一丝亮光，看看手表，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谦和说道：“林所长，如果情况没有变化，现在就动手怎么样？”
 
　　汽车向941厂宿舍楼开去。路上，段兴玉又问：“搜查工作的见证人请好了？”
 
　　“请好了。”林谦和苦笑一下，“咳，现在请个见证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邻居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得罪人，怕往后见了面不舒服。我们请到的这个人就住在他楼上，是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
 
　　在离卢援朝住家几十米处，他们停了车，步行来到楼下，因为卢家住二楼，他如果拒捕的话，从楼后阳台往下跳是可能逃脱的。所以，小陆同原来守候在这儿的一个派出所民警到楼背后去堵那条唯一的逃路，林所长到楼上去请见证人，其余的人便来到二楼。楼道里静静的，周志明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敲响了卢家的门。
 
　　屋子里，传来咯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前停住。被一种很俗气的淡黄色漆成的房门拉开了，正房里日光灯刺目的光线把门边走道的墙壁映得瓦白一片，在门口的逆光处，站着一个女人，眨着吃惊的眼睛，想辨认这一群穿蓝色警察服的不速之客。
 
　　周志明没容对方有所反应就一步跨进门去，宽宽的肩膀把泞不及防的开门者撞在一边，那人尖声叫了一下，周志明不由得愣住了！
 
　　“萌萌！你怎么在这儿？”
　　施肖萌先是惊讶得发呆，旋而又用恐惧疑惑的眼神瞪着拥进过道冲向内室的几个警察，声音发抖地对他问道：“你……你们要干什么？”
 
　　卢援朝和他弟弟卢跃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望着闯进来的警察，手足无措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叫卢援朝吗？”陈全有跨步向前，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分外响亮。
 
　　“是。”卢援朝似乎很快便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
 
　　“现在拘留你。”陈全有亮出拘留证。
　　“我犯了什么罪？”卢援朝紧张地质问道。
 
　　“签字！”没做任何解释，陈全有果断地把拘留证摆在桌子上。
　　“他犯了什么罪？”施肖萌从走廊里冲进屋子，突然横在陈全有和卢援朝中间，“同志，请问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
 
　　陈全有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你是他家的客人吗？我们在执行职务，请你马上离开。”
 
　　周志明从走廊里跟进来，拧着眉毛正要对肖萌说什么，隔壁房里传来卢援朝母亲颤巍巍的声音：“谁呀，是谁来了呀？”
 
　　施肖蔚朝隔壁跑过去，段兴玉跟着一起过去了。
 
　　卢援朝没有再争辩，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拘留证上签了字，陈全有又向他出示了搜查证，他也一块签了字。然后，抬起头对陈全有问道：“我01单位知道不知道？我手头上正在翻译一份外文资料，厂里急等着要用的。”
 
　　陈全有收起拘留证，答道：“‘厂里的工作你不用管了，跟我们走吧。”
 
　　周志明过去给卢援朝戴上手铐，目光在卢援朝脸上很快地扫了一下，似乎能感觉到卢援朝的眼睛冲他流出一种宽容的微笑来。
 
　　隔壁屋里，传来老太太呜呜咽咽的哭泣，夹带着段兴玉温和的劝解声。卢援朝被两个民警一前一后押着往外走，到了门口，突然 转过身来对他弟弟说了一句：“别怕，我什么事也没有。”
 
　　卢跃进是个待业青年，年纪比周志明还小一点儿，和他哥哥的 书生外貌相反，他长了一副宽脸盘，短脖子，背阔腰圆，样子很茁 实。在陈全有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他被这种严厉的场面弄得有些惶然不知所措，在他哥哥被押出屋子以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平息下来，代之而起的却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的两手怒气冲冲地插在腰上，斜凌起眼睛，冲着跟在林谦和身后走进屋子的一位女邻居喊起来了：“出去出去！没你的事，看什么热闹！”
 
　　陈全有把搜查证又在他眼前抖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对这间屋子进行搜查，她是请来的见证人，你无权让她离开。你也别走，作为卢援朝的亲属，你也是见证人。”
 
　　卢跃进一梗脖子，“怎么着，要抄家吗？”
　　陈全有根本不去理他了，和周志明、林谦和几个人开始在屋里搜翻起来。
 
　　卢跃进的混劲儿也上来了，用短粗的胳膊把正要搜查书架的林谦和一挡，吼着说：“少动！这是我的东西，你们要按搜他的，那是他的床，其它都是我的东西，我又没犯罪，你们搜不着！”
 
　　陈全有沉下脸，走过来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要继续阻碍我们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周志明和卢跃进不熟，但有一面之交，他拉开他的胳膊，连推带劝地把他弄到沙发上，“跃进，搜查证上写明是搜查你哥哥的住处，不是光搜他个人的物品，你不懂，别再惹事了。”
 
　　卢跃进望望陈全有胖大的身躯，比他足足猛出半个头，只好顺势下了台阶，不吭声了。
 
　　这间屋子摆设不多，除了两兄弟各自睡觉的床，一个小衣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等几样；回家具外，墙角立着一个没完全打好的大立柜，一对小沙发也显然是新打的，样子不坏，这大概就是社卫东的手艺吧。
 
　　塞在床下的箱子也拉出来了，施季虹提到的那件橙黄色的尼龙登山BRte放在里面，周志明取了出来，在扣押物品的清单上登了记。
 
　　床上床下，桌子的抽屉，连那个尚未挂门的大立柜都细细地搜了，什么可疑也没有。大家差不多都停了手，只有林谦和还蹲在书架下一本一本地抖着书页。


 
　　周志明知道，卢援朝这个书架，所载不多，种类知繁，有单位里发的政治书籍，新新的，大概从来没有翻动过；有外文书，是清一色的技术资料和工具书，还有几本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约是卢跃进的财产，奇怪的是几本关于天文学知识方面的书不知怎么也上了这个书架。他站在屋子当中朝书架看了一会儿，轻轻对陈全有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陈全有点点头，刚要说什么，林谦和突然喊叫起来：“这是什么？你们来看！”
 
　　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小金属盒子，陈全有接了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冲卢跃进冷笑了一下，说：“这架微型照相机也是你的东西吗？”
 
　　卢跃进脸色顿时煞白，吃吃地说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我不知道……”
 
　　“这儿好像还有东西。”林谦和把书架最低一格的旧杂志统统搬出来，从杂志后面又拿出两只小瓶子，周志明接过打开，闻了闻，他觉得背脊上有股凉丝丝的汗往下流，事实！这就是事实！事实无情，他的脑子乱成了一锅浆子。
 
　　“什么东西？”
　　“密写药，还有显影药……”他发呆地说。
 
　　厂援朝被抓的消息几天之内不胜而走，一时间，在941厂内成了头条新闻，卢援朝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与人无争的书呆子，竟然是个间谍特务，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间谍，除了电影上能见到几个间谍外，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遥远。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间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身边……，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新鲜。
 
　　在熟人的眼睛里，卢援朝是个历来不大关心政治，上班来，下班走，和和气气，无亲无仇的人，业务上挺不错，生活上又攀了市委书记女儿的高枝，运气正在得意。也许正因为现实与印象如此相悻，才更使这个原来看上去很平凡的人物带上了一圈神秘甚至怪诞的光晕。
 
　　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于是添枝加叶地在厂里和社会上哄传起来。有人说他有一部高级电台，在发报的时候被公安局的讯号检测车查出来了；有人说在他家里挖出了手枪和炸弹；还有人说他准备把941厂破坏掉以后逃到国外去……，据从厂保卫处传出的“权威”消息说，他七五年去法国时就和外国人有过不正常接触，在里昂住旅店又违反出国人员住宿规定，一个人住了个单间，半夜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钻进了他的屋子……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对卢援朝的公开拘留，11·17案已无密可保，继续经营和扩大战果都丧失了可能性。
 
　　剩下的便只是如何公开处理的问题了。因为卢援朝与市委书记施万云家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些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群众便常免不了要把议论的锋芒指向施家，甚至还流传了一部特务策反市委书记女儿的现代“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虽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但毕竟影响很广，因此市委领导指示公安局在短期内迅速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交付公开审判，一来教育群众，二来肃清流言。
 
　　为了尽快结束预审、提请起诉，陈全有小组一连十来天都住在单位里加班，因为从卢家当场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密写器材等特务用具，所以第二天便将卢援朝由拘留转为逮捕，并押往预审处看守所，由五处和预审处共同进行审讯。
 
　　周志明这些天的工作主要是对几个细枝末节的证据做补充调查，有时也帮严君一起整理审讯录音。对卢的审讯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每次大陈和严君从预审处回来，都能把当天的审讯情况大致描述一番，从他们嘴里，他知道卢援朝断然否认了对自己的全部指控。
 
　　“这家伙，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大陈摇着头笑道，“其实他这一手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落个认罪态度不好。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像这样的案子，有目击者的揭发；有现场勘查的痕迹，又当场搜出特务器材，人证物证俱全，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他自己不承认，白搭！预审处的同志说，按间谍罪，判他个无期徒刑，富富有余！”
 
　　在卢援朝被逮捕两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预审工作，全部案卷连同证据材料，随起诉意见书移送了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处理了两天扫尾工作以后，大陈因为孩子割阑尾请了事假；小陆准备学习驾驶摩托车，也忙着办他的“学习执照”去了；案子上既没什么事可做，严君便也抽身出去收拾这些天积累下来的内勤事务，办公室里顿时清静下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段兴玉走进办公室，看了一眼独自趴在桌上抄写案卷目录的周志明，突然问：“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有两个星期了吧，干嘛？”
　　“得回去看看了，那也是你的家嘛，总该回去帮着干点儿什么家务事，尽些义务。今天下班回去，明天别来了，给你两天假。”
 
　　是该回去看看了。
　　下了班，他骑上车回施肖萌家来了。
 
　　施伯伯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家里，因为卢援朝被抓而带来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消退，晚饭的气氛是沉闷的。
 
　　宋凡脸上有点地浮肿，饭厅里的暖器虽然烧得烫手，她还是在棉衣外面又披了件粗呢短大衣，她很没有胃口地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
 
　　周志明看了看她的脸色，轻声劝了句：“阿姨你吃得太少了，我再给您盛一点儿？”
 
　　宋凡摆摆手，问道：“你这么多天没回来，净忙卢援朝的事了吧？他究竟属于什么问题，查清了吗？”
 
　　周志明没想到她会知道自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先是一怔，马上明白小萌一定是把在卢家看到他的情况告诉她了。于是支吾了一下，未及回答，宋凡又说：“我到市委问过了，还是前些天问的，他们说正在查。外面的人们都议论他是里通外国，他又跟小虹有这么个关系，我当然应该去问问清楚，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小虹也好早有个态度呀，这牵涉到你施伯伯的名誉问题。”
 
　　志明瞥了季虹一眼，她埋着头只顾吃饭，从未凡的话中可以听出，季虹显然没有把她出面检举的事向母亲透露。他迟疑了一下，对宋凡说：“拘留卢援朝的时候，我去了，后来审查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听说是有严重问题的。”
 
　　“听说？哼，过几天都要公开审判了。”来凡淡淡地一笑，接过吴阿姨刚刚彻好热茶的保温杯，打开盖子嘘了一下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盖上，说：“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有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更不要说我们了。既然不愿意跟我们说，好吧，等老施回来我叫他去问吧。”她说罢站起身来，端着保温杯离开了饭厅。
 
　　季虹匆匆扒了两口饭，放下碗也走了。从刚才来阿姨的词色上，周志明明白她对他的吞吞吐吐是很不满的。此刻他想对肖萌说点儿什么，但见她也始终沉着脸，慢吞吞地数着米粒往下咽，便没开口，默默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到厨房里帮吴阿姨刷了一会儿碗，等又回到饭厅的时候，施肖萌已经吃完了，正坐在饭桌前发呆。他在她身边坐下，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那天，在卢援朝家里，我看你不该说那些打抱不平的话，你那么一嚷嚷，卢跃进也来劲儿了，你走以后他差点儿要动武，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一冲动起来什么荒唐事都敢干的。”他停了一下，观察着她的反应，又说：“我原来也不相信卢援朝会有问题，结果事实证明真有问题。看来咱们平时只了解他的表面，并不了解他的实质。”
 
　　施肖萌冷冷地抬起眼皮，望着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搞公安的眼里，天下没好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是特务，是反革命。现在社会上小偷、流氓狂得不得了，你们倒不抓，凭个照相机就能认定是个特务广”照相机，你怎么知道？““卢跃进早告诉我了。”肖萌很不屑地说：“你们这些搞公安的也太土了，还真以为跟电影里那样，特务都跟傻瓜似的，拿个照相机专偷秘密图纸？人家比你先进多了，要你的图纸干什么？你们懂不懂科学？人家的卫星把你有几根汗毛都数出来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啊！”
 
　　“那照相机怎么解释呢，自己长出来的？”
 
　　“就不能是其他人放的吗？现在这种照相机在国外街上随便买。”
 
　　“现在并不是光凭这架照相机定案的，我们还有其它证据。我的意思是，你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心实在让人受不了，将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怎么能适应呢？”
 
　　“我的志愿是做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是弱者，我是同情弱者的，我愿意在法律上给他们帮助。我说的是政治犯，小偷。流氓不管！”
 
　　“律师的责任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帮助法庭公正审判，尽管是为被告人争取无罪和从轻，也绝不等于同情政治犯呀！这话说得没一点儿原则，难道坏人也值得你同情吗？”
 
　　“坏人，有几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坏人我见得多了，我过去比你还恨这些人，真心的恨！可究竟谁是坏人，有多少？连我爸爸妈妈都当过坏人。行了行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够愚弄了，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什么好人坏人，我只知道——人！”
 
　　“人又不是抽象的，你，简直荒谬。”
　　“你现在说我荒谬了？你在自新河烧砖那会儿，我如果不是凭着对你这个‘坏人’的信任，凭着同情心，能不顾一切地去看你吗？那会儿你怎么不说荒谬呢？”
 
　　周志明张口结舌，“好人坏人，总有客观标准嘛……”
 
　　“你就是客观标准？”肖萌越说越抬杠了。
　　“算了，我讲不过你，讲对了你也不服，反正你不要固执己见，对卢援朝这件事，你不了解全部情况，最好别在外面乱发表意见。”
 
　　施肖萌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生气了，“以后别老这么嘱咐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不想总让别人指手划脚！”
 
　　志明皱起眉头，“你今天碰上什么不顺气的事了，说话这么刺儿。我劝你别管卢援朝这件事也不是坏话，怎么叫指手划脚呢？”
 
　　“卢援朝的事我管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看守所看他去呢。”
 
　　周志明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了吧，这你还骗得了我？卢援朝是未决犯，未决犯是不难探视的。”
 
　　施肖萌冷冷地说：“我可没那么大心思跟你骗着玩。今天上午法院已经正式通知我，卢援朝请我做他的辩护人，我决定接受了。明天我要同我的委托人会面，请问公安人员，这符合规定吧？”
 
　　他愣住了，“什么，你做辩护人？你又不是律师，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当什么辩护人，你，你别去。”
 
　　“你不是很懂得规定吗？法律规定：除律师外，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以及人民法院允许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辩护人，这是我的权利，请你别干涉。”
 
　　“卢援朝的案子铁证如山，你能辩出什么来？让法院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当辩护人不也很好吗？不是职业律师的人当辩护人，只能了解简单的案情梗概，连案卷都不能看的。”
 
　　“怪事，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庭辩护？为什么？如果不是冤假错案，不是轻罪重罚，你们怕什么？我非去不可，这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爸爸妈妈反对也没用。”
 
　　志明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脸色阴沉着向门口走去，“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去就去，是不是冤假错案，是不是轻罪重罚，到法庭见吧。”他拉开饭厅的门，愣住了……宋凡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
 
　　“你们，在说什么？”
　　他没回答，低下了头，让开了路。
　　“小萌，你们在说什么？”宋凡走进饭厅，声色俱厉，她显然已经听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
 
　　“我要给卢援朝出庭做辩护人。”施肖蔚毫不畏惧地说。
 
　　“谁让你去的？”
　　“我自己。”
　　“这是你自己的事吗？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根本不管！刚才我已经和你姐姐谈了，连她都同意和卢援朝划清界线，不再保持关系了，你还要往里掺。现在外面对家里的谣言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一来，不更要弄得满城风雨了吗？”
 
　　“阿姨，”周志明说话了，“这是卢援朝自己提出来要萌萌做辩护人的，法院也许可了。”
 
　　“她不会不答应吗？法院总不会强迫嘛。卢援朝自己提出来的，他怎么不提别人，不找个律师，专找你呢？‘”我也是学法律的。““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冲着你爸爸来的，还不明白吗？你爸爸是市委政法书记，他拉上你，好让法院判轻点儿，这是司马昭之心，明白得很的！”
 
　　“你，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
 
　　宋凡气急败坏地说：“萌萌，你怎么学得这么倔呢？你不要把家里的话当耳旁风，这几年，你干的那些一意孤行的事，没有～件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不是你母亲？这种母亲我真当够了！”
 
　　周志明在旁边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来凡还在翻萌萌去自新河看他的老帐，或者还包括擅自把他领到家里来住……“志明，你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劝了她没有？”
 
　　“来阿姨，”他咬了一下嘴唇，“我不同意她去，是因为她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不恰当。可这是她自己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
 
　　宋凡脸上发青，饭厅里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沉默。
 
　　“那好，我的话算没说，你们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去吧！”
 
　　她说完走出去了。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
 
　　——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席的正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碧蓝的衬幕前赫然醒目。
 
　　上午八点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片嗡嗡的声浪从黑压压的人头中传来。
 
　　周志明和严君是在开庭前半分钟来到法庭的。


 
　　周志明来旁听，与其说是为了欣赏肖蔚的辩护，倒不如说是因为案件的本身，这个看起来普通实则奇特的案件，已经把他牢牢地吸引了。至于施肖萌的辩护，他并没有抱多大兴趣，甚至觉得对肖萌自己来说，这场辩护也是一件十分无味和十分难堪的事情。
 
　　严君却是实打实地冲着施肖蔚的辩护而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心理，大概是觉得周志明今天的主要兴趣一定在肖萌身上，所以也想来看个究竟吧。
 
　　他们两个往四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了两个不挨着的空位子，在一连串“劳驾”、“对不起”的抱歉声中挤了进去。
 
　　施肖萌已经坐在了审判台右侧辩护人席位上，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她今天穿了身很老式的蓝上装，雪白的皮肤在深色衣服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她低头翻着摆在面前的辩护词，一丝紧张隐然牵在嘴角上，——也许，只有周志明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在她的对面，是公诉人的席位，坐着一位四方脸盘的中年人，正侧着头，目光自若地在旁听席上扫来扫去。
 
　　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鱼贯走进大厅，人声顿时静下来。
 
　　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她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
 
　　铃声。
　　静场。
　　“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
 
　　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
 
　　“提被告人卢援朝到庭。”
　　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齐注向左侧的耳门。卢援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逍逼，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茸茸的短发，刺猖似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
 
　　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她面向卢援朝：“被告人卢援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
 
　　卢援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
 
　　“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
 
　　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
 
　　“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国营941厂翻译员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重要绝密情报一案，经南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本院审查确认，卢援朝充当外国情报机关特务，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撬开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住宅，非法窃取我国防工业绝密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后果是严重的，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卢援朝犯罪事实如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卢援朝以串门拜客为借0，在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窥见江一明记载有关我国防工业重要绝密材料的工作笔记本之后，遂起意窃取，并在临走前暗中拉开江家洗漱间窗户的插销，为行窃做了准备。
 
　　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左右，卢援朝乘江一明末在家中过夜的机会，携带外国特务机关提供的微型红外线夜视照相机，从洗漱门窗口潜入江家，撬开存放笔记本的抽屉，窃拍了江一明的工作笔记本，并将与笔记本置于一处的肆拾元人民币同时窃走。
 
　　“根据941厂技术部鉴定，被窃拍的笔记本所记载的内容为国家绝密级文件材料。
 
　　“根据南州市公安局的勘查、调查、鉴定和证人的揭发检举，以及从卢援朝家中起获的特务用具等大量确凿可靠的人证物证，本院确认：卢援朝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犯有反革命间谍罪，结合犯有盗窃财物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31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捕前任国营941厂技术部翻译员，在押。
 
　　此致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洁明“公诉人庄严有力的声音仿佛给整个起诉书的结尾打上了一记鲜明的惊叹号。他微微停了一下，向审判长行了注目礼，然后坐了下来。
 
　　按照审判程序，审判长宣布开始庭审调查。
 
　　“被告人卢援朝，”审判长一丝不苟地问道：“‘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你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南州市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窃取国家绝密材料，你承认这一指控吗？”
 
　　卢援朝用暗哑的声音答道：“不承认。”
　　“你大声回答。”审判长要求。
　　“不承认。”卢援朝把声音抬高了一倍。
　　“嗡——”一片议论的声浪在旁听席上卷过。
　　“那么你回答，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江一明的家？”
 
　　“江一明的家我是那天下午去的，是和我女朋友施季虹一起去的。晚上大约七点多钟我们同江总工程师一块儿离开那里，然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这段话大概在预审中讲过很多遍了，所以他回答得十分流利。
 
　　“那天晚上七点半钟到十二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回家睡觉，我经常不到九点钟就睡觉了。”
 
　　部分旁听者发出轻轻的哗笑声。
　　公诉人举起了一只手，要求插话。
　　“审判长，被告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江一明家进行犯罪，是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
 
　　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据，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说：“现在宣读南州市公安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现场勘查记录。”
　　审判员左侧边角上的书记员开始宣读，周志明对现场勘查记录已经背得烂熟了，他毫不费力就能听出所读的是从哪一段落中节选出来的。勘查记录读完了，又读了刑警队调查鉴定材料中关于卢援朝的那一部分，读完，审判长问：“被告人卢援朝，以上证据材料说明从现场出入口到现场中心，都有你的鞋印和指纹，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用不着解释，这都是我下午串门的时候留下的，夜里我确实没有去。”
 
　　“那天晚上你在家睡觉，是否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呢？”
 
　　“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对了，我弟弟跟我睡一间屋子，你们可以叫他来问。”
 
　　审判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这样说，“传证人段兴玉出庭作证g”她把目光向审判席左侧移去。
 
　　段兴玉步态从容，从左侧门走向证人席。
 
　　“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段兴玉，南州市公安局科长。”
 
　　审判长面向证人席，“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如实提供证言，有意做伪证或者隐匿证据的都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现在你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被告人是否具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
 
　　段兴玉耽了一下，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十一月十六日晚七点半钟，卢援朝离开江一明家，七点五十分左右回到自己家里。晚九点钟和他住同室的弟弟卢跃进到杏花西里停车场替人值夜班，卢援朝独自留在屋里睡觉，所以，他是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的。”
 
　　段兴玉退下了证人席。审判长问道：“被告人卢援朝，刚才证人的证言证明你弟弟卢跃进那天没有在家过夜，他显然是不能证明你当天夜里的活动的。”
 
　　“我……”卢援朝的声音略略有点儿慌张，“我记不得他那天是不是替人看车子去了，平常他是睡在家里的……”
 
　　“审判长，”公诉人又举起了手，“南州市公安局在依法对卢援朝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当场起获特务用具，无可辩驳地证明被告人接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我建议法庭出示这些物证加以确认。”
 
　　根据审判长的命令，法警取出微型照相机、密写药、显影药，陈示庭前，引起不少听众的兴趣，纷纷欠身翘看。
 
　　审判长目光凌厉，“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在预审的时候就说过了。”卢援朝的声音很冷淡，“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也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审判长，”公诉人有些愤然了，“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被告人一味狡赖，拒不认罪，请法庭继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又将目光移向左侧，“传证人施季虹出庭。”
 
　　施季虹在左侧门出现了。她一身素蓝，在一名法警的指引下进入法庭，听众们的目光跟着她走向证人席。周志明却坐直了身子去看肖萌，只有他，当然只有他才能明白肖萌的那副惊怔不已的神情。他看不见卢援朝的脸，但是那上面惊呆的表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施季虹，南州歌剧院……演员。”她答得有些口吃。
 
　　审判长照例做了关于应如实作证的告知，然后说：“证人施季虹，你现在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向本庭提供证 口。
 
　　“我……，”施季虹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缘故，一时说不出话来，梗在那儿好半天才发出一种细弱的声音：“我是……被告人卢援朝的朋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就是我和他到住在我家旁边的江一明家做客的。那天晚上，我是十点多钟躺下睡觉的，可是一直到十一点多钟也没睡着，我起来倒水喝，当我走到窗户跟前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江一明家的洗脸间的窗户开着，可里边又没点灯。我知道那几天江一明不在家住，家里是没人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晚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呢，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影从那窗户里跳出来，当时月光很亮，我看清那人原来是卢援朝。”
 
　　“季虹／被告席上的卢援朝突然叫起来，”你是在胡说，在欺骗！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叫喊声引起全场哗然，审判长用尖锐的铃声盖过一片乱哄哄的议论。
 
　　“被告人不要打断证人发言。”审判长严厉地注视了一下情绪激动的卢援朝，转过脸对施季虹说：“你继续讲。”
 
　　“那个人是他！是他！我看得很清楚！”施季虹也失去了平静，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死人一样白，眼镜的玻璃片一闪一闪的，他穿了件银灰色的登山服，从江一明家跳出来，就是他！就是他！”
 
　　施季虹不知是激动、气愤，还是紧张，胸口剧烈起伏，急促地喘着气，几乎说不下去了。
 
　　“证人，他跳出窗户以后怎么样？”审判长适时地问道。
　　“他关好了窗子，一眨眼不见了。当时我很害怕，心慌意乱的，没看清他是怎么跑掉的。


 
　　再往后，再往后，我就缩到被子里，不敢再到窗前去看。当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人了，是幻觉，还一直把他往好处想。可现在，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事实是无情的，我不能再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了，我要揭发他，他是伪君子，是特务，是特务，他是个……“审判长打断她的话：“证人，关于你看见卢援朝夜间从江一明家跳出来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实需要补充吗？”
 
　　施季虹这才很疲倦地端出一口气，摇头说：“不，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讲了，请法庭严肃处理。”
 
　　“好，”审判长把脸转向右侧，“公诉人有什么要对证人问的吗？”
 
　　公诉人：“没有。”
　　审判长又转向左侧，“辩护人有什么要问的吗？”
 
　　施肖萌马上欠了一下身子，声音中略略带着些紧张，“辩护人要求向证人提一个问题。”
 
　　这是开庭后辩护人要求提的第一个问题，旁听者们都极感兴趣地坐正了身子，在此之前，庭审的主角地位一直是由那位公诉人占据着，而辩护人似乎早已成为数学上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儿了。
 
　　施肖萌把目光正对着姐姐的脸，问道：“证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你从窗口望见有人从江一明家跳出来的时候，你的房间里开着灯吗？”
 
　　施季虹怔了一下，旋即说：“没有。”
 
　　“江一明家有灯光吗？”
　　“没有，刚才我都讲了。”
　　“在你家和江一明家之间有路灯吗？”
 
　　施季虹眨着困惑的眼睛，隔了一下才说：“你不是都知道吗？”
 
　　“证人，清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路灯。”
　　“既没有任何灯光，你在黑暗中怎么能够辨认出那个跳窗子的就是被告人呢产‘施季虹的口气有些不耐烦，”其实我刚才都讲过了，我是在月光下看到他的，当时月亮把外面照得很白。“施肖萌向审判长点点头：“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
 
　　听众席上漫过一片失望的议论声，周志明听到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嘟嚷了一句：“这辩护人，瞎耽误功夫！”
 
　　审判长示意法警把施季虹带下了场。
 
　　接着，作为施季虹证词的印证和补充，审判长命令宣读了两份证明材料。
 
　　一份是南州市气象台提供的关于十一月十六日夜间的天气情况——除傍晚有过一场约二十分钟的雷阵雨外，全市天气，晴。
 
　　另一份周志明很清楚，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场侦查实验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证明：一、在十余米左右的距离内，在毫无人工光照的条件下，凭借月光是可以基本准确地辨别出所熟悉的人的轮廓，相貌，姿态和衣著的；二、橙黄色的尼龙绸登山服在月光下呈银灰色。
 
　　这两份证据材料是对施季虹证词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听众席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审判长令法警取出从卢援朝家里搜获的那件橙黄色的登山服，向卢援朝出示。
 
　　“被告人，这是你的登山服吗？”
　　卢援朝探着脖子辨认了一下，抬起头说：“好像是我的。”
 
　　审判长不满于他的模棱两可，“你看清楚，究竟是不是？”
　　卢援朝又辨认了一下，说：“是，是我的，可那天我根本没穿。”
 
　　“嗡——”听众们显然对他的一味否认不满意了，卷起一片嘲笑的声音。
 
　　审判长简短地向身边的两位陪审员征询了一下，断然宣布庭审调查结束。
 
　　审判程序进入了法庭辩论。
　　公诉人发言，他的词色都是踌躇满志的。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的话很简短，从刚才庭审调查中所看到的大量人证物证上，足以说明被告人犯有起诉书中所提出的罪名，被告人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完全是徒劳的。被告人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的任务，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罪行是重大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被告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此，我所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是包含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的，被告人在预审期间和刚才的法庭调查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无理抵赖，只有负隅顽抗之心，毫无悔罪改过之意，这说明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是很大的，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从重予以惩处，我的话完了。”
 
　　公诉人语句镇骼，台下有人意忘记法庭纪律，鼓起掌来。
 
　　在这种情绪气氛一边倒的局面下，施肖萌站了起来，在众目瞪腹之下开始了她的辩护。
 
　　她拿起了写好的辩护词，又放下来，两手撒开扶在桌沿上，周志明看出来，她紧张，也有点地激动。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她的声音没有放开，几乎全被听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淹没了。
 
　　“肃静，”审判长短短地打了一下铃。
　　施肖萌用力把声音放大了，露出了很清亮的本色。
 
　　“根据法律规定，我受被告人卢援朝的委托，为本案担任辩护人。在开庭之前，我向人民法院了解了案情，仔细阅读和研究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并同被告人进行了会见谈话，刚才又听了法庭的庭审调查，现在，根据事实和法律，我就此案提出辩护意见如下：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我认为，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所使用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对本案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是无罪的！“这一段石破天惊的开场白，像是在滚油锅里烧了一瓢冷水，顿时引起满场轰然大哗，好半天，审判长才想起打铃来压制沸腾的喧产。
 
　　听众的强烈反响，不但没有使施肖萌惊煌，反而像给她注射了一支镇定剂，至少，她已经牢牢把全部听众，连同整个审判席都吸引了！
 
　　乱哄哄的人声静下来，仿佛只用了几秒钟就静得连一声轻轻的咳嗽都能传遍全场，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只留下她金属般的声音“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为了论述我的结论，请允许我对今天法庭调查的全部证据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分析。
 
　　“第一，南州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采取到了被告人的鞋印和指纹，这是木错的，但是被告人在发案的当天下午曾有正当原因去过现场，一直到晚上七点半钟才离开。而现场勘查记录并不能肯定地确认，在这些鞋印、指纹中，确有一部分是在晚七点半以后留下的，因此，刚才宣读的现场勘查记录只能是一个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第二，证人段兴玉关于被告人的弟弟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因在停车场值班而未在家中过夜的证词。只能证明被告当晚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不能得出他一定作案的结论，这是显然的；第三，刚才在法庭上展示的特务用具，虽然是在被告人家中搜出，但并不能绝对排除他人陷害的可能性，因此严格地说，也没有独立的证明力。”
 
　　她收住话头，身上的紧张感不但早就荡然无存，甚至于还显出了一些轻松萧洒的风度来。
 
　　她把目光在哑然无声的大厅里环视一下，继续说下去：“那么，能够维系公诉人指控的，能够把这些不肯定或者不自立的证据联结成一条完整锁链的那个主要的、核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证人施季虹刚才当庭所做的证言。证人施季虹在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十一点半钟左右，亲眼目见被告犯下起诉书中所指控之罪。我承认，这一证言与其它证据之间并无矛盾和逻辑上的其它混乱，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这个核心证据不过是一纸谎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其它那些先天不足的证据，难道还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好，下面就让我来证实我的假设。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证人施季虹在证词中几次谈到，在她家与江一明家之间没有路灯，两家的屋里都没有开灯；公安局的侦查实验记录也说明了当时的犯罪现场没有任何人工光照，施季虹仅仅是在月光下发现被告从江一明家的窗子里跳出来的，并且同样是在月光下认出被告的面孔和他身上衣服的银灰色的视觉效果；气象台的证明材料又进一步说明，发案当天除黄昏一场阵雨之外，天属大暗，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丝丝入扣地自成逻辑。但是很遗憾，他们忽略了一条人所共知的常识——天晴未必有月，另外一条天文学方面的常识大概就更不尽了然了，那就是，在阴历的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月亮是随在太阳后面一起西落的，夜间绝见不到它的倩影，十一月十六日恰恰就是阴历九月二十七，整夜没有月亮，我这里有一份南州市天文馆出具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我也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即便是晴天，在证人施季虹家与受害人江一明家的间隔地方也是漆黑如墨，看东西只有隐隐一个轮廓。毫无疑问，证人施季虹在她当庭所做的证言中，所谓银灰色的登山服；一闪一闪的眼镜；被月光照得很白的脸，等等，统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被告人正是在被这样虚假地告发之后，他的住宅才被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在这种情况下搜出的物证，在证明被告有罪方面究竟有多少法律上的价值，我想是毋庸多言的。
 
　　“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起诉书中对被告的指控无法成立，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就要结束对本案的辩护，我最后所要强调的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法律的一贯精神，也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希望法庭对本案的判决能够体现这一点。”
 
　　施肖萌敏捷干净地收住话尾，向审判席和旁听席微微欠身，各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坐下。
 
　　这一刹那，大厅里依旧肃然无声，但是顷刻之间，议论声、感叹声、争辩声，轰轰轰！像由远而近的汹涌海潮席卷而来，整个会场被震撼了！
 
　　审判长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压制不住一片喧嚣。
 
　　在沸腾的人声中，周志明一声不响地呆坐在椅子上，他感觉出自己紧挨的拳心里，已经捏满了汗水。从心底到舌尖都泛着苦味，悲剧！对于一个侦察人员来说，辛辛苦苦地铸成错案是最大的悲剧！周围的喧吵像是收音机里放大了倍量的噪音，冲得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难受。卢援朝既是冤枉的，那么跳窗子作案的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谁！是谁！是谁！是谁！
 
　　他的思绪混乱一片，无法安定，然而，那一向灵验的直觉很快就凝聚到了一个点上，——施季虹！
 
　　铃声不断地响着，“肃静！”人们渐渐静下来，目光一齐往向审判席。
 
　　审判长用超乎寻常的平静口吻继续主持着审判。
 
　　“公诉人要求答辩吗？”
　　在急转直下的形势前突然处于败势的公诉人也力图保持着冷静的气度，但却似乎缺乏那种临场应变的经验，只是干巴巴地摇了一下头：“不，公诉人不要求答辩。”
 
　　审判长泰然注视着公诉人，没有急着说什么，周志明明白，她是有意给公诉人一个思考的时间，也许，他会要求撤回起诉，但是，公诉人没有要求。
 
　　“好，现在宣读南州市天文馆提供的证据材料。”审判长不再等待了。
 
　　正在这时，周志明看见前面的旁听席上一阵人头骚动，一个声音叫道：“有人昏倒啦！”后面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伸头张望，从一层层人墙的缝儿里，周志明看见宋凡被人扶着往外走，一面还有气无力地摆手对扶她的人说着什么，他吓了一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挤了出去。
 
　　出了审判庭，穿过过厅，下楼梯，还是没能追上宋凡。在法院大楼的门口，他碰上了刚才扶她出去的那个女同志。
 
　　“劳驾同志，刚才那个人怎么了？要紧不要紧？”
 
　　女同志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可能是里面空气不好，闷的，她自己走了。”
 
　　“啊——”他松了口气。
　　回到审判厅的时候，天文馆的材料早就念完了，审判程序已经到了宣判前的最后一个项目。
 
　　“被告人卢援朝，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本庭给你最后陈述的机会，你要说什么吗？”
 
　　卢援朝僵直的背脊一动不动，半天才用几乎是哭腔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了，事实都摆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请法庭公断吧。”大概是由于过分的激动，他挺直的身体索索地抖起来。
 
　　紧接着，是约莫半个小时的休庭，当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再度出现在审判席时，全场静下来。
 
　　审判长站起来，略带抑扬顿挫的声音灌满了肃然的大厅。


 
　　“现在宣判。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公诉人，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三十一岁，河北省保定市人，原系南州国营941厂技术部第一研究室翻译员，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被南州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辩护人，施肖萌，南州大学法律系学生；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间谍罪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对被告人卢援朝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组成合议庭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对卢援朝间谍案开庭审理。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听取了被告人的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证言，对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
 
　　本庭审查确认，证人施季虹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三时左右目睹卢援朝非法潜入 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住宅的证言虚假；南州市气象台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天气情况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其余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卢援朝犯有间谍罪，因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本庭根据以上事实，特依法判决如下：判决被告人卢援朝无罪。
 
　　本判决为第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以内向南州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俞泽珍，人民陪审员曹利平、聂凤歧。“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宣布将卢援朝当庭释放。卢援朝转过身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激动，高高地举起两只手，听众席上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散庭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旁听的人群走光了，法庭外面宽大轩亮的过厅里只剩下周志明和严君两个人，在等段兴玉从里面出来。
 
　　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
　　“我们又该忙了。”严君凝目窗外，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轻声说：“现在这么个局面，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真的，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呢？”
 
　　周志明半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双手拢着一只膝盖，他此刻只觉得累得不行，就像一个刚刚打输了一场比赛的运动员一样，身心交瘁，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但像今天法庭上的这种风云突变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去答严君的话，脑子里此时不知道是属于混乱还是属于空白，突然，他从堵在胸口的一团乱麻中看到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线头儿！
 
　　——萌萌……怎么会对天文知识这么熟悉呢？
　　大厅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段兴玉，而是施肖萌，严君先向她打招呼。
 
　　“祝贺你啊，辩得挺成功的。”
　　施肖萌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周志明说：“小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
 
　　施肖蔚把带着些敌意的目光在严君身上瞥了一下，脸色惨白，说：“我也正要和你谈谈，你现在没空吧？”
 
　　周志明丝毫没有听出后面这句话的双关含义，说道：“等我找你吧，到学校去找你也行。”
 
　　施肖萌没说什么，下楼走了。严君脸上有些尴尬，看见周志明转回脸看她，便扯开话说：“走吧，咱们到后面找找科长去。”
 
　　两个人穿过一条细长走道往后面的休息室走，后面也同样是静静的；只有靠顶头的那间屋子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
 
　　“老段，对这个证据的疏忽，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也了解到施季虹最近同卢援朝有过争吵，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周志明听出这是那位公诉人的声音，便和严君推门走了过去。
 
　　屋里，只有段兴玉和那个身材魁梧的检察员，检察员看着他们，收住了话头。段兴玉说：“这是我们处的侦察员。”他才又接着说下去。
 
　　“现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律都严格规定了证人资格的条件，对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考查，就是想保证证言的客观性。”
 
　　段兴玉说：“这主要是我把问题看简单了。”
　　检察员看了看手表，从衣架上拿下大衣，说：“她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是要追究她的诬告行为的。”
 
　　段兴玉连忙抬起一只手，‘攸，老罗，我看检察院能不能先不采取什么行动，我分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诬告和伪证问题……“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也行，”检察员思索了一下，说：“先交你们侦察清楚也好，回头咱们两家再商量吧。”
 
　　他同段兴玉握手道了别，先走了。段兴玉脸色沉重地走到衣架前，默默地穿大衣，穿好，才低声说了一句：“走吧。”
 
　　他们俩一声不响跟在段兴玉身后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段兴 玉突然回过身来，目光和周志明碰了一下。
 
　　“看来，我错了，你对了。”
　　wb在施肖萌为卢援朝的辩护轰动法庭的当天晚上，南州市歌剧院首场公演著名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华丽的红旗剧场内外，灯火辉煌，盛况空前。
 
　　饰演“阿霞”的A组演员因为昨天突然患了急性咽炎，首演便临时改由B组的施季虹替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登上歌剧舞台，然而这第一次就演砸了锅。
 
　　在化装室，她心慌意乱，差点儿将口红涂到眉毛上；在台上，她神木守舍，几次错走了位置；轮到她的唱段，不是抢拍便是冒调，简直还不如个业余的，气得乐队指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后台大发脾气，导演也恼火万分，四周都是埋怨声，说什么的都有。她一面推说头痛，一面连声自责，因为这场演出毕竟关乎自己今后在剧院里的前途，所以后半场的演出，她硬是强打精神，排除杂念，好歹平安地顶下来了。
 
　　散场以后，她身心交瘁地回到化装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装，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她，史剧院长要她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
 
　　她胸口一阵跳，猜度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她，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
 
　　史副院长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她既没有谈起上午的审判（也许她不知道吧），也没有问及刚才的演出，而是一边忙着别的事情，一边指指放在桌边的一只扁形的皮箱，对她说：“派你趟美差吧。”
 
　　“美差，去哪儿？”
　　“到北京去一趟怎么样，我们跟中央歌舞团借的那套独舞的服装人家马上要出国使用，已经来电报催要了，原来准备派院部老黄专程送一趟，车票都买好了，可他爱人又病了。我看你去一趟，你父亲现在不是也在北京么，你去了，住处比别人好解决些。”
 
　　她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她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来细细考虑一下如何应付对她做伪证的必不可免的查究。她接过史副院长递过来的介绍信和第二天清晨的火车票，走到门口，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演出怎么办？”
 
　　“小芒可以替阿霞的角色，她就是还不太熟，不过在台上倒不怯场，你放心去吧，办完事以后，在北京多呆些天，看看中央文艺团体都有些什么新剧目，这算是一项任务吧。”
 
　　她点点头，离开了休息室，史副院长刚才讲到胡小芒上台不怯场，弦外之音岂不是说她怯场吗？不怯场管什么？胡小芒要样儿没样儿，要嗓儿没嗓儿，光不怯场就能演戏吗？穆铁柱木怯场，你叫他演阿霞去！
 
　　她心中隐然的不快只是这么一闪，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去跟胡小芒她们争高下呢。
 
　　回到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钟了，她先走进厨房，用湿毛巾擦 了把脸，对还没回房休息的吴阿姨问道：“我妈睡了吗？”
 
　　“刚刚睡，”吴阿姨小心翼翼地答道：“她和你妹妹一直等你来 着。”
 
　　她端着毛巾发了一会儿呆，没再问什么，蹑着脚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扭开桌上的台灯，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是母亲草草的字迹。
 
　　“小虹
　　我和你妹妹等了你一下午又一晚上，你还有心思去演戏吗？你不愿意和卢援朝结婚，我们不管，可你怎么能用这种陷害别人的手段达到目的呢！这会给你爸爸带来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你太使我生气了，你应该马上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要求处分，要争取主动，明天再和你细谈。
 
　　妈妈“
　　她把字条慢慢地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她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她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她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她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
 
　　她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儿，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她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儿，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她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援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她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她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今薄古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她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援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倒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度难关的。
 
　　想起冯汉章，她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她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得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她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她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地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她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她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她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她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明她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座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
 
　　早上七点半钟，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她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净的车窗，她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941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援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她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墓地净了上来。凭良 心，她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而他对她却一向宽容忍让，当她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摘得火热的时候，就看出卢援朝醋意 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 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她甚至 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援 朝为了能当上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她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她的。
 
　　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已经从刚才短瞬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在生存竞争面前，谁也难保不带着一点兽性，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啊。
 
　　列车的速度渐渐减慢下来，西郊车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
 
　　“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
 
　　“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
　　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
 
　　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
 
　　“是施季虹吗？”
　　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是，是我。”
 
　　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
 
　　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过她的眼睛——逮捕证！
 
　　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
 
　　列车在西郊站停了两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她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
 
　　只匕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她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四个人。她走神辨认了一下，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她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她检举卢援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带肖萌看过病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桌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
 
　　她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
 
　　没有人回答她，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下来：“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
 
　　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她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季虹，一九五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
 
　　段兴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有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儿麻木了。
 
　　昨天中午散庭以后，正在局里参加处以上干部贯彻市委工作会议学习班的纪真打来电话，要段兴玉和陈全有小组认真检查一下失败的教训。来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但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检查失败的教训上。会上，段兴玉只是用了短短两分钟，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他觉得找原因、查教训都应当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确定出一个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来。
 
　　他提出了三点想法，一、从卢家搜出的特务用具极大可能是施季虹为达到陷害目的而放置的；二、施季虹不过是个提线木偶，她身后一定有一个指挥者；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诬陷案件，而是特务组织周密策划的一次行动，行动意图可能是为了掩盖施季虹盗窃机密的罪行。这三点分析意见博得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在11·17案现场采取到的鞋印中，如果江一明、杜卫东、卢援朝均可排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施季虹，看来，那个跳窗子作案的人，正是她。
 
　　会开得很短，结束的时候，段兴玉做了这样几项决定，一、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逮捕施季虹；二、逮捕前，对施实行外线监控；三。着手搜集应当搜集的有关证据。会一散，陈全有、周志明、陆振羽，加上严君，立即兵分几路，分头去办。一下午的时间，几项工作都办得挺顺手，严君和小陆去歌剧院，和院领导及保卫干部共同商定了一个合乎清理而又简单易行的密捕方案，连段兴玉听了也十分满意；周志明去外线队布置了监控工作，外线侦察员在上哨的头两个小时就有所收获，发现施季虹下午三点十七分从歌剧院出来，在福来街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打了一个公用电话，侦察员近前观察，只见她拨通一个总机号码后，要求接一个分机，侦察员只听清712三个数字，她拿着话筒等了半天，对方才有人接，但她只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啊啊地支吾两声挂断了。从杂货店出来，她神色匆匆地乘上六路公共汽车往南州大学的方向走，到歧山路站下来转了一圈，又改乘九路无轨直接去了红旗剧场，一路上没有再做什么。
 
　　712，这肯定是个分机号码吗？如果肯定的话，那么南州市使用这种位数分机号的单位多不可数，范围太大，难于筛选。会不会是个饭店或者招待所的房间号呢？这个念头在段兴玉脑袋里问了一下，立刻被他抓住了，他当即把正要下班的全科人马统统留下来，简单交待了一下，然后分别派往全市各大饭店，各大招待所去查证。到晚上七点多钟，派出的人都陆续回来了，只查到六个地方有712这个房间号。他正在翻看着抄回来的那六个712房间的住客登记单，身边的周志明突然失声叫起来。
 
　　“是他！”周志明指着一张登记单抄件叫着。
　　这是从南州饭店抄回来的，段兴玉不由念出声来：
　　“冯汉章，里克有限公司代表，住进日期……”
 
　　周志明显然毫不怀疑找到了楔口，急急地说：“这人和施季虹认识，关系特别好的，为这个，卢援朝原来很不愉快呢，她爸爸也说过她好几回，最近这一段，他们明面上不大来往了。”
 
　　段兴玉把去南州饭店查证的那个干部叫来问了一遍情况，知道712房间是冯汉章做为里克公司驻南州办事处兼带自己的住房长期包租的，他本人现在不在南州，两天前因为一笔生意的事去北 京了。
 
　　他心里兴奋地笑笑，没想到外线侦察员听来的这么个孤零零的数目字竞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但另一个问题却又使他迷惑，从福来街到红旗剧场本来乘十一路无轨可以直达，可施季虹为什么偏要吊个大三角，绕到歧山路去呢，她去歧山路干什么？
 
　　晚上快九点钟，大陈从杏花西里回来了，带回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消息，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放在桌子上，喘着气说：“我同卢援朝谈了，这是记录。”
 
　　他从桌上拿起记录，一边看，一边听陈全有说道：“卢援朝情绪还好，对我们持谅解态度，他只是一再声明他不知道施季虹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原来一点儿也没想到她会干这种事。
 
　　不过后来我们谈开了，他在无意中倒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什么？”段兴玉索性把记录放下了。
 
　　“施季虹手里是有一把卢家的钥匙的，是卢援朝以前为了表明和她的关系给她的，至今仍然在她手里。”
 
　　“懊？”段兴玉点了一下头，这对于认定他对施季虹的分析确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你再看这个，”陈全有把另外一纸材料递给他，“这是住在卢援朝楼下的一个女同志写的证明材料，我给她辨认了施季虹的照片，在咱们拘留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她看见施季虹从她家门前经过上楼去了。我就手查了一下，在那个时间里，卢援朝在厂里上班，他弟弟在停车场看车，家里只有个昏馈半聋的老太太躺在自己屋里睡觉。”
 
　　案情渐次理出了头绪，陈全有同卢援朝谈话的记录，女邻居的旁证材料，再加上712房间那个客人的情况，使他在坐上审讯席的时候胸有成竹。何况他的对手，不过是个没有受过专门认德的“嫩毛儿”，和这类货色斗法，连他这个一向谨慎的人都认为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了。
 
　　他把锐利的目光对着施季虹的脸，直视片刻，才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呀。”
 
　　施季虹拼命想挤出一点笑容，却弄成一脸哭相，她伸长脖子，舔舔嘴唇，用夸大的痛苦表情说：“哎，你们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我渴得实在木行了，眼睛都发黑。”
 
　　陆振羽用桌上的瓷杯从暖壶里倒了水，异样地端详了她一眼，才把林子递给她。她接过来端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从兜里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非常认真地将一圈林口擦了一遍，嘴里叨咕着：“太脏了，太脏了。”
 
　　陆振羽恨不得能揍她两下，一个渴极了的人见到水，哪儿还会有这么多臭讲究呢？他没好气地冲口说道：“嫌脏别喝。”
 
　　施季虹朝他翻翻眼睛，没再吭气儿，稀溜稀溜地把一杯子水喝下去了。
 
　　段兴玉本想先杀杀她的架子，话到嘴边又变了主意，只是用一种很随意的口气问道：“你告发卢援朝之前，最后一次去他家是什么时候？”
 
　　“那我记不得了。”施季虹把杯子放在凳子腿旁边，说道：“我早就想和他吹，所以一直躲着不去找他。”验显然没有识破这个提问的迂回用意。
 
　　“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逮捕的吗？”
 
　　“知道，我不该用诬告的手段来达到和他吹的目的，我是很痛心的，我本来是想利用这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我爸爸谈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可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方式不可，你们这么一弄，我以后出去还怎么有脸上台演出啊？再说，这对我爸爸影响也不太好。”
 
　　段兴玉已经没有耐心再和她绕圈子了，表情厌恶地说：“我知道你的职业是演员，可我这儿，不是舞台！”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在演戏的时候，侧幕不是有个提词的吗？如果你真的忘了词，我可以当这个提词的，你在告发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到卢的家里去干什么了产‘”不不，我没去！“施季虹的眼神一阵发紧，低头回避开他锐利的注视。
 
　　“真的没去吗？”他狠狠地说，“你可是有他家的钥匙！”
 
　　“我、我，我是去拿我的东西，我要和他吹，想把放在他家里的东西拿回去。”
 
　　“卢援朝现在还在，他怎么不知道你拿走了什么东西？你既然要和他断绝关系，为什么还要趁他不在到他的家里去？既去了，为什么不把钥匙给人家留下？你究竟是去拿东西，还是去放东西？”他用一连串的提问使对手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施季虹脸色蜡黄，鼻子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粒子，他知道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是到了最后打击的时刻了。
 
　　“施季虹，你犯的是间谍罪，罪证是确凿的。如果你继续表演下去，只能贻误你自己。”
 
　　施季虹急促地喘着气，双肩抖动，鸣的一声要哭，被他厉声打断了，“还要不要我给你提词？”
 
　　施季虹哭不成声，一副精神上完全瓦解的样子，抽噎着连连说道：“你不要提了，让我说，让我说，是冯汉章，冯汉章，是他逼我，逼我干的，你们抓他来问，他就住在，住在，南州饭店，南州饭店……”她喘得说不下去了。
 
　　“712房间。”他冷冷地提示了一句，故意使对手感觉到他早已洞悉一切。
 
　　“是是，是712房间。”施季虹连连点头，慢慢止住了哭泣。
 
　　“他还让你做过些什么事？”
 
　　“不，没有。”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以前我在941厂仓库工作的时候，他要我把每个月库里几种零配器件进货的数量告诉他，就这些，真的就这些。”
 
　　为了再印证一下外线发现的情况，他又问：“审判会以后，你找过他吗？”

 
　　“我给他打过电话，可饭店的服务员说他去北京了。”
 
　　“打完电话以后你又去什么地方了？”他紧追不放，这时候是决不能给她从容思考的时间的。
 
　　“冯汉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出了什么事来不及通知他，就在歧山路西口禁止停车标志牌的红白杆子上贴一块胶布，贴在从底下数第三个红道子上。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去歧山路了，在那儿贴了胶布就直接去剧场了，晚上我哪儿也没去，我参加了演出，真的哪儿也没去，你们可以去剧院里查。”
 
　　突然段兴玉什么也不再问了，叫人带走了失声痛哭的施季虹，他已经意识到全案破获的机会迫在眉睫，施季虹的报警信号既然昨天便贴在了歧山路上，难保冯汉章不会闻风而逃，所以，他一刻也不敢迟缓地中断了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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