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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A

编辑：创业致富招商网 时间：2020-10-23 点击：



《便衣警察》
 
　　作者：海岩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1
　　
内容简介：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一九七六年。经群众举报，南州市公安局逮捕了一个名叫徐邦呈的台湾特务。当时没有弄清楚特务潜入南州市来的目的，在军代表甘副局长的诱供下，徐邦呈谎称他要在边境接应一支敌人的小分队入境，目的是破坏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便衣警察》中甘副局长亲自带队押解着徐邦呈前往边境，准备将敌人的小分队一网打尽，结果徐邦呈趁机逃跑，被押解的侦察员周志明击毙。抓捕行动失败，线索也中断了，这个特务潜入南州市的真正目的成了一个谜。
 
    年轻的侦察员周志明为了保护老干部施伯伯一家，不惜冒渎职的危险，毁掉了作为“证据”的胶片，锒铛入狱。几年后，他平反出狱，又回到了公安机关。施季虹检举自己的男月友卢援朝是盗窃犯，她的妹妹施肖萌挺身而出为卢援朝出庭辩护。但是周志明认为，凭肖萌的资历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天文知识，是谁向她提供天文资料呢？一个神秘的外商因间谍罪被捕，公安机关发现他与一名在逃犯虽有不同的面容，却有一模一样的声音……这使周志明联想到几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311案……小说刻意塑造了周志明刚直、坦诚、忠于职守的性格。 
 
作者简介：
 
　　海岩，著名作家、编剧。从《便衣警察》《永不瞑目》到《玉观音》《舞者》，其作品驰骋荧屏三十年，被称为内地偶像剧造星之父。与畅销作品相对应的，是海岩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十五岁应征入伍，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共青团干部，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收藏家、室内设计师。
 
　　第1部分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
 
　　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德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产‘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
 
　　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土，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
 
　　护土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畸，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逼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续，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做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管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膝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管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晤。”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超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察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功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①一下子窜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
 
　　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嘛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了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来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来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来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变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嚷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日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来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己……；；；A……，。＆……；，……A，。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咯咯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暖慌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木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木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到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喊，”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刮了一下，足歇了小仁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木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木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来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察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液流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上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市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
 
　　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灿，（水滩师，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澳汉金）啦，（甲必丹之如啦，（鲍利斯·戈都带封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李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哆哆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颗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螫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木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路路木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木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懊？”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木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域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木想去，也不是伯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月他仍然放做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木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木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木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木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木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图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拚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木开那一叠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潮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看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痞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哪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且。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嚷：“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木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痞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叠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来电话人：李代远。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①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①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工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木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察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取出，等纪真测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察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察，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察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嗅，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给呀，你fIJ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符其实的“工具”了。


 
　　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做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哈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哈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地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领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
 
　　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优地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请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叱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急急奉辛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喀。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作，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做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木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三千一百三十一块陆角四分钱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做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颌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木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接头。”
 
　　段科长毫不动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立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
 
　　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视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

……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词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木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徽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木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它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木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愈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
 
　　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木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木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客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察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察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察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也是个没搞过侦察的），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在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 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 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 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 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略咕路喝 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地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仲仲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木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周志明却并没有大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组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木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躺躺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二…“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喀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五人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郊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目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从打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奏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
 
　　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精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婉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京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
 
　　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
 
　　刚刚从色彩单调，严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党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哦，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产‘”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工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
 
　　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么？“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 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 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 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 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 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桶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 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 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
 
　　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哈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察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
 
　　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fiR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木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港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察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勉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察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嘛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惶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挪渝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
 
　　小陈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卿卿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可以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吉。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珊栅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木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 低得可怜，侦察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悟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木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吨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沙腼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察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
 
　　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察过程。没有侦察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产‘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间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呕——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呢，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察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察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察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前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做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察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工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察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察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帐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驾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木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作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过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它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
 
　　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错，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档档敲着桌子，“咱们是！日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木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帐，你有什么话说广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①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逐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①解放初期对留在我公安机关工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旧警察的称谓。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六①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察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可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来。
 
　　也许，这些年他作为941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产‘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精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
 
　　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接，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炯炯0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
 
　　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曲的，是难怪的。
 
　　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941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941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来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著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
 
　　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喂瞟，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怕是连ABC都念不准呢。个人有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卢援朝看来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当前的运动没兴趣倒还犹可，可居然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这样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虽说现在不少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都这样，但毕竟也不是个优点吧。
 
　　周志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这孩子每次都先要向他和宋凡问候几句礼貌的套话，为此常惹得虹虹背后讥笑，说他沾了一身市民俗气。其实，这也是虹虹的古怪之一端吧。
 
　　大家围着桌子入了座。这张又大又难看的旧桌子，几乎占去这间屋子五分之一的空间。
 
　　桌上很丰富，除了姜计肘子、松花蛋之外，还有肉片土豆、鸡蛋韭菜、肉炒胡萝卜丝。透过从砂锅里升上去的片片热气，他的目光从大家笑意融融的脸上扫过，那个悲凉的叹息又在心中滚动了一下。
 
　　“唉，妻子、儿女、小康之家、蛰居生活，如此了却残生，也算是种‘善终’了吧。”
 
　　“萌萌，有酒吗？这么好的菜不喝一点儿岂不太可惜了。”江一明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还有一瓶啤酒，我姐姐喝的。”
　　“拿出来，啤酒也行。”
 
　　除了他之外，每个人的面前添了一个斟着鲜黄酒汁的小杯子。江一明端起杯子，先冲他说了一句：“万云还是不破戒么？”又对孩子们说：“来，祝你们，啊，早一点儿……哈哈。”
 
　　大家端起杯子来，笑着正要喝，宋凡说：“你们也不祝视江伯伯么？”
 
　　萌萌把杯子往前一伸：“祝江伯伯身体健康。”
 
　　虹虹也伸过杯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连来凡都跟着笑起来。
 
　　江一明停住笑，用手在刚刚白起来的胡子上抹了抹，说：“这句话现在倒成了绝响了，再听起来，真觉得好笑，可当初天天喊的时候，八亿人有几个不是诚心诚意？八亿人啊！”
 
　　的确，一明的话是不错的，可施万云听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许是自己太过正统了吧。
 
　　他把目光又移到孩子们身上，虹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别看她当了几年“黑五类”，可干部子弟那种优越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声音动作，都还是那么张扬，这使得坐在她身边的卢援朝更显出沉默寡言来。他搞不清像卢援朝这种一帆风顺的青年，何以总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老气横秋的神情。萌萌呢，每当周志明一来，就照例要拘谨些，老实些，庄重些，当然，那是一种乐滋滋的拘谨、老实、庄重。而周志明似乎比她还要老实，端坐着，腼腼腆腆、巴巴结结的，‘菜也不多吃。施万云不由用手指指砂锅，对那小伙子说：“来，你不要客气，这都是我家里人，这位是我三十年代的老同学，941厂的总工程师，你们见过面的。”
 
　　“见过。”江一明用他那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貌微欠了一下身。
 
　　“见过好几次了。”小伙子也慌忙欠了一下身。
 
　　“你和他也早就熟悉了吧，”施万云又指指卢援朝，说，“肖萌姐姐的朋友，也在941厂工作。”
 
　　卢援朝难得地笑了一下，“那天，他撞了小萌，我正在那儿呢，我还差点儿跟他吵起来。”
 
　　卢援朝是个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任何纠纷都是退避三舍的，施万云想象不出来他会在外边和谁吵架，果然，虹虹跳出来揭他的底了。
 
　　“你这书呆子也会吵架吗？”她的插话又引起一片笑声。“真的，真到了外面，他还不如我能吵呢。我现在最能吵架，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吵一通才解气。爸爸干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连个房子都不给解决，真是……”
 
　　看，她又扯到这儿来了，施万云唯恐她又要借题发挥，来一通牢骚，忙把话引开，他对那小伙子问：“听说你去了湘西？对湘西感觉怎么样？”
 
　　“很好，那地方风景特别美。”
　　“湘西的确很美，五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江一明很快抢去了这个话题，“那是种朴实的，天然去雕饰的美。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我看是由于偏处一隅，不为外人所知的缘故。哎，你不要客气，吃菜呀。”他也像主人似的招呼周志明。
 
　　“来，”卢援朝在周志明碗里夹了一些鸡蛋韭菜，他今天仿佛格外活跃了些，笑着对周志明说：“你是搞公安的，多吃一些韭菜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哦？”江一明笑道，“这是什么奇谈怪论？”
 
　　“前几天我在厂资料室看了本外国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了挪威学者阿拉弗·林德里特列姆关于蔬菜对人的某些影响的研究情况。这位学者认为，胡萝卜和菠菜容易引起忧郁；土豆使人安宁，还有…·”
 
　　“还有什么，你说说我适合多吃什么？”虹虹挑衅般地问。
 
　　“你应该多吃葛营，可惜现在没有。葛芭可以帮助提高音乐才能。”
 
　　“虹虹现在还常练声么？”江一明问。
 
　　宋凡替女儿说道：“有时候到公园去练练，家里没法儿大声练，左右邻居要骂的。要我说，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星期市歌剧院一个熟人给她听了听嗓子，说不错。可不错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还不就是这样，你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哎，虹虹，那天刘老师听了唱怎么说来着？”
 
　　“说我嗓音条件不错，中音区尤其好，高音部分毛病多些。”
 
　　“年轻人嘛，有兴趣你就让她练，多一手本领没坏处。依我看，虹虹将来是会有出息的，萌萌也会有出息的。现在的年轻人呀，老宋，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爱学习的真是不多。
 
　　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这个民族最稳定、最有连续性的物质力量。年轻人如果总像现在这么不刻苦，国家就无望了。唉——“江一明抖抖胡子，又说：”可惜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想要重演秦始皇和中世纪欧洲神学家们的惨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几本书。知识是人类发展的记录，怎么扼杀得了呢？前两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不知从哪找来本旧杂志，啊呀，残篇断页，破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看他读起来还是那么吮吸有声，真是个悲壮的画面……“施万云不无担心地看了一眼周志明，他对这位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毕竟是不甚知底的，那小伙子也专注地在听，还不时地点着头，但他还是打断了江一明的长篇大论，以免他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话来。
 
　　“爱学习好嘛，你们江伯伯就是个钻学问的人，不仅在航空机械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而且旁通别类。一明，最近还有兴做诗么？”
 
　　“唉，老啦，江郎才尽啦。”江一明说了一句，把脸转向几个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什么书都看，追求博览，可每每不能竞学，差不多成了半吊子杂家，及至上了大学，才专攻了工科。写诗嘛，业余爱好，不过是兴之所至，随口胡诌几句罢了。萌萌最近又看了什么好诗么？”
 
　　“看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写得真好。”
 
　　“你喜欢看些什么书呀？”江一明又向周志明问。
 
　　“中国的古典文学比较喜欢一些，（红楼梦》、（水游》……”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看过么？”
　　“看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没看过，搞不到书呀。”
 
　　“诗词读一些么？”
　　“不大读，我不懂诗。”
 
　　“诗词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是一条主要的流脉，喜欢古典文学就一定要读诗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是极为精通的，他自己也工习韵文，戎马控他之中仍不废吟咏……”
 
　　“一明，快吃吧，肘子一凉就不好吃啦。”这回是宋凡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差不多饱了。”
　　晚饭吃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施万云本来还打算好好向周志明问问湘西的变化，没想到江一明嘴里冷丁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
 
　　“你们知道么，又有人往十一广场送花圈了！”
 
　　“谁送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畸，可不是一两个，比原来足足多了三倍，我刚坐公共汽车从那儿路过，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么一眼。”
 
　　施万云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没有人干涉么？”他首先问这个。
 
　　江一明尚未答话，季虹先抢着说：“这干涉什么？送花圈悼念总理，一不偷二不抢的。”
 
　　江一明跟着笑道：“还是虹虹干脆，还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嘛，送花圈祭奠烈士，既是人之常情，又是革命传统，何罪之有？万云，你是搞法律的，你说说着？”
 
　　“法律？”施万云本来想说：“法律还管什么用啊。”但他只是挥了一下手。
 
　　江一明又把话锋移向周志明，“你是搞公安的，你们公安局是什么看法？总不至于说送花圈的都得抓起来吧？”
 
　　施万云注意到，小伙子支吾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呀，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看法管什么用。”虹虹是一副轻 蔑的口气，“他们还不是听上面的，上面说好，他们就笑脸，上面说坏，他们就瞪眼，就这么回事。”
 
　　施万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埋怨虹虹伤人太过，尤其是对妹妹的朋友‘，怎么能没有一点做姐姐的宽让呢。
 
　　果然，萌萌出来袒护了。
　　“我和志明约好了，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到广场去的。”
 
　　江一明又跟下去说：“是嘛，警察也是人啊，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凡事也总要有自己的看法嘛，对吧？”他向那小伙子问道。
 
　　施万云看到周志明像个小学生似的机械地点头答是，样子单纯可感。也许这孩子对江一明话中的内涵尚不能洞然领悟，也许他的年龄还不能使他有太深的思考，看上去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些年，年轻人能保持一种单纯的思想，也就算难能可贵了。
 
　　已经是九点半钟了，周志明起身向大家告辞。施万云没有忘记约他再来谈那个没有谈成的湘西。萌萌当然要送他几步。越两个孩子不在，宋凡便赶快把话题引到萌萌的事情上来了。
 
　　“一明，你看这男孩子怎么样？”
　　季虹又是抢在了江一明的前头，说：“小孩儿嘛，形象倒不错，我就怕有点小市民习气，将来咱们家可受不了。”
 
　　江一明倒是很认真了，问：“小市民习气，何以见得呢？”
 
　　“他开始来看萌萌伤的时候，每次都提着点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来，那些小市民家庭就喜欢这样。再说，干警察的，我总有点不喜欢，这些人头脑大概都简单得很。”
 
　　“听他说他爸爸是南大的老党委书记。”宋凡说明道：“周耘田，一明听说过么？”
 
　　“听说过，不熟。这孩子看着还老实，我倒没觉出什么小市民来，老宋，万云，和萌萌我看未必不般配，何不玉成他们？我可以做这个月老啊。”
 
　　“这种事，又不好一厢情愿，小周还没有正式和我们提过。”宋凡叹了口气，又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愿意，你看，现在我和他爸爸这个样子……”她看了一眼卢援朝，没再说下去。
 
　　施季虹却一下子听出母亲的潜台词，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又没问题，有什么配不上别人的。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爸爸是老革命，怎么着，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小业主家庭，那些头头脑脑暴发户的孩子，我还看不上呢！”
 
　　江一明想起了什么，对施万云说：“马树峰不是又回公安局了么，你们过去那么熟，何不让他帮你做这个媒？至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这小伙子的表现嘛。”
 
　　施万云沉默少顷，闷闷地说：“人家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去麻烦了吧。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拿主意。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再说萌萌和他也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他们也许早就心照不宣了。我看，成与不成，顺其自然吧。”
 
　　又聊了一会儿，江一明和援朝也走了。施万云有点儿倦，进了里屋，躺在床上。萌萌回来了，在外屋跟她妈妈、姐姐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又是在说那个男孩子。他闭上眼睛，耳朵却留意着外屋的声音。宋凡说了句什么，引得萌萌笑起来，他很久没有听到萌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这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笑声绘满屋子带来甜滋滋的幸福气氛。唉，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幸福的。
 
　　现在是几点钟了？对面，一向晚睡的王大爷家早已灯熄人静，可周志明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拼命想睡，却心神不宁，头直痛。
 
　　“你看，我可替你圆场了，到时候你要不敢去，我姐姐可有话说我了。”
 
　　萌萌虽然语调桥镇，听起来却反有一种温柔的，可怜巴巴的情态。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冒了股无名火：“你老以为我是害怕似的，我怕什么？”
 
　　是的，其实他怕什么？他不过是替萌萌一家人担心罢了。现在他决定清明节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下了班就去，堵一堵季虹那张尖刻的嘴。他原来是打算一个人去的，去了就回，在那方尖碑下的松墙上，插上两朵花，一朵是他自己的，一朵是父亲的，花他都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侦察员，光凭职业上的荣誉感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嘲笑和小觑。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不是！如果萌萌知道他有过夜伏仙童山的那种非凡经历的话，他敢说她会惊奇地叫出声来。
 
　　哦，仙童山！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地方，那里寄托着他的骄傲，也铭刻了他的耻辱。
 
　　他呆呆地睁着眼睛，再也没有一丝睡意、枕头下面的手表声噎隆地敲着他的耳膜，这声音…··二这声音多像官发电台那呆板的呼啦声，呆板，却又惊心动魄，从遥远而诡秘的一个指挥中心里发出，击透深送的空间……哦，那个看起来多么宁静平常的夜啊。
 
　　在技术处那间宽大的监听室里，墙壁上嵌着硕大无朋的监听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各种各样的小仪器连接一体，就像一个威严的母亲，统率着她众多的子孙。
 
　　从广惠的夜空中传来的南满跳啃的电波声，充满了这个房间，而周志明那时候听到的，却只是自己的心跳，重鼓一般的心跳！
 
　　“发报员是个老手，”纪处长那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能听出来的。手法熟练，肯定而又明快，一定是个老手。”
 
　　他们全不做声，默默注视着技术处的译电员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片刻，译电员摘下耳机，把根据缴获来的密码译出的盲发电报交给了纪处长。
 
　　纪处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转而递给了陈全有，陈全有的面孔上也看不出任何吉凶或主的征兆，把看过的电稿又交到他的手里，然后向纪处长轻声问道：“要不要打电话通知甘副局长？”
 
　　纪真看看表，“等天亮再打吧。”
 
　　周志明手里捏着这封简短的电稿，心悠悠地悬着，屏住呼吸把 它看下来。
 
　　“1127，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三月二十五日与你会合，预祝成功。E.”
 
　　他也一言木发地把电文转给陆振羽，可那颗怦怦跳的心几乎 激动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小陆看了电报，又转给小严，他的脸上通红通红的：“可等到了，他妈的！”
 
　　以后，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早上，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的一个同志乘飞机直飞H市。下午，他们带着徐邦呈乘上了这辆北去的特快列车。


 
　　在软席卧铺车厢的尽头，他们包下了两间包厢。他、大陈跟徐邦呈住一间，处长和小陆住另一间。大陈上车没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天黑后才醒来换他去睡，他们的晚饭由小陆打回到车厢里来吃。自从徐邦呈供认了“三月行动”，并且要求戴罪立功之后，他们对待他就开始完全区别于初审阶段，让他从看守所搬到了一个舒适的据点里住下。但在看管上，仍然是外松内紧，虽说在火车上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可是这个案子既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上，责任所系，毕竟不能掉以轻心。
 
　　下铺，徐邦呈打着匀淡的微鼾，和火车的眼当声搅在一起，如同一曲交响乐中的两个独立音部，音量不同知互不淹没，融于同一个整齐不紊的节拍中。而上铺的周志明却早已没有这种平静的心情了。尽管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已经把每一步都安排在既定的时间表里，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剩余的路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昏昏晕晕地睡了一会儿。
 
　　吃过早饭，列车开进被初春的浓雾封锁着的H市。他们下车后没有停留，和当地省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接上了头，便一同改乘一列省内的短途火车继续往北走。这列老旧的火车就像“铁道游击队”时代的文物，不要说软卧车厢，连硬卧车厢也没有，乘客大都是沿线的本地人，拥挤在木板条式的简陋座位上。当地省局的两位同志一直把他们领到车尾巴上挂的一节专供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他看出车上的两个乘警很紧张，不知道省局的同志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整个八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始终在这节车厢的门口警戒着。
 
　　那个地方的天要比南州黑得早。傍黑时分，列车在临靠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当地县公安局的两辆吉普车把他们从站台一直接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专门腾出来给他们做指挥部的。一进门，徐邦呈由几个人带去休息了，他们则被一直领到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甘副局长和那位秘书处的干部也在这儿，有几个军人正围在桌子上的一张大地图前指指点点地对他们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都直起了腰。
 
　　“好啊，你们是正点到达，路上没出什么事吧？”甘副局长说。
 
　　“还算顺利。”纪处长轻松地答道。
　　“那个家伙的情况怎么样？”
　　“情绪不错，立功心切啊。”
 
　　甘副局长笑了，说：“他也是想从这次行动中捞到争取从宽处理的本钱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公安局叶处长，这位是7411部队的朱团长，这是万参谋长，这是县公安局的侯局长。”他—一把屋里的人介绍给纪真，然后又说：“我们正在研究明天晚上的具体行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坐下来一块儿听听。”
 
　　大家都坐下来，周志明记得当时屋里凳子不多，他是和小陆挤着坐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的，只听那个朱团长先说：“地形情况就是刚才介绍的那样，仙重山并不高，也不陡，从南坡看，实际是个慢坡，靠敌人那一面的北坡也只有个三四十度的斜度，问题是我们部队的隐蔽位置，看看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山上树草不多，不适宜隐蔽太多的人。”
 
　　“部队的位置嘛，研究研究吧，”甘向前慢慢地说了一句，转而向纪真问道：“老纪的意见呢？”
 
　　纪真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思索着说：“在边界上搞这种诱捕行动，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我看有两条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不能过早暴露，二是速战速决，不然很可能搞得功败垂成。我看，敌人那边原定过来十个人，我们这边有十八到二十个人就足够了。我们派两三个侦察干部跟徐邦呈突前一点儿和敌人联系，是不是请部队再挑选十八名战土埋伏在稍后一点儿的地方，另外，为了防备敌人组织反扑，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山腰上，还应当预伏至少一个连的兵力。”
 
　　纪真停下来，甘向前环顾左右，问道：“大家看怎么样？”
 
　　没有人发表异议，朱团长说：“差不多，就这么干吧，我负责选十八个棒小伙子，保管叫敌人一个也跑不了。”
 
　　“好吧，”甘局长看看表，“兵力安排就先这么定下来。今天晚了，他们又是刚刚下火车，早点儿散会休息吧，老朱，明天领我们到仙童山先看看实际地形吧，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嘛。
 
　　老纪，明天一早咱们留～个同志和县公安局的人一块儿看守徐邦呈，其他的同志都去看看地形，准备得充分，点儿，吼「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朱团长他们几个部队干部先走了。县公安局的同志给他们安排好住房后，甘局长又去看了看徐邦呈，然后回到大房间里一起吃了招待所准备的夜餐。大家正准备回屋休息，纪真突然把甘向前叫住了。
 
　　“甘副局长，明天……”
　　“怎么？”
　　“明天是不是带徐邦呈一起去看看地形，既然他是这出戏的主角，不妨也听听他的意见，也许，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周志明他们和省局的几个同志都还没有走，默不作声地坐在桌前听他们两个说话。周志明还能很清楚地记起纪真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词色，他显然是斟酌再三才把话说出口的。
 
　　“这并不牵涉到立场问题，”纪真解释着，“搞这种逆用案件总需要灵活的策略，我们明天叫他一起去，跟他一起研究研究行动的细节，这在他心里会产生一种安定感，可以促使他更加真心向我。他不是立功心切吗，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发挥出他的能动性来嘛。”
 
　　周志明听出来，“利用”这个词，显然不是纪处长内心准确的意思，他明白，纪处长之所以用这个词，完全是为了适合甘副局长的口味。果然，甘副局长似乎被说动了，略略点点头。
 
　　“好吧，明天可以带他一起去，不过咱们得明确，参加这个案子工作的同志都得明确，目前徐邦呈还是敌我矛盾，至于今后怎么处理，也要看他这次的立功表现，不要搞到最后，仗是打胜了，可在方法上又走了十七年的老路子，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大家要警惕呢。”
 
　　纪真连连点头，“对、对。”
　　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各自回到房间里睡下，周志明和大陈睡在一间屋子，那次他可是睡得快，还没有来得及听见大陈的鼾声，他便被极度的困乏卷入到睡乡中去了……周志明翻了个身，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强迫自己合上双眼，将脑中的千头万绪驱散……日晨，严君手里摸着一卷粉红色的大字报纸，走进办公室往大陈桌上一放：“咱们科里的大字报，这星期该你们组出了，处运动办分配的题目是……”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心儿，“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哎，要求明天就得贴出来啊。”
 
　　陆振羽抢先声明道：“上次咱们组的那张是我写的，这次该轮到组长了，这题目还木错，比上次给我的那个题目好写多了。”
 
　　“你那也算？抄成大字报才一篇半。”严君愣愣地抢白了一句。
 
　　陆振羽在科里本来是条从不肯吃亏的汉子，但因为对严君有那层意思，所以才格外俱让。
 
　　吃吃地轻声辩解道：“字不在多少，一篇半也是批了。”
 
　　严君和陆振羽在南州大学外语系是同班同学，去年年初毕业后又一同分到五处工作，因为多年厮熟，所以说起话来毫不避讳场合和深浅，其实细究起来，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却是极不相同的。陆振羽的父亲是南州市警备区的副政委，他从小生活在警备区大院中，是个典型的从家门进校门，从学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虽然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涉世却极浅。
 
　　而且除了打扑克，敲“三家儿”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而严君恰恰相反，对于打扑克的反感，绝不亚于代人写大字报。每每看见小陆和人凑三家儿开甩，便要骂一句“浪费青春”！比起小陆来，严君的阅历确是深得多，她虽说生长在北京，又是书香门第，但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跟弟弟一起随了当教授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迁徙到河南农村落了户，当了四年小农民。
 
　　十六岁被招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十七岁又被厂里推荐上了大学。去年她父亲也被调回了原来的大学执教，虽说在这场运动中似乎又有点儿狼狈，但一家人总算是搬回了北京。在一般“臭老九”的子女中，严君的命运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可比起更加一帆风顺的陆振羽来说，毕竟是经过几番坎坷，见过一些世面了。
 
　　陈全有面有难色地挠挠头，对严君拖了抱拳，说：“帮帮忙怎么样？这种应景文章你路数熟，一挥即就……”
 
　　“这种事，我可不管。”严君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运动办’那帮人本来就瞧我不顺眼，老嫌我写得太温。”
 
　　大陈苦皱着脸，转而，向坐在对面的周志明说：“真不巧，我老婆今天身体木舒服，呆会儿我还得早回去，可这，明天就得贴出来，你是快手，代劳一下如何？”见志明一犹豫，他顺手把大字报纸和两张《人民日报》一齐推过来，“好写，报纸上都有嘛，你写个头尾就行了。
 
　　勉为其难，勉为其难，来，这个做润笔。“他掏出半盒”大前门“，放在大字报纸上。
 
　　志明想推却，“我又不抽烟……”
　　“那我买糖。”
　　严君撇撇嘴，“你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看着志明老实。”
 
　　大陈挥着手，往外轰严君，“这是我们组的内部事务……”
 
　　大陈走了，小陆也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大字报纸面前发呆。写下“运动办”规定好的那个题目后，便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311案件的工作，不正是由外行领导着内行干的吗……堵在他脑子里的，还是那个案件。他的思绪似乎还流连在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天一夜中……那天早上，他们都穿上了军装，然后……然后怎么样呢？啊，对，他们分坐了四辆吉普车去看了地形。
 
　　他恍他真的又走进了那个晓色初开的大草甸子，那荒寒、平坦、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给他这个从小在城市的拥挤中长大的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完全不同于在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所经历过的那种感受。而跟他坐在一辆车里的万参谋长却指指车窗外，用不无歉意的口吻说：“我们这儿太荒凉，四周空空，几十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影，真是一点儿可看的风景也没有。”
 
　　他笑笑，“四周空空本身就是一种奇景啊。”
　　大陈撇撇嘴，“你这是新鲜，住长了就知道单调了。”
 
　　汽车开得很快，强劲的寒风鼓在风挡玻璃上，轰轰作响。约莫走了一个小时的样子，他看到一线透道的山坡从地平线上爬了出来。
 
　　“那就是仙童山。”万参谋长从前座上回过头来，“别看这座山不起眼，还有木少神仙鬼怪的传说呢。”
 
　　“是吗，可它并木算高哇。‘次陈伸着头往前看看，”我看顶多百十米。“志明笑笑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
 
　　万参谋长解释着：“高是不高呀。之所以小有名气，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它是一条国界线吧。”
 
　　啊，仙童山！他脑子里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第一次看到仙童山时的印象，他清晰地记得山上那青灰色的岩土和点缀在其间的一簇簇不知名的乌黑的矮灌。
 
　　他们远远地下了车，在山坡附近逗留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按照指北针的方位，很容易便能看到山顶上那株孤零零的标的树。他的心情有点起伏难平了——这就是接头的那棵树？…··吵p行不能领导内行。
 
　　可纪处长并不是外行，哪怕是已经到了仙童山的脚下，他也并没有放弃对徐邦呈的考察。
 
　　看着甘副局长陪着朱团长他们往前走着，他拉住徐邦呈，小声问：“是这棵树吗？”
 
　　徐邦呈十分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是，接头地点就在它的北面一点。”
 
　　“‘你事前到边界来看过这棵树吗？”
　　“木，我是在照片和沙盘上熟悉它的。”
 
　　“计划上的接头时间是几点？”
　　连周志明自己当时都感到奇怪，接头时间是徐邦呈早就供认的，纪真显然是在明知故问。
 
　　徐邦呈也迷惑地眨着眼睛，半天才说：“夜里十一点到零点。这……”
 
　　“夜里十一点到零点，天已经全黑了，你能看得见这棵树吗？”纪真略加掩饰的怀疑目光停在了徐邦呈的脸上。
 
　　徐邦呈笑了笑：“我也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可他们说这棵树的方位是经过精确校准的，周围一、二里地只有这一棵树，只要按照指北外走，一定会找到的。如果有月亮，还可以看到树的透空剪影。他们的确就是这样跟我交待的。据我看，这棵树也确实不算难找。”
 
　　纪真看看他，又看看那棵树，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在仙童山行动中，虽然决策者是甘副局长，但具体事务全得靠纪处长一人操持。什么时候开饭，什么时候出发，人员怎么配备，通讯如何联络，等等琐碎细节，都要—一安排部署。
 
　　甚至连预订火车的车皮，以便潜特一俟捕获，就可以迅速直接地送走这一类后勤杂项，也是事必躬亲。等纪处长全都忙完了，才终于在吃晚饭以前，把大陈、小陆和他叫在一起，开始交待他们几个人晚上各自的具体任务了。
 
　　任务是在甘副局长的屋子里交待的。屋里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我、陈全有，还有小周，我们三个上去，我和朱团长负责具体指挥，陈全有和小周带徐邦呈近敌联系。小陆我看就留在这儿，甘副局长有什么要办的事，你给办一办。”纪处长神情有点疲倦，可说话依然声气从容。
 
　　“我……”小陆蹑儒着，“我想，能不能叫我也上去？”
 
　　纪真摆了摆手，“指挥部这儿也需要留个咱们的人，不然，甘副局长有事总叫兄弟单位的同志办也不大方便。况且，这次上去要求徒手对徒手，尽量避免使用武器，争取全部活捉，小陈、小周他OJ两个都学过格斗技术，上去比较合适。捕人主要是依靠部队，我们人去多了也没有用，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看来小陆是很泄气的，从甘副局长的屋里出来，他就发开牢骚了。
 
　　“妈的，这一趟算白跑了。”
　　“你在指挥部，跟甘副局长坐镇指挥，比我们带劲儿。”周志明想宽慰他。
 
　　“得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反正你算抄上了，这一仗下来，咱们处这些年轻的当中，谁也比不上你的资格了。”小陆嫉妒地瞧着他。
 
　　他不置可否的一笑，随手从兜里翻出特意带来的巧克力，扔给小陆一块，“塞住你的嘴。”又扔了几块给大陈，嘱咐了一句：“等吃完晚饭再吃。”
 
　　大陈笑道：“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走哪都带着糖。”
 
　　他脸上红了，大陈又触了他的痛处，想了想，他解释说：“其实我一点也不爱吃糖。吃巧克力是为了提高身体热量，增加动力，运动员比赛前都吃它，不信你吃几块，到时候打起来准有劲儿！”
 
　　“现在吃了，晚上就有劲啦，真是瞎扯，哪有那么快的。”
 
　　‘称外行吧，巧克力只需要一次酵解就可以补充到血液里去，快得很。““‘算了吧，苦不苦甜不甜的。”大陈有力地伸展开手臂，做了两下扩胸运动。“在外线队有人就老是吃这个，我从来不吃，可要是真跟你和小陆这样一肚子巧克力的人较量起来，哼……”
 
　　“怎么样？”
　　“凭我这身块儿，压也把你们压死了。”
　　小陆要去了大陈那几块巧克力，一边嚼，一边嘟嚷着走了。
 
　　在小陆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幸运儿，是令人嫉妒的。既然干了侦察这一行，谁不愿意和敌人面对面地干一仗呢？谁不想见识见识那刀光剑影的惊险场面呢？对于和平时期的侦察员来说，这种机会怕更是太难得了吧。但是当周志明知道了自己终于就要前敌临阵以后，却有些坐不稳，立不安了。那是一种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确切地说，是一种带着兴奋的紧张心情。“我能行吗……”他仿佛从来没这样心虚过，甚至开始神经质地疑心他的手枪会木会有毛病，总觉得手表的发条似乎没上紧……，表面上他很平静，而暗地里却不住地给自己壮胆打气，不能丢脸！不能丢脸！干吧，拼吧，就当是来死的，来牺牲的！论体力，你并不一定就比那些个特务们差，像徐邦呈这类的，你完全可以打得过，多吃点巧克力，拼吧！慢慢的，他的兴奋的紧张终于变成紧张的兴奋。


 
　　下午五点二十分准时开了饭，粉条土豆烧大肉，大米饭，用省局叶处长的话说，这在此地就算得上吃筵席了。
 
　　吃过饭，一切准备就绪，天色还没有黑。招待所小楼前的院子里停了两辆吉普车。朱团长大衣敞着怀，腰间的皮带上挎了一支小枪，仪态威武地站在车前，甘副局长、纪处长和他说着话，他不时地大笑，声音洪亮。其他人都站在一边，周志朗看见大陈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领着徐邦呈从楼里走出来，徐邦呈看到满院子的人，表情谨慎地迈着步子，甘向前走过去和他说了句什么，他露出点儿笑容点了一下头，便钻进车子里去了，纪真看了看表，对甘向前说道：“甘副局长，我们出发吧？”
 
　　“好，到了前边，要多和朱团长他们商量，要注意和部队搞好关系，啊。”
 
　　甘向前握了纪真的手，又握了朱团长的手。人们都默然地上来同他们握手，周志明直感到自己的手心被握得滚热。周围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甘向前用昂扬有力的语气大声对他们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取得此战的全胜！好，出发吧／这几句慷慨激昂、大壮行色的战前动员，使周志明热血沸腾，那一刻，他对甘向前的印象也一下子好起来了。他跟着大陈敏捷地跳上车子，神态和动作都充满着英雄感。如果父亲也能看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出征场面，大概从此也会对他刮目相看了；如果萌萌看到……啊，他那时候是多么希望萌萌也能分享到他心中的骄傲啊！
 
　　汽车开出了院子，扬起的灰尘遮没了一只只高举着的送行的手臂。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便进入了莽苍的荒草甸子。黄昏薄暮的太阳正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慢慢下沉，远远的，一只形单影只的狼在芜草上匆匆逸去。再往前走，仙重山在暮色苍茫中弓起了自己的黛色的脊梁。
 
　　车子减慢了速度，轻轻地向前滑行，在离山两公里远的地方熄火停下来。他们下了车，他看见前面不远也停着几辆吉普车和几辆卡车，再前面一点儿，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土，大约足有二百来众，几只体格壮大的军犬安静地伏卧在队列的一端，这画面幕然打进他的脑海，他似乎此时才在内心里真正感受到战斗之前的那种沉重的慌乱，心跳不由加快起来。诚然，他已经经历了不少案件，但那不过是在熟悉的城市环境中一种绝对安全的“冒险”，有的案件甚至就是在办公室里破的，像这样真刀真枪的战斗则是梦也没梦见过的事情。以前常听人说，新兵头一次上阵没有木害怕的，这一论断大约也要在自己身上经验了吧。他暗暗地难为情。
 
　　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向他们跑过来，为首的一个是万参谋长，他们跑近了，跟在万参谋长身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军人跨前一步，立正行礼，低声有力地说道：“报告首长，部队在休息待命。”
 
　　经朱团长介绍，他们知道这人姓王，是这个加强连的连长。
 
　　他们一行人向部队走去。战士们抱着枪安静地望着他们，万参谋长和王连长耳语几句，王连长跑到队列前，轻声喊道：“第一线的，起立！”
 
　　坐在前排的一批战士刷地应声站起来，动作干脆麻利。
 
　　万参谋长对纪真说：“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十八勇士’，都是最出色的战士。”
 
　　纪真和十八个战士—一握了手。然后趁朱团长和万参谋长检查部队的时候，把陈全有和他叫到一边。这是那天纪真对他们做的最后的嘱咐。
 
　　“上去以后，你们注意不要突前太远，不能叫徐邦呈使用信号机，打起来以后，你们俩木要恋战，迅速带徐邦呈退下来，那十八个人足够了。另外，我呆会儿跟朱团长再商量一下，再抽二十个人放在离你们三十米外的地方，做为二梯队，打响后也上去，以多胜少，速战速决。你们的任务就是接上头，然后，保护徐安全撤下来。”
 
　　大陈把头一点，“明白了。”
　　纪真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志明，你也算是个老侦察员了，别慌。”
 
　　他也使劲点了一下头。纪真又移步向徐邦呈走去，很轻松地对他笑一笑，问道：“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儿紧张？”
 
　　天色越来越暗，徐邦呈的睑完全罩在阴影里，只给天边弥留的淡淡一线青光镀上了一圈模糊的轮廓。
 
　　“有点儿，有点儿紧张，”他似乎并不想隐讳，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不要紧。”
 
　　“用不着紧张。你看，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预先设伏，以逸待劳，这一仗是稳操胜券的。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上去以后，你听他们两个人指挥，敌人过来，你就按咱们定好的那样和他们接话，打起来以后，他们两个会领你安全撤下来的。”
 
　　“您放心，”徐邦呈把头上的棉帽子摘下来理了埋头发，说，“紧张归紧张，可我比你们更期待这次行动的成功，因为这对我毕竟是获得新生的唯一机会。”
 
　　天完全黑了，部队开始悄然向山前运动，枯草斑驳的地上，只有一片夸夸惠庭的脚步声。
 
　　山，越来越近，黑黝黝的宛如一条卧龙的睡影。春寒料峭的夜风，刺刺地直钻脖子，可周志明当时却丝毫不觉得冷，仿佛全身的血都要涌出来了。他已经辨不清，到底是兴奋，还是紧张。
 
　　到了山前，先派了两个战士上山去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动静，十八个打头阵的战士精神抖擞，一律短武器，已经单独排好了队列。纪真同朱团长说了句什么，转过身在陈全有和他的脸上扫了一眼，短促地挥了下手：“上吧！”
 
　　他们夹在十八个战土中间，小心翼翼地向山顶那颗独立的标的树爬上去，大约用了二十分钟，便进入了预伏的地点。大陈猫着腰，挥了一下手，让战士们散开隐蔽起来，然后和他带着徐邦呈突前十来米伏在两簇相间几米远的矮灌后面，因为他隐蔽的灌丛比陈全有的大些，所以徐邦呈就和他趴在了一起。
 
　　透过矮灌密集的枯枝，他睁大眼睛朝下望去，北坡要比南坡陡得多，同样布满一丛丛坟包似的矮灌。在幽幽的暗月下，只能看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外廓。山下，更是一望如墨；四周，笼罩着宁静，只有风，飒飒的风声增加着氛围中的恐怖。
 
　　头两个小时，夜光表的指针就像被胶拖住了似的，很不情愿地往前磨蹭着，可到了最后一小时，却骤然加了速，离接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尽管山下黑糊糊的仍旧不见一丝动静，可他的心却无法控制地狂跳起来。咯咯咯！他听到胸膛里那急促的响声在沉重地叩击大地！那时候，他才真算承认父亲并没有委屈他，他的确胆小，没用，上木了台盘，他实在恨自己了！
 
　　终于，绿色的指针指在了二十三时，他按下了信号机的按纽，短短长短，他的手指直哆喷。头一遍的长短节奏大概不那么准确，他连着发了三次信号，然后把信号机靠近耳边听着。
 
　　“沙——”，除了一片沙沙的噪音什么也没有，他侧脸对不远的大陈望去，大陈也正在看他，他摇摇头。
 
　　短短长短，他又按了一遍，等了半天仍旧没有回音，他紧绷的神经有点儿松懈下来，一股强烈的怀疑占满了心头。
 
　　“徐邦呈该不会和我们开了一个‘买空卖空’的大玩笑吧？”
 
　　突然，信号机嘟地响了一下，一阵令人晕眩的心跳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嘟——嘟——嘟嘟”，强烈的回答讯号连续而准确地叫出了预定的节奏。
 
　　山下不远的地方，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光点儿，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两秒钟后又再次出现，他看见大陈的手电筒也亮了，和对方一明一灭地呼应起来。
 
　　就是那一瞬间，一生的悔恨就是在那一瞬间铸成了。他为什么偏偏就忘记了防备着徐邦呈呢，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以致于脑子里只剩下了一根弦，只等着和从黑暗中上来的那群越境特务开打呢？当他的后脑勺突然被轰地猛击了一下的时候，他差一点蒙过去，在徐邦呈打完他之后一跃而起，向前鼠窜的刹那间，他大概只是凭了一股下意识的反应，才不顾一切地横扑出去，抱住徐邦呈的双腿的。他用力太猛了，徐邦呈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人又争着跳起来，他趁徐邦呈重心未稳，猛一个直冲拳打过去，可这一拳又太慌了，虽然打在他的脸上，却仿佛很虚飘，徐邦呈竟乘势向后一倒，顺着北坡飞快地滚了下去。他这才拚命抽出手枪，向下连击了四枪！枪声在寂静的山野里震耳欲聋！
 
　　那一切都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过去的。等到大陈扑过来，用力拉住他的胳膊，他全身的血管几乎要炸开了。
 
　　“怎么回事！”大陈已经不是平时的大陈了，他像一头怒吼的狮子！
 
　　“跑了，他跑了！”他觉得胸口喘得说不出话来。
 
　　碎然，周围天地间刷地亮起来，如同白昼一般，山下，不知多少部探照灯一齐射向山顶，他们的眼前一片雪白，往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北面山下喧声大作，许多人在粗声叫喊。
 
　　紧接着，一片密集的自动步枪子弹带着虚飘的哨音，高高地掠过头顶，枪声中混杂着疯狂的狗吠！
 
　　他们这边的几条军犬也嘶叫起来，十八个战土蜂拥上来，陈全有挥着手，喊道：“往下撤！”办公室里静静的，整个办公楼里似乎都是静静的。快到中午了，可摊在眼前的稿纸上，却仍旧只是那个标题身后有点声响，他回过头去看，严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他的身后。
 
　　“好嘛，耗了半上午，你就写了这么一行？”
　　他呆呆地，答非所问：“甘副局长就是个外行。”
 
　　“你扯什么？”严君先一怔，随即恍然，“还想着311呢？”
 
　　他勾下头，说：“人是从我手上跑掉的，也许我应该负责任，可负责任是小事，我总觉得心里窝囊，堵得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人已经跑了，这口气咽不下去也得咽，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胜负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一时失败在所难免，用木着这么丧魂落魄的。”严君倒用这种老侦察员的口吻来宽慰他了。
 
　　她扯开话题，问：“下午还去医院看你父亲吗？大字报要是写不完，我替你写吧。”
 
　　他喜出望外，“你真替我写吗？我下午要去医院，晚上还得去段科长家给他谈那天边界上的情况呢，我们约好了的。”
 
　　“你们不谈别的？那我也去行不行？”严君感兴趣了。
　　“怎么木行，一块去吧。”
 
　　“这样吧，”严君来了情绪，“今天你就上我那儿去吃晚饭，我姑妈炒菜的手艺很可以。
 
　　吃完了咱们一块去，怎么样？你爸爸一住院，谁给你做饭呀？““我自己会做。”他没忘记要说明一句，旋而又想起什么来，说：“对了，段科长还让我上他家吃呢，我看咱们干脆都到那儿去吃得了。”
 
　　“也行。”严君很爽快，“你从医院回来叫着我啊。”
 
　　下午，他在医院里陪着父亲。为了叫父亲的情绪好一点，他已经绞尽脑汁，花样翻新地想了不少主意了。这回，他从家里把“白白”给父亲带去了。父亲果然高兴，逗着“白白”玩了半天，直到被老护土长发现，大惊小怪地来轰，他才抱着“白白”回家。然后他又回机关叫上严君，两人骑车子直奔段科长家来了。
 
　　段兴玉住在公安局新盖的干部宿舍楼里，是个像鸽子笼似的又窄又矮的两居室单元，他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了，正在热气腾腾的小厨房里做饭。他们俩没进正屋，也挤进小厨房，在高压锅惯隆啦啦的喷气声中，大声说着话。
 
　　“我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小孩也吃口剩饭就跑了，大概找同学去了，家里没别人，咱们正好说话，严君会烧鱼吗？我今天买上鱼了。”
 
　　“鱼还不好烧，”严君脱去外套，挽起衬衣的袖子，“干烧还是红烧？”
　　“随便，熟了就行。”
 
　　严君在烧鱼，段兴玉领着他离开厨房，到那个客厅兼卧室的大房间里来了。
 
　　他看着忙于沏茶倒水的段兴玉，几天来一直索回在心头的那团阴云又爬到脸上，踌躇片刻，问道：“科长，你说我要不要先写个检查呢？”
 
　　“检查什么？”
　　“徐邦呈是从我手上跑的，我至少是缺乏警惕吧？”
 
　　“先不用，对311案失败的原因，将来处里得专门研究确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具体到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要等这个总的估计出来后再说。”
 
　　周志明在桌边坐下，说：“那天，我们撤下来以后，74111部队留下两名战士对敌方做了观察，后来听他们反映，敌方探照灯延续二十分钟后才熄灭，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像有较大数量的部队活动，山脚下能听到汽车的引擎声，后来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不远的地方飞走了，他们是从声音和信号灯光上判断出来的。”
 
　　段兴玉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又从柜里拿出糖盒，打开来，“吃点儿糖吧。”
 
　　他下意识地拣起一块糖，并没有去剥糖纸，思索着又说：“当时徐邦呈一跑，边界上很乱，老实说，我也慌了，没顾到仔细观察一下，可现在回想和分析起来，好像，好像觉得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你看，预先埋伏了那么多人。”
 
　　段兴玉踱着步子，“碰上这种事，就怕自己发慌，一慌就什么也看木稳了，一个侦察员，非得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他踱了两趟停下来，又问道：“徐邦呈在跑以前，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他想想，“没有，好像，好像晚上出发的时候稍稍有点儿紧张，不过不明显，当时看起来并木觉得反常。”
 
　　“嗅——”段兴玉微微侧着头，沉思着。
 
　　严君走进屋来，把一大盘色泽浓艳的红烧鱼放在桌子上，笑着刚要说什么，看见他们俩明郁的脸色，也把笑容敛住了。
 
　　“从表面上看，”段兴玉看着他们两个人，说道：“事变的确是爆 炸性的，很突然。
 
　　我乍一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很吃惊，可后来仔 细一想，又觉得虽在意料之外，却尽在清理之中。““嗅，怎么呢？”周志明和严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段兴玉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说：“我记得，以前我和你们说过我的一个感觉，我说过我在头一次接触徐邦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个寻常之辈，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个久经训练的骨干特务，他的逃脱证明这个判断大致不错。我那时之所以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头两次的假口供实在太拙劣了，这是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当然，使用假口供是现代间谍战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假口供的目的既然是诱使反谍机关上当，因此就必须编排得十分巧妙可信。事情怪就怪在徐邦呈的头两套假日供都是木能自圆其说的下等故事，不但叙不了他，反而会使他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他自己的实际水平又是完全可以预见到这一后果的。那么，根据这个矛盾的现象，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徐邦呈使用这两套假口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它们，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我们很快就识别出它们的虚假来。”
 
　　周志明和严君面面相觑，周志明说：“这我过去倒没有想过。”


 
　　段兴玉接着说：“好，现在就假定我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他故意让我们很快识破的用意是什么呢？另外，在第二次审讯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可疑现象，我们把那些检查出来的物证摆出来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反复看了两遍，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严君，你当时注意到他的这些细微举动了吗？我注意了，这些举动是不合情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刚刚从他自己身上缴获的嘛，他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可是他在看这些物证的时候，似乎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本来，我是想在审讯中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观察这些问题的，可是后来，甘副局长把审讯接过去了，我也曾经把我的怀疑跟纪处长谈过，但他没有直接参加对徐的审讯，毕竟不能像我这么自信。他觉得徐邦呈是不敢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因为他把我们诓到边界上，如果接头不成，于我无损，而他自己却要倒霉。在你们临出发的时候，纪处长甚至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怀疑‘三月计划’完全是徐邦呈的凭空捏造，以此来表现一下他的立功愿望，然后他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推掉接头落空的责任。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是现在这么个结局。我同意小周刚才的看法，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蓄谋的。徐邦呈关于‘三月计划’的口供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套严整的假口供。”
 
　　严君想起什么，问道：“可那个地形方位图怎么解释呢？那图上画的正是仙童山呀。”
 
　　段兴玉点点头，“对，图恰恰也是一个疑点，因为像这样一个接头地点，方位和标的物都是应该熟背于胸的，弄一张图带在身上，不但多余而且危险，一旦出事也容易把整个计划暴露。现在可以判断，这张图，还有那个信号机，很可能就是敌人为这套假日供专门设下的两个假物证，如果徐平安无事，这两样东西就用不上，一旦有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现在又可以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上去，在全部物证中只有这两件东西和仙童山接头有真正联系，而第二次审讯恰恰也是这两样东西没有摆出来，他当时看了半天，大概就是在找它们，既然没有找到，当然那次也就不会供出‘三月计划’来。”
 
　　周志明恍然地说道：“唉！你那么一说我倒有点开窍了，徐邦呈前面的那两套假口供，是为了给后面这个真正的假口供做铺垫的，对吧产‘”我想是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把’三月计划‘和盘托出，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慎重，任何反间谍机关对于过分轻易获得的口供都是怀疑再三的，他当然明白这个规律，所以先耍了这套假中之假的把戏来搅乱我们的思路，经过这么几番顿挫蓄势，等以后吐出真正的假日供来，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严君连连摇头咋舌，“好家伙，我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想想直后怕。”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这次失败也不是不能避免，关键是得把审讯这一仗打好。如果后来是纪处长接手审他，大概不至于如今的局面。”迟疑片刻，段兴玉又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当着你们说的。论搞侦察，甘副局长毕竟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还缺欠一些，审讯中有些方法实际上属于指供引供，然后又盲目地信供，我当时是提了意见的。小陆嘛，就更其没有经验了。审讯记录后来我都看了一遍，我们的毛病的确很多，其中有两条是致命的：第一，审讯之前先带有成见，脑子里先有了个框框，总以为敌人是要对我们现时的反右运动搞行动破坏，在审讯中就拼命想找出点儿根据来印证这个成见，这样做，很容易降低自己的判断力；第二，过于着急地把自己的怀疑暴露给徐邦呈，让他摸准了底细顺竿爬。另外，徐供认‘三月计划’以后，甘副局长显得过于热心了，对这个计划我们本来应该故意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然后观察他的反应，但甘副局长没有这么做。当然，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啦。”
 
　　“咱们先吃饭吧，”严君插空说，“菜都凉啦。”
 
　　“好吧，”段兴玉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再说了，开始摆碗摆筷子，他看着那盘决要凝冻的鱼，对严君说：“要不要把鱼热一下？”
 
　　“不用，凉的更好吃。”
 
　　周志明却扭捏了一下，“我，我胃……怕凉。”
　　“好，那就热。”严君笑了他一下，“你真是个娇气鬼。”
 
　　鱼热好了，三个人坐下来。周志明刚刚往嘴里塞了一口饭，又对段兴玉说道：“‘三月计划’既然是个骗局，那徐邦呈这次潜入的真正任务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严君说：“从物证上分析，我看十之八九是情报派遣，密写纸和密写药的数量那么大，只有搞情报的人才需要。”
 
　　周志明夹鱼的筷子停在碗边，思索着说：“我现在倒觉得那些东西不像是他自己用的。”
 
　　段兴玉很感兴趣地抬起眼来，“嗅？你有什么根据吗？”
 
　　“我这两天就琢磨这个问题来着，我觉得他身上带的钱有点儿怪，缴获的一共是三千一百三十一块多，一个特务被派遣出来，活动经费干嘛不带个整数呢？干嘛偏偏要带三千多那么一点儿呢？其中三千元又是用纸包单独包着的。所以这些钱会不会根本就是两份儿，一份儿是纸包里的三千元，另一份就是那一百多块零钱，池入境以后，坐车吃饭要花掉一些，所以这一份儿的本来数目大概是二百，这是他自己可以支配的经费，而那三千整数，我想是给什么人带的。”
 
　　大家沉默了少顷，严君说：“要是钱是给别人带的，那其它东西呢？搞不好也是给别人带的，徐邦呈就是个专勤交通也说不定。”
 
　　段兴玉慢慢扒拉着碗里的饭，思索着说：“晤，有道理，你们的分析有道理。我看等过几天，追谣办公室的工作闲一些，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抠抠这个案子。”
 
　　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又扯了些别的话题，什么蔬菜恐慌啦，铁路晚点啦，外线丢梢啦。
 
　　严君踪了一声，说：“咱们老是喊着准备打仗，准备打仗，我看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咱们难得乱了营，当头儿的净是些外行瞎指挥，靠他们非亡国不可。”
 
　　周志明说：“瞎指挥你也得听着，对咱们干公安的来说，上级的命令就是错了，你能说就不服从了吗？”他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不知道该不该赞成这个说法。
 
　　段兴玉笑了笑，“小周说的是对的，要是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有错就拒木执行，那就更要乱了营了。”停了一下，又说，“放心，要真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再容忍了。”
 
　　周志明闷头吃饭，这时又插了一句：“非要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吗？”
 
　　“就是！”严君马上响应了他。
　　段兴玉愣了一下，没有接话。看来，他不太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科里忙木忙？”
 
　　周志明说：“我们组在订311案的卷册。看来，这个案子弄木好得一辈子挂在那儿了。”
 
　　严君说：“其他组没什么事。‘运动办’老看着咱们科的人松闲，老给找事。”
　　周志明突然想起来，“小严，大字报写了没有？明天大陈可找我要呢。”
 
　　“放心，抄都抄出来了。”
　　周志明松口气，问：“写多少？”
 
　　“一张纸。放心吧，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替你们送到‘运动办’去。他们要嫌少，让他们自己写。其实他什」也不过是应付差事，都是硬从观众里揪到台上去演戏的……”
 
　　严君还在滔滔不停地说着，周志明闷着头，一句话也不接，而心里却忧心忡忡。他知道，严君虽然是个假小子脾气，但像今天这样放胆地发这种出格儿的议论，毕竟少见。尽管在段科长面前说几句过激的话倒也无碍，但若说惯了嘴，就难免在外面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了。
 
　　季虹也是这么个大大咧咧的劲头儿，肖萌最近似乎也染上了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嗜好。
 
　　这些女孩子，怎么得了呢？他心里暗暗地直发急。
　　而严君，是不是因为和自己在一起，才这么话多？
 
　　他胸口跳了一下。
　　段兴玉家的楼前是一大片工地。天黑，地上坑坑洼洼的，自行车不好骑，他们只得推着走。
 
　　严君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单独和周志明在大街上走，四周没有人，他们只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那么近。咳，这算什么事呢，值得她这样宝贵？甚至故意地把脚步也放慢了，以便能延长一点这宝贵的光阴。好笑，她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工于心计了？周志明倒没催她，也跟着放慢了脚步，他一向是随和的。
 
　　他们这么慢慢地走着，可光走也不是事儿啊，总得说说话。她看了他一眼，说：“天冷，你胃不好，小心受凉。”
 
　　“我毛衣还穿着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都看出你害怕了，你后来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所以我不说了。”
 
　　“当着段科长，没事。”
　　严君心坎上像是有股血喷出来似的，忽地热了一下，从周志明这句话中，她隐隐体味到一种格外可贵而又格外亲近的……体贴。她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
　　“我给爸爸买了个书柜，想送到火车站托人带到北京去，可我不会骑平板车，你帮我一块送去怎么样，平板车我姑妈家的院子里就有。”
 
　　“行，什么时候去？”
　　“后天晚上，我姑妈认识那趟车的列车长。”
　　“后天，清明节？哎哟，后天晚上我有事呀。”
 
　　“什么事？公事私事？”她笑着问。
　　“我想去十一广场看看，我爸爸让我替他献朵花。”
 
　　“给总理献花？那正好，我也正想去呢，后天我陪你一起去，书柜的事以后再说。哎，我建议咱们干脆做一个小花圈，精致一点的。放心，处里不会知道，上我家去做，怎么样？”她一口气说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精彩打算，只等着他说：“行。”其实，做小花圈的事她是早有准备的，材料都齐了，她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拉周志明做伴儿。
 
　　可周志明却说：“啊，不行，我，我，还要和别人约了一起去呢。”
 
　　“那不管，是我先约的。”
　　“我和人家早约好了，真的。”
　　“人家，谁？”她疑心起来，“是施肖萌？”
　　“啊，不。”周志明躲闪地勾下头去。
　　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成。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木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察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
 
　　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木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木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她一向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个粗线条的人，她不习惯苦心观察和分析别人，甚至也懒得去认识和体会一下自己，她没有，也不想有林妹妹式的那种细而又细的灵性与伤感。像现在这样，让自己停顿下来，安静下来，专门地，去回顾过去和窥探未来，在她还是从未有过的习惯。在她的记忆中，周志明给她的第一面印象，除了那张报中看的胜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周志明跟不熟的人是不爱说话的，不像科里、处里的其他小伙子们那样，在她初来乍到的时候，或哗众取宠，想引起她的注意；或俯首送媚，以博得她的好感；或故作窘呆，以换取她的同情，那帮人有意无意之间使的小手段，她不但心中了了，而且有点厌烦，但那个时候，她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会爱上一个当时她毫无一顾的人。不，她并不看重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上了他在业务上受培养受重视的地位（这一点不管年轻干部们是否公认，反正老同志背后都是这么评定的），她对周志明的最初的好感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他们新来的同志面前，从来没有老侦察员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她，也没有其他追慕者那种动机昭然的殷勤。他的天性忠厚；他的为人随和；他的委曲求全；他的总爱替别人操心的习惯，全都是在无形中被她一点一点地感受到的，以至于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周志明的影子就开始勾留在她的心室一角了。但是，当一个怀春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除了怦然心跳之外，有谁能够很快地把源防的感觉转化为明确的理念，产生具体的愿望和实际的行动呢？她对这事，就和搞案子一样，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胆量。等到她明确了信念，而且建立了胆量的时候，一切都迟了，周志明一车轮糖撞出个施肖萌来。她没有料到，老实汉子的罗曼史也会发展得如此神速，才几个月的功夫，已是“九尽杨花开”了。
 
　　现在，周志明是个有了归宿的人，按理，她不应该再作非分之想了，应该放弃他、疏远他。这个理智的念头也的确无数次地控制和约束过她的感情与向往，却又无数次被感情和向往的冲击所打破。也许正因为她的爱一开始就面临着幻灭的威胁，所以有时候就更加显出超常的坚固和迫切，她居然抓住周志明在去湘西之前托她给施肖萌捎信儿的那个机会，跑到施肖萌的家里来了。这是她过去绝对不会干的事，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怀了损害别人的动机去干的事！
 
　　这都是为什么呀！她为什么要去找施肖萌？为什么要主动向周志明透露施肖萌父亲不体面的现状？难道爱情达到炽点，就没有理性的成分了吗？
不，不，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不是一个以施阴谋诡计为乐事的女人，当她看到施肖蔚热情礼貌地给她倒茶，看到她对周志明那种真情实意的关切的时候，原来想好的那几句破坏的话竟全部梗在喉间，不能启齿了。她不忍心，不应该，也不能够，去损害这个天真的，正在等待幸福的姑娘。
 
　　可她自己呢，她同样需要幸福，如果失去周志明，她那颗已经被他扰乱了的心，能在谁那里得到安慰和平优呢？处里，追她的人不少，可是一个个算过来，她觉得都不行。小陆在毕业前就给她写了信，到现在又托人来说，她万没想到被托的恰恰就是周志明，真是冤家路窄呀。
 
　　“小陆人不错，工作认真，也能耐苦，心直口快，长相嘛，也不错。”他翻来覆去老是这几句话，论起做媒，周志明可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
 
　　但是在爱情上，她却敢断定他一定是最高明的，因为她觉得最高明最动人的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粉饰和矫揉造作的。周志明就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从仙童山回来以后，周志明一下了班就往施肖萌家跑，这是她凭一个女人的最基本的神经末梢就能看出来的。清明节，他们还要一起去广场……他在施肖萌面前是什么样儿？是的，他是懂得如何去爱的，可是，他懂得那种毫无指望的爱是什么滋味儿吗？
 
　　严君又想起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美丽的象牙书签了，书签上面刻的那一行小字是她念熟不忘的，那是但丁的一句诗，“爱；应当成为美德的种子。”而且爱的本性是排他的，是不能分享的，或者，她真的应该把那个已经被冲破和揉碎了的理智再重新收拾起来，不然，她就得在一个不能调和、无可两全的矛盾中生活一辈子，难受一辈子。还是理智一点吧，躲开他、忘了他，多想想他的缺点，这大概是一条迟早要走的路，而迟走，还不如早走。
　　——小圆镜里是你的眼睛？湿了？不，你不是一个掉泪的女人，你没有失掉什么！你是一个侦察员，你有你的事业！
 
　　她望着镜子里的眼睛，仿佛是在对着另一个人默默地告白，她，要和事业结婚！
 
　　第二天上班，她在走廊里和周志明打照面，交臂而过，她没有理他。看得出来，她的反常的冷淡使周志明有点儿惴惴木知何故了，说不定还以为她还在为拉书柜的事生闷气呢，她横心闭眼，不理他，也不解释。
 
　　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感情这玩意儿，要想一朝忘却，也难。上午她被叫到处长办公室给纪处长抄讲话稿，甘副局长来了，和纪处长在外面套间的沙发上坐着说话，当虚掩的门缝中隐约传来“周志明”三个字的时候，她仍然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笔，尖起了耳朵。
 
　　“那个周志明可靠吗？徐邦呈的跑，我总感到有点儿怪。”
 
　　她听得分明，这是甘向前的声音。
 
　　“人是可靠的，”纪真果断的声音，“他是六九年咱们局从初中学生当中招的那批人，干公安已经七年了，是党员。”
 
　　“这次运动中表现怎么样？”
　　“表现还可以，在科里写大字报挺积极，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晤——”甘向前很保留地陪了一声。
 
　　她心里直打哆咳，不知道是气还是怕，甘副局长怎么可以这么怀疑周志明呢！全无根据地怀疑，毫无道理地卸责，这是什么领导啊，以后还有哪个侦察员敢在他手下干！她的胸间起伏难乎了。
 
　　外面屋子里又说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人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我是局里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我已经向市委亦得同志做了检讨。当然噗，亦得同志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我考虑，你们作为具体办案单位，总得有个检讨吧。”
 
　　“检查报告是应当有的，可目前徐邦呈脱逃的原因还没搞清，是不是等……”
 
　　“不用等吧，主要从思想上检查嘛，你们先拟个稿子，我看一下再往上报。”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甘向前大概是要走，说话声又随着穿大衣的声音一起传进来。
 
　　“今天下午局里在广济路礼堂开科股以上干部大会，要宣布市委的一个重要决定，要求侦察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你们接到局办公室的通知了吗？”
 
　　纪真说了声接到了，随后，著著的皮鞋声便响起来。纪真这时候又说了一句：“今年的手枪射击训练，周志明的成绩名列全局第八，在我们处是使使者，说不定，徐邦呈早已经成了他的论下鬼了。”
 
　　“也可能吧，对，这一条在检查报告上想办法写上去，我看我们也未必就是输家。”
 
　　脚步声移出了屋外。
　　严君的心绪涂乱起来，笔下连出错字，用小刀刮掉，再写出来，又是错的，只得再刮，纸上弄得一塌糊涂。纪处长送客回来，看着她的艰难劲儿，皱着眉头挥挥手，说：“先歇会儿吧，歇会儿再抄。”停了一下，又说：“你去秘书科问问，看看他们把今天下午广济路礼堂开大会的事通知下去没有。”
　　还没走到秘书科，她在走廊里就听见有人叽叽咕咕地议论：“下午什么会，这么郑重其事的？”‘一八点都过去了，大会才算开完，坐得离太平门最近的那一片上黄下蓝的消防兵最先拥满了礼堂的门道，接着，一身全蓝的户籍警和治安警，胳膊上戴着白套袖的“马路司令”，为数不多的穿绿军装的军代表，还有他们这些一身朴素便装的干部也混杂着从礼堂大门口漫出来，挨挨挤挤地灌满了半条胡同。
 
　　“散个场都这么费劲儿，局里的礼堂干嘛非盖在胡同里呢。”
 
　　周志明急着想快些出去，心里头直堵得慌。
 
　　礼堂选的这个地方的确不理想，散场慢且不说，胡同的出口，又正好插在了广济路的半腰上。广济路在南州，恰如王府井在北京，南京路在上海一样，是个最繁华的商业区，往常在这儿开会，总免不了要有许多人半截里溜出去逛商场，局里虽然也三令五申地禁止过，却是松一阵紧一阵不大见效。然而今天下午的情形却遇然木同了，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在台上居中落座，局里十几位副局长分列两厢，只有局长马树峰因为免职去参加市委办的学习班而没有到场。可以容纳一干三百人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会，开了三个多钟头，竟没有一个人敢于中途退场。
 
　　杂沓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顺着胡同往前拥去，全不同往日散场时的吵吵闹闹。人们脸上的表情庄重而又肃杀，这使周志明的脑子里又隐隐浮起刘亦得那浓厚的唐山口音来。
 
　　“南京已经闹了，北京正在闹，南州怎么样？我看也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指什么，指这几天又有人不断地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当然，刘书记后来的话说得更加明确无误了。
 
　　“清明节，什么节呀？鬼节！完全是‘四旧’嘛。再说，用铁架子做那么大的花圈，究竟是悼念总理呢，还是向谁示威呢？”
 
　　周志明不明白，连清明给烈士扫墓都成了“四旧”，那以后过春节、吃粽子、吃元宵、吃月饼、喝腊八粥是不是也要以“四旧”论处了呢？他在听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刘书记的声音让人格外不舒服。可那特别土气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耳边不停地响着。
 
　　“在座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市委对公安局的广大干警是信任的，市局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放到广场上来，市委已经决定，要对那些在广场上闹事的人实行反击！”
 
　　看来，郑大妈的那个所谓“传达”，自己这两天的担忧，现在全都应了。
 
　　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如果确实有人在广场上闹事，当然是应该制止的，但刘书记，不，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作呢？送花圈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何必非要视做洪水猛兽不可？广场上有坏人，对，但不能都是坏人呀，施肖萌的姐姐，还有安成他们，不是也要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连他们 941厂的团委还要组织团员做花圈送去呢，难道都成了反革命了吗？他觉得说不通。
 
　　安成就是941厂的团委书记，他们相识才几个月，但现在已经很熟，安成比他大了有一轮儿，在他面前像个仁爱的兄长，那种自然的、恰如其分的亲切，决不会让你感到半点儿拘束和生分。他几乎没有多久就喜欢上安成了。如果安成是坏人，江一明老头是坏人，施伯伯一家是坏人，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散场的人漫出胡同口，一部分涌向马路西边的停车场，一部分涌向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他和小陆、严君几个人都向存车处走去。
 
　　推出自行车，刚要走，小陆拉了他一把，一脸兴兴头头的样子。
 
　　“走，十一广场看看去。”
　　“干嘛？”严君跟上来，“你也想闹事去？”
 
　　“不是，我估计咱们过几天的工作，也得往那边转，先去熟悉熟悉情况嘛，去不去？”
 
　　“没你那么积极。”严君骑上车走了。
　　“我也有事儿。”周志明把车子推上马路。
　　“那，明儿见吧。”小陆快侠地说。
　　周志明把车子骑出广济路，匆匆奔神农街头条来了。
 
　　他走进施肖萌家的小矮门的时候，江一明老头儿也正在屋里。看样子是刚刚在这里吃过晚饭，从杯盘狼藉的桌面上，还能看得出晚饭超乎寻常的丰盛，桌上摆着的半瓶喝剩的“五粮液”，尤其触目。
 
　　江一明坐在小沙发上，一边噪茶一边哈哈地笑，“老施一向惜杯吝盏，今天居然大开酒戒，难得难得。”看见周志明进来，又笑话道：“啊，来了一位官方人士。我听说连你们公安局都送了花圈，是真的吗？‘，”没有吧，不太清楚。“周志明顾着跟来阿姨和施季虹寒暄，只随口应了一句。
 
　　“你没吃晚饭吧？”宋阿姨的情绪也佳，热情地拉住他，“我这儿饭菜还挺热的，叫季虹给你盛来？”
 
　　“不不，我吃过来的。”周志明撒了个谎。
 
　　“你可别客气，”施季虹说，“客气了自己吃亏。”
 
　　周志明笑笑，他并不觉得俄，只是急于想把要说的话说了。他用目光在室内寻找了一圈，“小萌不在？”
 
　　“上十一广场了，”宋阿姨说，“一会儿就回来，你真吃了么？”
 
　　“她也上十一广场了？”
　　“广场上这几天很热闹，你没去看看么？”施万云酒酣耳热，红彤彤的脸上像涂了一层发亮的油彩，和周志明前几次见到的那副谨慎持重、不苟言笑的神态相比，活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季虹这几天下了班就去，抄了不少好诗回来。唉，我是老了，挤不动，要不也真想去看看呢。”
 
　　施伯伯的情绪，使周志明的心头更加沉重。过去，肖萌曾几次向他说过她的父亲，她说的和周志明的直观印象大抵是吻合的，这几年老头儿自己不爱说话，也木喜欢女儿们有什么失态的言笑和出格的观点，在肖蔚的眼睛里，他是个多少有点儿“孤僻”的父亲。周志明刚刚在路上是盘算了一番的，他觉得，以施伯伯的谨慎和正统，大概决不会对女儿们的越轨行为取漠然态度，所以他本来是打好主意要通过这位父亲来说服肖萌和她姐姐不要再去广场冒险的。没想到施伯伯对广场上的事竟也持了这么热烈的情绪，这情绪增加了他的焦急，不过在他内心的另一面，倒是觉得施伯伯比原来更可亲了。
　　宋阿姨像对大人一样在他面前摆了个热热的茶杯。他喝了口茶，听着江一明在旁边同施万云说着话。
 
　　“这回是石头城打头炮，现在北京的天安门也热闹起来了，咱们这儿还算是一般的呢。”
 
　　“虹虹抄回来的那些诗怎么样，你昨天不是拿去看了么？”
 
　　“好诗！我把那半本子都看完了，的确好。既非矫揉造作，也非无病呻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写的，感情很充沛，催人泪下的。我算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这些个人民呀，伟大！”
 
　　“党教育这么多年了嘛。”施万云又简短地接了一句。
 
　　“喂，公安人员，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呀？现在广场上的花圈可是成千上万了。”施季虹一面擦桌子，一面挑战似的问他。


 
　　他看了她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坐在小沙发上的两位老头儿，抓住这个说话的机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道：“公安局今天下午刚开了一个大会，市委第一书记给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南京事件已经定了性，是反革命事件。最近十一广场上的事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和南京事件差不多……”
 
　　屋里人一下子在他的声音中沉默下来，只有施季虹没容他说完就打断了他，“什么反革命事件，你到十一广场上去看看好不好！”她火冒三丈地把抹布往桌子上一摔，“悼念总理，正大光明，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你们都当反革命抓起来算了！”
 
　　他张口结舌，看看施万云，施万云紧抿着嘴不说话。来阿姨插进来圆和道：“虹虹，你怎么冲小周发起火来了，又不是他给定的性。”
 
　　周志明还想努力说服大家：“广场上现在也的确混了不少坏人，昨天一天光在那儿抓的小偷就有几十个。”
 
　　江一明摊开两手，涨满一脸没有方向的愤然，“难道说那么多花圈都是小偷送的，那么多怀念总理的好诗也是出自小偷们的手笔？这没道理嘛！”
 
　　周志明哑口无言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话不能自圆其说，本来还想把刘亦得在会上说的送花圈是以悼念总理之名，行破坏批邓之实的话说出来，又怕这话更其火上浇油，所以只好咽下没说，但一时又找不出什么有点道理的道理来引起他们的自警，沉默了一会儿，他想不如索性明说了：“施伯伯、江伯伯，市委已经决定要给予反击了，这两天再去广场就很危险，我看还是D悄萌她们先不去的好。”
 
　　施万云脸色铁板，手指头下意识地不停敲打着沙发的扶手，没有答他的话，鼻子里哼了一声，“反击去吧。”
 
　　施季虹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反击？广场上那么多人，谁怕谁呀，一点儿也不知道现在群众都是什么情绪！我看咱们中国算完了，真他妈没劲儿！”停了一下，她又冲志明问道：“喂，我说你自己是什么观点，你说到底是不是反革命？”
 
　　“我……”他堵了一肚子的闷气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却紧紧抿住了自己的嘴。他何尝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说心里话呢？他也不想这么窝窝囊囊地把自己实际的感情压在心底下。可今天是来干吗的？是来说服他们的，他们木像他，把面前的危险看得那么清楚。季虹大概还以为，但凡是众怒，就必定难犯。其实她根本不懂如今的事，批邓小平谁服气呢？不服气还不是照样搞运动批吗！
 
　　季虹几乎不容他再说什么，嘲弄地笑起来，“在你们这帮警察的眼睛里呀，只要上面一说谁是反革命，你们大概就看着谁像反革命吧？哎，你知道我们厂的工人都管你们叫什么吗？叫狗子，管工人民兵叫二狗子。哈——”
 
　　“李虹！”施万云从沙发上站起来，声音中透着严厉，“你有你的观点，别人有别人的观点，谁也不要勉强谁，不用说别的了。”说完，他连江一明也不管，一个人阴沉沉地踱到里屋去了。
 
　　屋里的空气重压着难堪的沉默。周志明听出来施万云话中的弦外之音，心里不是滋味，坐在那儿又尴尬，又委屈。正在这时候，房门砰一声打开了，施肖萌一胜风尘钻进屋子，人还没站稳，嘴中先嚷嚷开了，“妈，还有饭吗？安成和援朝他们都还没吃呢。”
 
　　安成和卢援朝有说有笑地走进来，他们都看见了他，肖萌丢下别人，兴高采烈地和他说起话来。
 
　　“你们都到广场上去了？”周志明淡淡地问她一句。
 
　　“啊，这会儿去的人可多呢，我们本来想多转一会儿，可是他，”她指着卢援朝，“说什么也不敢多呆了，老怕出事，老怕出事，还说他看出好几个便衣来，我怎么没看见？草木皆兵，援朝哥哥，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卢援朝指着手表给她看，“也该回来了，都几点啦，你不饿呀？”
 
　　宋凡招呼小萌到厨房去下挂面，安成和周志明闲扯了几句，突然想起什么，问江一明道：“江总，您不是也要写首诗吗，什么时候写？我们好给你往广场上送啊。”
 
　　江一明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竖格子纸，说：“昨天晚上信手填了几笔，一诗一词，文白相杂，平民也不工对。但我想，做这种诗，只须真情实感就行，格律上不必太讲究，免得因韵损义。你们看看行不行。”
 
　　安成接着诗稿，先测览一遍，然后朗声念道：
　　‘精明感怀周总理——
　　清明祭日满地花，断肠哀思遗万家。
　　临风草木皆染泪，为感心血注中华。
　　区区数丑灵前嚣，尝芙国人日可杀。
　　忽喜人间传未死，遗灰铺成助陈霞。“
 
　　“太盖了！江伯伯，这诗太盖了，要感情有感情，要文采有文采，明天我们就给你贴到观礼台墙上去。”季虹的情绪十分热烈，抢过诗稿接着念道：“满江红——一年一度，又匆匆到了清明，人相问，寒食今日，举国悲声。莫谓等闲儿女泪，莫谓寻常骨肉情，看国愁民怨多少人，此。：同。
 
　　几人欢，万家痛，挡不住，悼周公。一生功与罪，史家怎评？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季虹念罢，安成说：“我看，咱们干脆把这两首诗词抄成大字贴 出去，弄得醒目一点儿。江总，这下面落什么款呢？”
 
　　“就写江一明，我这老头子做事情真名实姓，敢做敢当，不怕什么。”
 
　　“还是换个名字好，”安成说，“我提一个，叫‘百姓点好’，如何？”
 
　　季虹首先赞成：“好，这个落款没治了，又明白又新鲜，哼，要是我，我就落个‘放火’，有时候我生闷气，真恨不得放把火。这日子有什么过头呀，破桌子烂床，小黑屋，你们瞧这俩小沙发，原来在我们家是最赖的一对儿，现在倒他妈成了宝贝了！我一瞧见那些暴发户就有气。”
 
　　周志明听着那一诗一词，心里也挺痛快，但又觉得季虹的那几句话不免有些杀风景，这种时候老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如意扯出来，反倒没劲了。
 
　　江～明笑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偏要点点灯。好，就用这个落款。其实这个典故原不过是个小小的笑话，是说来朝的一位知州叫田登，封建社会‘讳名’的风俗很盛，因此他不许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于是编出这两句话讥笑他，后来又被人们引申为对官吏暴虐的不满了。我看可以，就用这个名吧。”
 
　　施季虹扯扯江一明，半真半假地说：“江伯伯，说话留点儿神，那儿可坐着位公安人员哪。”
 
　　江一明冲志明笑起来：“放心，从我嘴里出不来反动话。”
 
　　周志明对江一明也笑了一下，可心里却对施季虹的玩笑有股说不出的恼火，几次想告辞回去，可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只好挨挨地又陪了一会儿，直到宋阿姨和肖萌端着面条儿走进来，招呼安成他们吃面，他才站起来，抓起放在床上的帽子，说：“你们慢慢吃，我得走了。”
 
　　宋阿姨拉住他，“你跟小萌他们一块再吃一点儿嘛，吃完再走。”
 
　　他这时才觉出腹中空空，可没有留下，还是向大家道别要走，肖萌拿了自己的围巾，说了声“我送送你”，便跟他一块儿出来了。
 
　　南州的夜晚，春寒还未曾退去，细长弯曲的胡同里，时时有一小股一小股的风直睡在脸上，很凉。堆在路边等候清洁车的垃圾土被风吹得窜来窜去。路灯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影在风中摇曳着。还不到静街的时候，可胡同里却已没了人迹，只有他那辆自行车的链条发出啥俄的响声，空洞而又乏味。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施肖萌转过脸，先开口道：“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
 
　　“没有，我哪儿不高兴了？”
　　“别老是心事重重的，损寿。”她有意想把两人之间的气氛搞活泼一点儿。
 
　　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是承认的，他这个人心太重了，肚子里要是装点儿事，就总放不下，这性格对于他，当然已经不是个优点了。
 
　　走到胡同口，他扶着自行车站下，犹豫片刻，问道：“你这是第几次去广场了？”
 
　　“第一次，干什么？”
　　“你姐姐他们常去？”
　　“常去，怎么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萌，你知道，我心里也是想能和你们一起去悼念总理的，可是……，你听我一句，这几天不要再去了，叫你姐姐和安成他们也不要再去了。”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为什么不能去？”
　　“不为什么，这几天……可能会出乱子。”
 
　　她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出什么乱子？我看广场上秩序挺好的。难道送花圈写诗词也犯法吗？我看你们干公安的就是事儿多。什么你们都想管。你不知道现在大家一看见街上穿‘官儿服’的人就有多么讨厌，我要是你，干脆改行算了。”
 
　　肖萌把话收住了。他的脸上是映着神农街上明亮的灯光的，她大概已经看出他的面色很难看，他也感觉出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地抖，不是冷，不是气愤；也不是委屈和激动；全不是！他只是觉得自己像个虚弱的病人，心里犯堵，难受，不舒服，是一种说不清名堂的不舒服，他所热爱的，全身心热爱的公安工作，这一向被人们尊敬的职业，现在在人们眼里竟是这样可厌！使他心寒！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样一句话送到舌尖：“好，我是瞎操心呢！”
 
　　他说完了，骑上车子就走，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荣二天，是清明节。
　　早上，周志明因为去技术处取材料，来到班上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机关里静静的像一座空楼，他们组的办公室也是锁着的，他满腹狐疑地打开门，屋里空空无人，站在屋子当中发了一阵愣，他突然看见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两行粉笔字：“小周：今天全处干部去十一广场执行任务，你马上来，到观礼台后门去。陈全有。”
 
　　他用黑板擦缓缓把字擦去，走到桌前，打开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习惯地伸进手去拿他的手枪，指尖触到那硬而滑的牛皮枪套上，他却停住了，想了一会儿，缩回了手，把抽屉重新锁好，又带上办公室的门，离开了空荡荡的大楼。
　　十一广场居于南州市的中心，离处机关并不很远。解放前，这儿原是个军校，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在攻城的炮火下成了一片瓦砾场。十一广场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国庆节正式落成使用的，恰好和周志明是同岁。广场南面立着一座朴素而高指的方尖碑——革命烈士纪念碑；北面遥遥相对，修起一座乳白色的观礼台，在观礼台和方尖碑之间，一律大方的水泥板地，形成了广场宏大的规模，再加上东、西、南通行大道三面环抱，让人一眼望去，是那么宽阔而庄严，伟岸而有气魄！
 
　　周志明骑着车子，顺广场东沿的大马路由南往北奔观礼台来，马路上，人流如潮，似乎全然没有了交通秩序；广场上，花海一片，密簇的花圈把方尖碑的基座层层叠叠地盖住，拥成一个白花花的花团。从几面大道上，仍然能看到一个个的花圈浮在人海中向方尖碑这边移动，整个广场构成了一幅既火热又肃穆的画面，他心头涌上一阵激动，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出的十分复杂的激动。穿过纷乱的人流，沿着马路拐了个弯，又贴着观礼台的斜墙绕到后面，他一直把车子骑到观礼台的后门。和广场上相比，这儿出奇的僻静，两个荷枪的解放军战士仔细看过他的工作证，才把他放了进去。
 
　　门内，是个又宽又长的院子，往常市里在广场上举行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这院子就是停车场；院子里有一排矮矮的平房，就权做了司机们休息的地方。
 
　　这会儿，靠院子的北墙边摆着一大片自行车，院子中央，还停了几辆卡车和小汽车，一群群民警和解放军战士散乱地布满了一院子，他发现有几个他们处里的干部正在一间休息室的门口说着话，便放下自行车，向那排房子走去。在房檐下，穿一身崭新军装的甘向前正在和纪真谈着什么，声音虽不大，手臂却不停地在空中挥动，纪真脸色苍白，看上去很疲倦，眼神甚至有些惟伴。甘向前每挥一下手，他就强打精神点一下头，他｛fJ都没注意到他从旁边擦身过去。
 
　　走到房间门口，他碰上了段兴玉。
　　“你来了，快进去吧，一会儿就要交待任务了。”
 
　　他走进屋子，屋子很大，已经挤满了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抽烟的，有喝水的，乱哄哄地说着话。他游目四瞩，在一个窗户边上看到了大陈，挤过去问道：“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局里临时通知我们处今天到这儿来，现在这儿是打击十一广场反革命活动的第二分指挥部，咱们处就在这间屋子。”
 
　　吵吵嚷嚷的噪声突然安静了许多，站着的人纷纷找座位坐下来，他看见甘向前和纪真一前一后走进屋子。
 
　　纪真阴沉着脸，先说：“各科看看是木是人都到齐了？好，现在请甘局长布置任务。”
 
　　甘向前脸上挂着踌躇满志的冷漠，有人给他搬过一把椅子，他没有坐，两手按在椅子背上，向屋里环视了一下，然后用他特有的缓慢节奏说道：“目前，广场上发生的事，性质嘛，我想不用多讲了，大家都是公安干部，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也不多讲了。时间不多，我扼要把敌情介绍一下。从昨天广场上的情况看，送来的花圈比前天多了三倍，从今天早上的情况看，还有增加的趋势。刚才广场上大概就有五六万人了，现在可能更多。昨天夜里，六处、十处和十一处的同志已经干了一宿，现在他们准备撤下去休息，由你们处、刑警队和从各分局抽出来的同志接他们。昨天傍晚，我们在纪念碑那儿抓了几个人，和一些木明真相的群众发生了冲突，十一处的一位同志还受了伤。有些人是狂得很呐！昨天中午市局政治部的一个军代表在观礼台那儿只是对几个青年好言相劝了几句，就被打了一顿。今天，同志们上去，也要做挨打的思想准备。第二分指研究了一下，今天，我们在策略上可以灵活一些。你们上去，主要是通过观察来发现那些利用送花圈进行闹事和那些张贴、宣传反动诗词的坏人，至于围观的群众，可以不去管他。发现坏人以后，尽量不要惊动，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再尾随出场，跟出下落。如果非当场抓捕不可的，也要以多胜少。昨天六处的同志摸出一个经验，群众一般最恨小偷，对那些闲事的坏人，我们可以以抓小偷的名义公开扭获，这样还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哩。这经验我看很好，你01也可以试试。”
 
　　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周志明向四周看看，人们都在出神地听着，许多人脸上凝然有一种庄严的神气。“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立场？……一张张庄严神圣的脸……他不由联想起三月二十五日那个傍晚，他们带着徐邦呈从小招待所出发前甘向前的一番临阵动员，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么一副深受鼓动的神情吧。可现在心里头为什么这样矛盾，这样发虚呢？他闭上眼睛，不论怎么想也不能从甘向前的声音中找到一点地激动和光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个近于荒唐的感觉，仿佛他们不是去抓贼而是去做贼，反正不是去干什么光彩事情。
 
　　甘向前终于结束了他那慢条斯理却又暗藏锋芒的动员，在椅子上坐下来。纪真又说了几句什么，没听清。只见大家都轰隆轰隆站起来往外走，他便也跟着动作起来。
 
　　“不要太集中，分批出去。”纪真在门口说了一句。
 
　　走到广场上，他没和别人在一起，一个人踊跃着各处转，看到有讲演的，就挤在人群中听，听完了抹身一走，根本不管；有新送来的花圈，他也凑上去看；一个中年妇女想跟一个花圈合个影，拿着个相机求他帮忙，他用心仔细地给人家照得好好的；他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一个大花圈面前呜呜咽咽地鞠躬，竟也忍不住站在边上跟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看着一片片的花圈，看着一片片的人，他心里直想大哭一场。这些年，人全是那么自私、冷冰、疏远、互不关心，天下大乱，老是乱，人心成了不可收拾的一盘散沙，而今天，他好像是头一次亲眼看到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万众一心的场面，叫他激动得两腿发软，全身都被一种极为纯洁极为悲壮的英雄主义感染了。
 
　　从方尖碑的脚下回来，他在广场中央看见了大陈，大陈倒背着手，悠悠地像在逛大街，走到每个制做精美的花圈前都站下来欣赏地看两眼，他正想叫他，突然觉得胳膊被人拉了一下，原来是陆振羽。
 
　　“发现什么了吗？‘低振羽一头灰汗，疲倦地问。
　　“没有，你怎么这副德行？”
 
　　陆振羽懊丧地摆了一下手：“别提啦，有个大鲨鱼，我一直跟到歧山路南口，还是给那小子甩了梢。妈的，我这身膘干外线还真不灵，累惨了，你看，”他从兜里掏出张公共汽车票，“我坐七路汽车回来的。”说完又放回兜里，“回去报销。”
 
　　他拍拍小陆的胸膛，“得了，你看大陈就是外线出身，你比他还瘦点儿呢？”
 
　　“哎，我问你，可能你也不知道。”小陆换上一副正经的神气，“我看不少诗词挽词里都提到什么三个人、四个人的，好像有一个是张春桥，那几个是谁呀？还有，东边儿那个花圈你看见没有？个儿挺大的，好多人在那儿照相的那个，是给杨开慧的，你说怎么现在又单给杨开慧送上花圈了？我刚才问三科的小吴，他也稀里糊涂。”
 
　　周志明咬着嘴唇，他知道公安局有不少干部的耳目是很闭塞的，有些社会上早已四处哄传的小道消息，在他们却是闻所未闻。小陆虽然在南州有家，可是在那种部队大院里，思想比较沉寂，消息也封得紧。他很想一古脑儿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全跟小陆说一遍，可又觉得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何况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也只是有个感情上的好恶，并不能说出多少道理来。“他们是政治局的，反他们算不算反党中央？”如果小陆反问一句，该怎么解释呢？他想了想，算了，让他自己去看去想吧，谁也不是聋子傻子。笑了一下，他说：“你呀，太孤陋寡闻了，多看看那些诗词去，多看看多听听就明白了。”
 
　　“咳，那些个诗，尽是文言文儿的，看又看不懂，哪儿有功夫费那个脑筋呀？”
 
　　小陆又扯了两句别的，说要到方尖碑那儿去转转，走了。他转身向南观礼台走来，观礼台的墙上几乎贴满了诗，他想看看。
 
　　诗墙下围着密匝匝的～圈人，在摇动的人头中，他看见段兴玉也挤在其中，正对着一首长诗看得出神，显然也并没有在抓什么“小偷”。他没有叫他，顺着墙从东往西看下去，在观礼台中央的一棵柱子上，他看到～张不大的白纸，上面只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敬爱的周总理，从今后，我再也不偷了。”落款是：“您的不争气的孩子。”他反反复复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觉得一团热气从心窝里确切地，有力地往上升！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中仿佛含蕴了许多既简单又深刻的感情和道理似的，叫人感叹不已，琢磨木完。他继续往前边走边看，快到西头的时候，眼睛刺地闪了一下，他倒真的看到了个小偷！
 
　　当过刑警的人看小偷，眼光是最准不过的。比如在商店，小偷的眼神和正经买东西的人就不一样，不看商品专看人，并且无缘无故地在别人身边乱贴乱挤。他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有二十多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不算太灵巧地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赠来蹭去，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经验的“嫩毛儿”。老头儿呢，一来是上了年纪，感觉不太灵敏，二来全神贯注在诗文上，对身后的把戏一点儿没有察觉。周志明眼睛热辣辣的，一腔子无名火直往心头拱，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场合和气氛中偷东西，就像在纯洁的荷花上拉上一泡屎，把满广场那么多真诚的人心都给玷污了，所以就显得尤其可恶，让人特别的恨。他耐着心等了一会儿，眼看着小偷得了手，挤出人群要溜，便一步上去拦住了他。
 
　　“钱包交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唇上。
 
　　“什么？”扒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估计着动起武来不是自己的对手，便也压低了嗓门吐出三个字：“找抽哪！”
 
　　“我是公安局的，交出来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一拳打过来，他急忙一蹲从拳下钻过去，那扒手的身体前倾，几乎和他站成齐肩一条线，对付这种小偷流氓，和在仙童山的阵势不一样，他一点儿不发慌，看准是个“后掏裆”的机会，他左脚飞快地跨上一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脖领，一手抄到他的裆下，一抓一提，把这个比他壮实得多的扒手生生地摔在地上。
 
　　他们这一打，把许多人的注意力引过来，几秒钟的功夫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儿，那个壮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赠了一层灰，周志明叉着手等着他反扑，没料到那家伙却大喊大叫起来：“公安局抓人啦！”
 
　　人们不知就里，全愣在那儿没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挤进人圈，猛地抓住那扒手的肩膀，粗声喝道：“喊什么！”
 
　　周志明心里一喜，大声说了一句：“马三耀，看着他。”自己抽出身去寻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呢。
 
　　“您的钱包呢，看还在不在？”
　　老头儿看了他一眼，顿时明白了味儿，手脚慌张地在身上翻找起来，“哎，钱包呢？哎呀，丢了，同志。”
 
　　马三耀提着扒手的肩膀，“拿出来！”
　　钱包还给了老头儿，人们这才散去。他们把小偷送到了广场治安派出所。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马三耀往派出所办公室里一坐，吐了口唾沫，说，“头一个是九点钟碰上的，妈的，那小子耍流氓。”
 
　　周志明在门外的水管子那儿洗着手，隔着敞开的门，笑着问：“你没抓着个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该由你们五处抓，咱们刑警队是专跟小偷流氓过不去的。”见周志明洗完手要走，忙又说：“那么积极干什么，坐下歇会儿。”
 
　　周志明拧动着表的弦头，“快十二点了，我得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去，你们队里食堂木送饭？”
 
　　“不送，自己在外面吃，吃完了报误餐呗。”
 
　　“我们送，我得走啦。”
　　他离开派出所，往观礼台后院走来。
 
　　问振羽没有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就在周志明和马三耀押着小偷走进派出所那会儿，他匆匆忙忙离开十一广场，回到处里来了。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径直地向屋角那架绿铁皮保险柜奔去。
 
　　打开柜门，他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只比拳头还小一点儿的密拍照相机，又取出一件深灰的卡布军便服。照相机是固定在一条皮带上的。他脱掉自己的外衣，用皮带把照相机系在肚子上，外面再套上那件灰的卡。披挂完毕，他急急地锁上办公室的门，又奔 广场来了。
 
　　在组里，大陈的密拍技术是在外线队打的底子，自然十分过硬。周志明参加过局里办的外线技术训练班，密拍的技术也能拿得起来。他现在穿着的这件伪装服就是当初周志明参加训练班那会儿做的，现在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瘦长。搞密拍，他并不是出自正宗的科班，而是前不久才开始跟大陈和周志明学着搞的，但由于对此道的兴趣很浓，所以虽然只学了几个月，那一套技巧大体上也掌握得差不离了。对于自己的这点儿小聪明，他一向很自矜。没兴趣的事不敢说，但凡是有兴趣的，大概总不至于比一般人入门慢。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出息。在他之前，陆家门里还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父亲虽然已是副军级，可一个工农干部，就那么个水平，这几年又越发显得老朽昏睛；母亲是家庭妇女，更其没有文化。他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之所以在孩子中格外另眼看他，无非是陆家的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无论跟谁提起来，都是个光彩罢了。
 
　　他是个“读书人”，其实一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书卷气”，陆家的习惯，跟书没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弄到几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可以说，福尔摩斯的形象对于他的刺激和引诱，很使他神魂颠倒了一阵。不过福尔摩斯那种神秘而又饶有兴味的故事只能在夜里头，给他增加一些荒诞的梦，他自己就是那些梦的主人公，一个机智的、勇敢的、出神入化的、硬汉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混合体。可是醒来，他还是他，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小屁孩子。他当然想不到几年以后会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既不是个户籍警察，也不是个交通大岗，好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命中注定，他当上了一名反间谍人员。命运的安排居然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辛苦幻想，他现在应该说是如愿以偿了。是的，他不怎么爱看书，不关心别的问题。比如像十一广场上的事，他就不那么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可是他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心希望在事业上有点儿成就，也许到四十岁吧，或者不到那么老，就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经验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骨干侦察员，别的事他一概不关心，无论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他都不关心，处里科里组里摊派的一应杂事，也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是一有案子，他就非抢到手不可。上次仙童山的一仗没捞上前敌临阵，后来越想越觉得是个终生的遗憾。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徐邦呈的逃脱毫无责任干系而产生一点地庆幸，而是到现在还在心里抱怨没得上这个机会，这种传奇的经历也许一辈子不会再有了。他甚至想，如果当初那个机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不会辱没了它。
 
　　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广场东面的马路往北来，看着广场上一片～片的人群，感觉到肚子上那个硬梆梆的家伙，随了喘息的节奏一松一紧地蠕动，暗暗压抑着内心的得意。他把车子骑进了观礼台，一走进屋子便情不自禁地咋呼起来：“嘿！广场上现在人又多起来了啊，有油水嘿！”
 
　　周志明把一份包子和一碗鸡蛋汤递给他，说：“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要不给你留一份，你就得俄一顿！”
 
　　他本来木想说是回处里挂相机去了，可还是给坐在一边的段科长看出来了，一双眼睛在他身上打量着。
 
　　“你怎么把这伪装服穿上了，里边挂相机了？”
 
　　照规矩，侦察员使用密拍相机须经科长的批准，段科长这么问他，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连忙吞下一口肉包子，支吾地解释道：“刚才，晤，我请示了～下纪处长……”
 
　　段科长皱着眉，好像这事儿没有通过他就不满意似的，“你行 吗？”他问。
 
　　“行，学了十几个卷了。”他生怕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好在段科 长没再说什么。


 
　　吃过饭，大家零零落落地开始往广场上活动。他肚子里填满 了包子，觉得身体的“竞技状态”空前的好。他在广场上转来转去，舍得走路，不怕挨挤，自信一定能摄下几张外线密拍的“经典镜头”来。约莫转了两个小时，他才开始觉出事情有点儿木妙。下午广场上人多，可基本上都是些看诗、抄诗的，闲逛的也不少，还有不少人只是匆匆赶来，冲个花圈鞠两个躬又匆匆离去。那些大声讲演的，朗诵的，送花圈的，贴诗词的他一个也没碰见，真后悔上午没想起向纪处长提出挂相机的事。眼看着手表的指针一个劲儿地往三点滑去，中午纪处长交待了要大家四点钟以前回处里汇报的，三点半就得离开广场到观礼台后院去取自行车，他担心自己这一下午是白忙活了。
 
　　他发了急，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在方尖碑的西侧，周志明截住了他，冲着他指着手表说：“该回去啦，走吧。”
 
　　他垂头丧气而又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跟着周志明往观礼台这边走。天上的黑云从中午就开始集结，这会儿越来越厚，平地里起了风，满场的花圈都哗哗地鸣响起来。他抬头看看天，怕要下雨了。
 
　　“照到什么了吗？”周志明在身边问，好像是很不屑的口气。
 
　　“没人闹事儿，我往哪儿照去。”他有点儿没好气，可话里又透着为自己的晦气辩解的意思。
 
　　“我看你带着就多余，硬梆梆的贴在肚子上也不舒服。”
 
　　他听木出这话是随便那么一说，还是嫉妒他争功出风头。不过，周志明倒一向是个老实人。
 
　　快到观礼台了，好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他看见前面不远围着一大群人，人群中央，更有两个人站得高出半截身子，举着一张大白纸，上面用粗体的毛笔字录着一首诗、一首词，这两个人约莫四十来岁，像工人，又有点儿像干部，另一个女青年站得低一些，正在高声读那首词。他只听到了最后几句：
 
　　“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
 
　　女青年读完，又大声念道：“百姓点灯卜‘”大鲨鱼！“他扯了把周志明，全身都兴奋起来。
 
　　“哗——”一片鼓掌声从人堆里爆发出来，举着大白纸的一个男人把举着纸的手放低，露出脸来，大声问道：“这盏灯要不要点？”
 
　　“要！”人群齐齐地喊了一声。
　　那男的又问：“要不要啊？”
　　人群又喊：“要！贴到观礼台墙上去！”
　　陆振羽拼命往人群里挤，周志明却一把拉住了他。
 
　　“走啦，到点了。”
　　他一甩手，“好不容易碰上个货真价实的，还能让他溜峻！”
　　周志明不松手，把他的胳膊都换疼了，“走走走，到点啦，到点啦！”
　　他觉得有点儿怪，周志明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粗暴，好像要红着眼同他吵架似的。
 
　　人群晃动起来，把他们两人冲开。他听见周志明在身后使劲儿叫他，也不答声，自顾往前挤，跟着那手执大白纸的两男一女，夹在助威的人群中，向观礼台下拥去。
 
　　等他从人堆里挤出来的时候，肚子上那个小铁盒的暗室里，已经印上八九张全景、中景和特写的“摄影作品”，他带着满身的得意和轻松，一路小跑回到观礼台后院，处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他拉出自己的自行车向机关赶来。
 
　　回到机关，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空空的，他听到对面那间全科最大的房间里，有人在高声说话。
 
　　“六处、十一处怎么就比你们强呢？昨天他们也是人自为战，发现坏人也是一对一地跟嘛，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啦，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上找找原因吧。”
 
　　光从这慢条斯理的节奏上，他就能听出说话的是副局长甘向前。他推开大房间的门走进去，屋里站着不少人。甘向前板着脸坐在一张办公桌前的软椅上，纪真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脸色沉重地朝他看了一眼，随即垂下眼皮。
 
　　“处长，”他走到纪真跟前，解开伪装服，“我回来的时候，观礼台那儿正有几个人闹着呢，跟着哄的也不少，情况都在这里头了。”他从腰间解下密拍相机，放在桌上。
 
　　他这番战报像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屋子里死沉沉的气氛似乎活转了一些。甘向前拿起相机，问：“都照上了吗？”
 
　　“照是照上了，效果怎么样还得把卷冲出来再看。”他有意给自己已经不成问题的密拍技术留出些余地来。
 
　　“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
 
　　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
 
　　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
 
　　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
 
　　“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竣。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
 
　　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
 
　　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
 
　　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相机里，没装胶卷。”
 
　　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
 
　　“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
 
　　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
 
　　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全处开会，现在就开。“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茸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
 
　　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
 
　　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
 
　　“不知道。”大陈摇摇头。
　　“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
 
　　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
 
　　“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
　　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
　　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
 
　　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
 
　　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
 
　　段科长：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
 
　　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
　　周志明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
 
　　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
 
　　“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
　　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
 
　　“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哈哈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
 
　　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
 
　　“侦察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
 
　　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
 
　　“填上。”
　　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难吗？”
 
　　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
 
　　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
 
　　“撬开看看。”
　　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
 
　　“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持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
 
　　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八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惯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噱，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木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乎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木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严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蹲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吵嗑。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地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察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察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甫道里，响起略步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
 
　　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
 
　　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擦闹的声音……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腾俄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嘛要那么迂呢，干嘛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木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蔚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
 
　　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狠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谓惧的激情烧得快，炼得也快。现在，他蟋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嘛要那么傻、那么过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式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梆梆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
 
　　直到天快亮了才暖俄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车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甫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甫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产‘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 码。
 
　　他出去了，走到南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他过去见过这个人）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坐下吧。”
 
　　内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逐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产‘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311案的是非帐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察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察不讲侦察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投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木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阳！”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察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察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乌。”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察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木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察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察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
 
　　兴玉，咱们干侦察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晤——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察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察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的，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察员身上推倭，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察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
 
　　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
 
　　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
 
　　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
 
　　“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
 
　　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工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苏苏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
 
　　“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
 
　　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
 
　　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
 
　　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
 
　　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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