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E

编辑：创业致富招商网时间：2020-10-23 点击：

他们并肩骑上车子，志明以为段兴玉是想和他谈什么事情，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见他开口。

　　从今天审完徐邦呈以后，他就明显地察觉出段兴玉的兴奋中是带着很大保留的，并不像他们几个人那么“绝对”热烈。他犹豫着先开口问道：“科长，案子上现在的这个局面，你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啊，那倒不。”段兴玉摇摇头，停了一下，又说：“在现代反间谍战中，突来的胜利是常见的事，隐蔽斗争嘛，双方的胜负常常是难以预卜的。就像纪处长刚才讲的，看上去是个胜局的案子，疏忽一步，就会满盘皆输；相反，一盘死棋，要能一下走到对方的漏洞上，也能转手为赢，这都不奇怪。我只是觉得……”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我觉得这案子还有些地方不大顺，还得费点儿琢磨。比方说，徐邦呈对他自己为什么仓皇出逃这一点，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说实话，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凑合能结案，反正一个教养一个判刑，都算有了结果。我要求接着搞，其实也是自找麻烦，要是搞不出什么新问题来，你看好了，保险有人要说难听的了，纪处长那儿就满意不了。咳，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侦察员嘛，本来就是个麻烦的差事，要干就干脆干好它，别的，不管那么多啦。”

　　周志明默然地笑了笑，像有了个主心骨。

　　车子骑到幸福路，段兴玉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背，“我该拐弯了，你直走吧。对了，你上次木是说施肖蔚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吗？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证据当中的这个重要环节了呢？真是够有运气的。你见了她，可以绕着跟她聊聊这事。啊！第一，注意别泄密；第二，别让她反感。好了，明天见吧。”

　　和段科长分手以后，周志明骑车一直往北。南州的冬天，风总是这么硬，无数细小尖利的砂粒被风卷起，直撞在人的脸上，麻扎扎地十分难受。不知为什么，离太平街越近，他的心情就越加悬悠起来。

　　这些天，他之所以没回来住，一来确实是工作忙，二来是有点儿……多少有点儿吧，害怕见宋凡的面。萌萌呢，大概因为近来常常和他有点小小的口角，加上他们在为卢援朝出庭辩护这个问题上的不痛快，显然在越来越多地接受着她妈妈的偏见和猜疑。不然，何以一见到他和严君在一起便那么警惕呢？和严君之间的关系，他以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直到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那个晚上，陆振羽“冲冠一怒红颜”之后，他对她才加倍地谨慎和检点起来，绝不做半点过于亲昵的言笑。但愿严君最后能爱上小陆，而自己也和肖萌终成眷属，皆大团圆，相安无事吧。尽管小陆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偏狭，但毕竟也有许多长处，有许多能吸引住别人的优点，他也是应该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

　　他进了施家的门，看见客厅里幽幽地亮着灯光，略一踌躇，还是推门进去了。

　　在落地灯凝止不动的光影里，宋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良久才冷冷地问道：“你还来干什么？”

　　这种冷峻的、充满敌意的态度使他怔在门口，有点吃惊地眨眨眼睛，慌慌张张地问：“宋阿姨，您好像生我气了？”

　　“那我怎么敢呢？你是公安人员，手里拿着刀把子，我敢生你的气吗？”

　　宋凡冷笑的脸被激怒扭歪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难看的样子。口紧地问：“我做错什么事了？”

　　宋凡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打着转地，“不是你做错了事，是我们做错了事，我是劝你同我们划清界线，既然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你还来干什么？”

　　他心中忽地一下明白了。是那封信，那封他写给马局长转市委的信叫宋凡知道了。这下好啦！他心里很清楚，与宋凡的这场冲突是绝躲不掉了。这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冲突终于来了，既来了，他反倒坦然起来。

　　“来阿姨，我知道您生我的气，说两句气话我也情愿听着，可是这件事只能怪季虹自己，这几年她把施伯伯和您的话全当耳旁风，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我心里也是同样不好受的。”

　　“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心里话，说良心话，你在我家里也不是一两天了，对小虹不是没有了解的。你说，你是木是真心认为她是反革命？”

　　“从法律上讲……”

　　“你不要跟我讲法律，实事求是，你讲真心话，她能不能是反革命？”

　　“是，她犯了反革命间谍罪。”

　　“好，好。”宋凡脸上的皮肉直打颤，声音不大，却发着狠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一批喜欢整人的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你这样敢把整盆的墨往别人头上泼的。”

　　周志明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了。他竭力压制着委屈和恼火，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有什么不对的？小虹是犯了大错误，很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坏的影响，我革命这么多年，还能袒护她吗？你在这儿住着，难道没看见我老批评她吗？可是组织上明明已经对她错误的性质做了认定，你为什么还非要插一杠子，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你昨天还在叫她小虹姐姐，还和她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今天就能翻脸说她是反革命！我还一直以为你木会是这样一个人，要不是市委政法部的领导亲回讲的，我还不相信呢！”

　　周志明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直等她把话说完停下嘴，才开口说话：“来阿姨，我完全懂得您现在的心情，可我觉得您这两年并不那么了解秀虹了，她背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您并不完全清楚。她的问题构成什么性质，怎么处理，法律上都有明白的规定。难道因为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就可以减轻处罚吗？那还怎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他头一次这样正色地同宋凡说话。

　　“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辩。我不懂法律，那市委政法部懂不懂法律呢？也不懂吗？幸亏你才是个H十四级的干部，要不然，你还敢把小虹枪毙了呢。告诉你，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党是有政策的，你这么点儿水平的人，还是回单位里好好学习学习去吧。”宋凡突然转换了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又说：“好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么反感我们，这么容不得我们，那么应该有点儿骨气，你可以搬出去嘛。”

　　志明浑身像烧了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闷得眼泪直想往下掉，“好，我这就搬出去，你们对我这几个月的照顾，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一扭身，跨出客厅，跑进卧房，他忍着泪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帆布手提包里。他想给小萌留个条子，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推开房门，提着手提包走了出去。

　　只走了几步，他便像根木桩似的在走廊里定住了。施肖萌，也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在他面前僵立着，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映射下，呆板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冷的霜。他不知该怎么说，张煌地垂着手，费力地从喉间挤出一句话来：“肖蔚，我要搬回机关去住，……”

　　一股泪泉在施肖萌眼眶中闪了一下，涌出来。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厉声喊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他吃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萌萌，你这是怎么啦，是为了你姐姐的事？”

　　“你不是一直烦她吗？这下她是反革命，你高兴了吧？”

　　“萌萌，这种糊涂的话是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不，我从前以为我了解你，以为你老实，善良，正直，可现在我不了解你！你把我蒙在鼓里，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我姐姐千错万错，可有一件事她没有错，她说对了！你长得漂亮，你就凭着这个资本和那位女公安人员去奔你们的幸福吧！我决不妨碍你们，我自己的悲剧，我认了！”

　　“你，你听到别人胡说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不用解释，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们真会选地方，歧山路，那地方安静，人少，正好谈情说爱，我要不是偶然路过那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哪！”

　　“啊……”他恍然大悟，语气平静下来，“萌萌，你误会了，我们那天是有工作的。

　　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你别再欺骗了，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不明白你们那种亲热劲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保密，谈情说爱也保密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听了，你要走就快走，快走！”她的泪水木断地涌出来，泣不成声地把脸别向一边，“我过去，爱过你，真心地爱过你，现在……，我恨你！恨你！”

　　他的手一松，恍地扔掉提包，痉挛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萌萌，你应该叫我说完！““别碰我！”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猛地把他推开，“让我忘了你！”

　　宋凡木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客厅里出来了，用平静的、甚至还有点儿婉转的声调说道：“你现在后悔了吗？晚了。我们一家有什么错待你的地方？‘四人帮’那会儿，萌萌跑到自新河去看你，同情你。你知道，为这个我们一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可你，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怎么对待萌萌的？太忘恩负义了吧！”

　　对这种客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声调，周志明实在受不了了，木然松开掩面啜泣的萌萌，提起地上的手提包，他只说了一句话：“友谊和爱情是共同创造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

　　他推开大门，向咆啸的大风里走去。

　　五十八“叫又搬回了机关西院的小工具房。

　　用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收拾了这间荒置的“旧居”，把墙角、顶子都用旧报纸严严地糊住，糊完以后又找了个小推车去寻觅废砖头，准备盘上那个原来想盘而没有盘的炉子。

　　组里的几个人对周志明从施家搬回来的事各有各的判断，大陈以为他是因为回避的问题才赌气从施家搬出来的，免不了对他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小陆则断定他一定是主动和施肖蔚吹了，所以一开始对这事的反应是冷冷的，直到后来看见他踏踏独行的满世界检砖头，才真的动了恻隐之心，竟挨过来扭捏地说了一句：“你到锅炉房后面去过吗？那儿有不少砖呢。”

　　“锅炉房后面？”他有点儿诧异地看看小陆，随口应道：“能过去吗？”

　　“能，我陪你去。”小陆居然自告奋勇当了向导，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和好的愿望了。

　　对这件事始终不动声色的，只有段兴玉一个人，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悄悄对周志明问道：“是那封信吗？”

　　志明垂下眼睛，点了点头，随即又说：“也不全是……，没什么，我不后悔，本来就一直想搬出来呢。”

　　段兴玉很带感情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想用手臂把力量和鼓舞传导给他似的：“上我家去住，愿意吗？……好，不愿意我也不硬拉，我知道你不想打扰别人，也不习惯和别人家伙着过日子。那，等春天吧，局里的宿舍楼到四月初就可以竣工住人了，咱们科就是分一间屋也是你的。”

　　头两宿，屋里没有火，实在是够冷的，周志明穿着厚的毛衣毛裤，扣着棉帽子，还是在被子里时醒时睡地筛了两宿糠。第三天上午他开始盘灶，刚和好泥，严君来了。

　　“砌炉子？”她一进屋就脱下大衣要伸手帮忙。“我干什么？”

　　“别别，”他说什么也不让她拿家伙，态度异常坚决，“你昨天就帮着糊了一晚上墙了，这活儿你也不会干，别沾手，要不我就不盘了。”

　　严君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一块砖，呆呆地耽误了半天，才说：“这几年，你吃够苦了，刚舒服几天，又要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我真木愿意你这样生活，你，你们干嘛要吵架呢？我知道你是需要她的，木能再和好吗？”

　　他看了她一眼，在嗓子眼儿里咕喀了一句：“我也不知道。”

　　他默默地干活，见她呆站在旁边看着，反复想了想，终于说：“你，你走吧，现在人手这么忙，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你再出来……，怕不好。”

　　严君摆摆手，“没事，小陆出去调查去了，大陈修改那份劳教报告呢，我这会儿没事，……对了，我借你那本（普希金诗选）看完了，什么时候还你？”严君扯开话题。

　　他还想劝她走，没来得及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门外已经由远及近传过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夹带着处长纪真大声的说话。

　　“这儿的卫生归哪个科管呀？这间屋子是干什么的？”话音随着拉门的声音走进屋来，“哟，还住着人哪？”

　　屋里屋外站满了十几个人，周志明直起腰来看看，哪个科的都有，他明白这是全处查卫生呢。

　　“你现在住这儿？”纪真在屋里四下打量着，问他。

　　“啊。

　　“这是干什么，砌炉子？”

　　“啊。

　　“你会砌吗？”

　　“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

　　“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

　　“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

　　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

　　“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

　　“喜酒？嗅，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木开了，咱们上‘沙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

　　“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

　　“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

　　“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

　　“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

　　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

　　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校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

　　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帐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

　　“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

　　“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

　　“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

　　“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

　　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

　　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

　　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二…··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

　　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

　　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

　　“是这封信吗？”

　　“是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

　　“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啊，我们是萍水相逢，……”

　　“咋！”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产’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

　　“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

　　“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

　　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

　　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

　　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

　　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

　　“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

　　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

　　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划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

　　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

　　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

　　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

　　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

　　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统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统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

　　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

　　“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

　　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

　　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

　　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前即速以他看讫你确”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

　　“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前咕着。

　　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给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

　　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

　　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

　　“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

　　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

　　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 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

　　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

　　“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

　　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察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

　　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

　　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

　　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

　　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

　　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

　　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呕——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

　　“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加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抬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

　　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

　　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样，“找你的。”

　　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

　　听筒里发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

　　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

　　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

　　街上，下班人流的高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

　　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

　　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么？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

　　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衡来了。

　　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挠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

　　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

　　宋凡用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产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来要骂我们了。”

　　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

　　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气话想对你们说。”

　　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

　　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

　　“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

　　“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夫。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李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做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

　　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

　　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OJ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

　　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

　　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

　　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

　　“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的呀！”

　　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

　　“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的，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尊拉下来。

　　“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

　　“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用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

　　“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

　　“老宋，”马树峰反而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

　　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

　　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词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

　　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

　　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

　　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触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

　　“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

　　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

　　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

　　“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

　　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

　　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李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

　　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

　　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你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志明被问得泞不及防，咳嗽了一下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

　　“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

　　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

　　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挣挣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

　　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做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ffJ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

　　“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

　　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

　　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

　　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

　　“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

　　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

　　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

　　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低儒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

　　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

　　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

　　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

　　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荫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的熨在他的心上。

　　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昨天没回家？”

　　“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

　　“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嘛？”

　　“941厂一个姓社的给你打电话。”

　　“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

　　“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

　　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测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

　　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

　　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

　　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

　　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渡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找社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

　　“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

　　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

　　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

　　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

　　他辞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

　　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

　　他未置可否地陪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李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

　　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木通啦！”

　　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踢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木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拚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

　　“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

　　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

　　“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日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

　　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

　　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

　　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王玉山扯了他的胳膊，“来，进来看。”

　　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

　　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划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的正好，你看。”

　　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窜。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

　　“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

　　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

　　他全身哆喀，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组，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察员都能从这副尸像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

　　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

　　“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

　　“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

　　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

　　“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

　　“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木掩饰的怀疑。

　　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摸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式。”

　　“你仅从姿式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素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地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

　　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出。”

　　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

　　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木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

　　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

　　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志明的手，“好吧。”

　　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

　　“喂，究竟是谁啊？”

　　“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

　　“死没死？”

　　“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

　　“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把这号人进来？”

　　“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

　　“那他干嘛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痛，梁上了就难改。”

　　“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

　　“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

　　“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

　　“咯咯咯——”一阵轻德的笑声。

　　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嘻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

　　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

　　“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

　　“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

　　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怎么会寻了无常呢？”

　　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木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

　　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941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

　　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社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察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碎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

　　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

　　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叠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

　　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智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

　　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

　　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

　　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察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

　　‘咱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做为侦察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

　　“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

　　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

　　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

　　“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

　　‘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

　　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

　　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

　　“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

　　“我是说他死的奇怪。”

　　“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

　　“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

　　“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

　　“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

　　“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功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木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功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坛，莫衷一是，……”

　　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

　　“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嘛也要走自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

　　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眨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燥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掏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木顾的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港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

　　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

　　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份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病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

　　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

　　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

　　晚饭以后，周志明～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木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陷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陆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前前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混，干嘛要吵架呢？干嘛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涎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

　　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源源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

　　“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

　　“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下班回家了？”他又问。

　　“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

　　“我是五处。”

　　“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

　　“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

　　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檬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

　　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喷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

　　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

　　“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

　　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嗅！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

　　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呼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

　　“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

　　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

　　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属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社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

　　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病已久的病人。

　　“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

　　“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社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

　　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嗅，”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勇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登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抬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社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海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它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木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系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上班就跑这）［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率，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的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呶（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

　　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察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在这儿干嘛呢？““没干嘛，”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嗅，”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的使用文言，你就拿台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懂这些个繁文得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台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咂——，”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挪喩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社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它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址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林附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的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察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走上这一条，有的侦察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察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盲文的书信语言是很步噎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躁较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察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木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察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乎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乎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嗅，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下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乎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乎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猪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的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木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嘛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乎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走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3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乎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01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01.“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土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乎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哈——”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木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木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它问题的时候，马局长辞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察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作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察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嘘嘘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O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沈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做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产‘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察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

　　“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察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

　　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

　　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察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察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社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

　　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叠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叠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地，“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懊，这件事呀，我问了间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帐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察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的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察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木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察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拓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察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隔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功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察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察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察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

　　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晤——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

　　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

　　“……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木承认？”

　　大陈的声音：“话木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

　　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

　　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

　　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察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

　　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

　　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社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呀？”

　　“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暖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

　　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木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

　　“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

　　“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

　　“……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

　　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眼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

　　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

　　“正好，找你的。”

　　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

　　“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

　　“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

　　“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

　　“啊——”他迟疑着没答话。

　　“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

　　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搂着电话的手心儿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差神使，他一咬牙，说：“好吧！”

　　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有说了，陈全有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啦。”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311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儿关系就行。”

　　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

　　“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当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纸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

　　陈全有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

　　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汇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第二天中午，当他揣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有叫住了他。

　　“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产‘”行，没事。“

　　“还有几个医院没查？”

　　“七个。”

　　大陈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

　　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

　　严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儿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

　　“好。”大陈给严君又开了一张。

　　小陆迟疑了一下，踱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

　　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

　　“行了，”小陆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察员，还不懂这个？”

　　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

　　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卞平甲可受不了了。

　　“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木行？”他气喘嘘嘘地拼命跟在后面。

　　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卞平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五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染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社卫东，941厂的，对吗？”

　　“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

　　‘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

　　央求了半天，女护土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她又钻进病历架里看了一下病历，把给社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儿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

　　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

　　“不要紧。”卞乎甲还以为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

　　“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罗唆。”

　　“行，看你的。”

　　他们向楼上走去，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地进去就问哪，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社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

　　卞平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儿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

　　“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的，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

　　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木满的神气说起来：“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得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

　　“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

　　“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啃着。

　　“是啊，他老以为没事，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卞平甲顺嘴编来。

　　“还以为没事？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

　　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防骨和脱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得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积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

　　周志明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肽骨，还有晚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划着。

　　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

　　“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十公斤左右的东西？”

　　“十公斤？不要说十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时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肽骨和腕骨的四周已经积脓了呀。”

　　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匆匆忙忙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卞平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

　　“哎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儿什么了？”

　　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儿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卫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

　　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部公用电话。

　　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陈便先埋怨起来。

　　“你怎么搞的，都几点啦？纪处长刚才又发火儿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

　　“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

　　“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劲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快回来吧。”大陈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

　　“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地替我挡一挡。”

　　“到底什么事啊？喂喂。”

　　“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杜卫东不是自杀，是他杀！”

　　“什么产‘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

　　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微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

　　“什么证据？”

　　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百分之百地推翻这个结论！”

　　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

　　“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

　　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地沉思片刻，如梦方醒地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找老武，老武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卫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销没销案，……是，要马上去。”

　　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志明靠近他，轻声说：“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

　　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门，才转回身对志明说道：“陪我一起去，行吗？”

　　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

　　郑大妈形容枯稿，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意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fi诚U清界线，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

　　马三耀木去理会老太太的呼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

　　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

　　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

　　“哎哟，这可记不清了。”

　　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嘛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卫东……没什么问题吧？”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

　　—7NMerH JJy——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

　　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抬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这也是他的？还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

　　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

　　“写的什么？”周志明问。

　　“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

　　马三耀从小本子里科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

　　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

　　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

　　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

　　十五施肖萌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过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

　　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木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

　　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做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技革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生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会，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

　　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

　　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她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记经内定由她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无愧的。

　　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援朝案件的胜诉，使她小小地轰动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她应该算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铅字刊出，她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

　　多想想这些好事吧，她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

　　“十九信条（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条……“

　　黑色的铅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她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瘤习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她常常……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

　　自从和他闹翻以后，她当真发狠地下过分道扬镳的决心，但没出两三天，一腔子无名火便渐渐平熄下来，他的面孔、身态、声音，又悄悄地从心底的缝隙里钻出来，频繁而顽固地勾留在麻乱的记忆中，挪移不开，挥赶不尽。恨和爱、恼怒与眷恋、委屈与失海交织在一起，缠绵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名的苦闷。她一向是个不吃后悔药的人，这回却暗暗地埋怨起自己来了，实在不该在冲动之下说了那些绝情的话，过分地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和严君勾肩搭臂地逛过大街吧，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的错事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也会有过失，何况人是感情动物，异性相吸，常属不免。而周志明又绝不是一个轻浮成性的人，绝不会把以往的爱情一旦抛净。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把他的爱彻底地夺回来呢？至于他对季虹问题的上书言事，在法律上本来是个无可挑剔的行为。虽然姐姐定成了反革命，对自己做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名声和前途不会没有影响，但是法律的神圣她是懂的，为这件事而移恨于周志明，她不能那么没觉悟2如果不去找他，他会自动回来吗？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转着各种估计，如果他回来，她是愿意原谅他的，这自然不用说了，其实，她简直是急于原谅他了。她是多么希望看见他突然一推门走进来呀，……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还发着这种臆想，后来，他竟然真的来了，站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脸去，眼中闪动着柔情的波光，向她诉说着许多愧悔和想念的话，她当然是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印满了甜吻，后来，后来……竟是南柯一梦！

　　白天再去想这梦，反倒体会出无尽的苦味，想丢，又丢不开。到现在还得想方设法来逃避和抵抗这梦的缠绕，她吃力地把视线重新关注到书上来。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

　　只读了这一行，心绪又紊乱起来，种种不快又一股脑儿地翻上来。是的，她为卢援朝的辩护使她在学校里很光彩得意了一番，但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之中，母亲是爱姐姐的，所以不免移怨于她。从道德上讲，母亲当然也明白这本来是怪不得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独立于道德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另一种东西。母亲的更年期还没有完，常常显出低于常人的脆弱和烦躁，这些天几乎没有对她做过半点温情的言笑，看到她回来就把一张冷冰冰的脸扭到一边去，至多说几句敷衍的问候，“吃饭了吗？”“回来啦？”像是同一个半熟脸的人在街上打招呼。她甚至巴不得母亲还像过去那样在她耳边没完没了地咦叨才好，什么又去谁家玩儿啦，为什么不到乔真那儿去啦，为什么要穿这种颜色的裙子啦，不管说什么，她都愿意听。她有时也非常强烈地希望能跟父亲坐在一起谈谈，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能让她享受一下那很久就流于无形的父爱。而父亲却又是那么难得一见，即便见了也是匆匆一面，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走，她这个当女儿的还远不如他的秘书重要呢。周志明离开了她，父母又是这样不顾她，亲人们对她的漠不关心比以前的过分干涉更加让她受不了！

　　阅览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从斜里走过来，触动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她从痴想中扯出来，学校政工部的一位干部站在她的面前。

　　“小施，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谁？”

　　“市公安局的。”

　　她的整个身心仿佛都在呼吸之顷收紧了，眉宇间闪过一阵兴奋，她掩饰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人在哪儿产‘”在外面，我领你去。“她匆匆将摊在桌上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往肩上一挎，跟在那位干部的身后向外走去。

　　“他到底来了！”她脑子里一跳一跳地想着：“他离开我，也许比我还要神魂颠倒吧？呆会儿见面我怎么说呢？当然歧山路那件事是先要忌口的……”

　　出了图书馆的楼门，向左斜斜的拐过去，有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林中有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个样式古老的石凳。那个干部把她领到这里，并不离去，她看见严君和另一个魁梧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站起来，眼睛对她直视，她心里的那一腔热气忽地冷下来。

　　“找我？”

　　“找你，有件事。”中年人态度温和，递过一张叠了一折的白纸来。

　　她认出来了，这人就是上次去抓卢援朝的那个大个子。她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心里一动，不会是他让他们带来的信吧……她把白纸掀开，一行钢笔字和一个暗红的官印把她所有的想象都未得粉碎。

　　“兹有我局工作人员陈全有、严君向你校学生施肖萌了解有关二…，，她没有看完，一股极度失望的情绪潜然爬上心头。严君向她指指石凳，说道：”坐下谈吧。“她没有坐，但却点点头，说：“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就一定提供。”她用了一种通达合作的口气，而实际上，心绪却败坏极了。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中年人说，“在施季虹诬告卢援朝的伪证中，你是怎么发现月光这个虚假环节的呢产‘这个问题大出所料，她怔了一下，说道：”这本来是个常识嘛，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不，‘冲年人仿佛是胸有成竹地眯起眼睛，非常肯定地摇着头，”阴历二十七、二十八的夜间没有月亮，并不是人人熟悉的常识，据我们了解，你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并不丰富，是不是呢？““可我也不是个白丁，我就是查出来了，使一个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苦。”她有点气愤了，“我不明白，这个案件法院早已审结，你们现在又提出来胡乱猜疑，干什么呢？”话说出口，她又有点儿后悔，何必用这种刺激性的语言呢。

　　中年人似乎并不介意，仍然温和而执着地继续问道：“那天没有月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的？”

　　她也心平气和了，微微笑一下，反问：“怎么，辩护人在辩护前合法搜集证据，难道事后也要受到盘问和干涉吗？”

　　中年人目光灼灼一闪，不答她的话，反而单刀直入地问：“是卢援朝告诉你的吗产‘”什么？“她有点儿赌气地扬扬眉尖，”我要说你们这是侵犯辩护人的合法权益呢，我可以拒绝回答吧？““肖萌，”严君插上来说，“我们今天是为工作来向你询问这个情况的，请你协助一下，好吗？”

　　她浑身打哆喀，一股没来由的委屈和憋气占满了全心，严君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商量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却叫她受不了。她真想哭出来，把这些天积下来的所有委屈放任地倾泻一通，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她转过身子，想走。

　　“等一下，”中年人强硬起来，“依照法律，公民有作证的义务，故意隐瞒证据的要负法律责任，现在请你明确有个态度，你是不是拒绝回答我们的询问？”

　　泪水湿了眼睛，她忍住没让它流下来。

　　‘哨萌，“严君几乎是一种关怀恳求的语气，”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伪证中的那个破绽，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垂下头来，用低低的声音说：“是他，他告诉我的。”

　　说完，她踉踉跄跄向树林外面跑了出去，听见严君在身后叫她也不回头，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里，舌尖上全是难言的咸涩。

　　阅览室已经要关门了，她又不想早早地回家去熬那个难堪。因为宿舍已经支援了新入学的外地学生，她放了学便没个去处，有时在学校里寻事耽搁，有时在街上无事消磨，最近还常常去援朝家坐坐。自从援朝被诬陷入狱后，她就把他当做一个弱者在付予自己的同情了，卢援朝其实还是很爱姐姐的，现在虽说平反出了狱，但毕竟失去了将要得到的家庭生活，所以仍然是个不幸的人。然而她今天却不想去找他，她现在已经没有热量再去温暖别人了。她骑着车子在街上慢慢地转了一阵，让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直到墨蓝的夜色涂满了天际，才回到家里。

　　走廊里没人，却大亮着灯，她没有去关，她现在对于特别强烈的光线似乎有种近于病态的刻意的渴望，因为黑暗总是象征着寂寞和孤独的。

　　厨房里传来丝丝啦啦的炒菜声，一种家庭的温热气息突然贴近她冷瑟的身躯。曼阿姨从厨房半开的门中探出了脑袋，一股菜油的香味随即飘溢在走廊里。

　　“小萌回来啦？饭等会儿就好，你饿了吗？”

　　“不，我不饿。”她笑着回答，尽力扫开胸中的积郁。

　　她把书包挂在衣架上，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眼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字条，她没顾上脱大衣就拿起来看，啊，是爸爸留的。

　　“萌萌：我很忙，见不到你，有件事和你说一下，今天公安局的领导对我说了，周志明和那位女同志那件事是在执行任务，组织上是清楚的，你是误解他了，爸爸。

　　“又及，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她手里捏着这张条子，像傻了似的僵立在桌边，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窝火，她想笑，笑不出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设法形容的感觉！

　　她在床上坐下来，又去看那字条，渐渐在麻木的舌尖上咂出点儿味来了，是高兴，她应该高兴！她按捺不住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离开屋子想到客厅去，她真希望这时候客厅里正有个可以交谈的客人在座啊。

　　客厅开着日光灯，雪白的窗帘从窗户的上沿垂挂下来，格外耀目。母亲坐在沙发上，挪开手中的报纸，很注意地看了她一眼，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的神情吗？

　　“妈，爸爸还没回来？”她鼓起热情，向母亲做出一张笑脸。

　　“啊，没回来，呆会儿饭好了你先吃吧，我等爸爸回来再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主动扯起话头，“我也等爸爸回来再吃吧，反正也不饿。”她尽可能将声调处理得亲热而又随便。

　　“啊，不用。”母亲端起自己的茶杯，站起来，向卧房走去，“这两天总失眠，我得躺一会儿。”

　　“妈，”她在她身后说，“今天我们王副校长找我谈了，去分校没有我。”她故意找这样重大的事情说，想调动起母亲的兴趣来。

　　“王副校长？嗅，就是跟你乔叔叔挺熟的那个。”母亲回了一下头，却全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赶紧接着说：“他说（南大学报）准备登我写的那篇文章，还要吸收我参加编辑部工作呢。”

　　“嗅，那好。”母亲点了一下头，捶打着腰部，自言自语地咕喀着：“这个吴阿姨，准又是没关厨房的门，烟油味又进来了。”

　　母亲走进卧房，门关上了。她带着几分呆相留在显得非常空旷的客厅里，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吴阿姨一嗓门招呼：“吃饭陵！”好像一声尖锐的怪叫，穿破死一般的寂静，刺进她木然的意识里，她突然歇斯底理地冲出客厅，逃命般地奔向大门。跑到街上，她的双膝发软，像得了疟疾一样止不住地颤抖，耳鼓里嗡嗡一片连响，胸口被压得出不来气，一阵无声的哭泣顺着脊梁传上来，从两肩向全身扩展，她拼命支撑着，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姑娘，你是不是病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从身后赶上几步扶住她，“你家在哪儿？”

　　“啊，没事，谢谢。”她躲闪开这位路人的关怀，“我家就在前面。”

　　家？不不，这简直不是家！

　　她漫无方向地走到太平街的尽头，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但却并木想折回去。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苦闷全都吐出来似的。要不然，就去找他？他是不是又回那个小工具房了呢？木，不去，在这种丧魂落魄的心情下还是不去，那么……她突然想起了卢援朝，去他那儿吧，现在，只要有个能和自己说说话的、能随便说说话的人就行！

　　她坐上公共汽车，到了杏花西里，沿着那条穿行在一片楼区里的蜿蜒小路向卢家走，转过一个弯儿来，她突然愣住了。

　　在卢援朝家楼前的路灯下，触目地停着两辆吉普车，车边上站着两个民警，一大群人看热闹似的挤在两边，伸脖踏足地向楼门里张望，这不寻常的场面使她心里一阵紧张。

　　“公安局抓人了。”几个小伙子咋呼着从身边跑过去，她居然也跟着跑了几步。

　　到了楼前，她向一个中年妇女问道：“什么事？”

　　“抓流氓吧。”中年妇女想当然地答道。

　　“啊。”她点点头，想分开人群上楼，她可没心思看这种热闹。

　　突然，人群拥动起来，先向前挤，后又向后撤，楼门口，两个高大的民警像抓小鸡一样挟着卢援朝走出来，一下子撞过她的视线！

　　卢援朝！？

　　他的腕上又扣上了手铐，上次被捕时那种镇定的神态荡然全无，垂着毫无血色的脸，拖着步子被推上了吉普车。

　　楼门口又走出几个人来，她一眼看见了周志明，他穿着一身民警制服，戴着大盖帽，样子很英俊。她想叫他，却哆嗦着没能张开嘴，看着他们在众目股暖之下上了另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

　　看热闹的人议论着走散了。她呆呆地，挪不动脚步，胸口橡堵了一团肮脏麻乱的败絮。

　　忽地，几个小时以前和严君他们的谈话浮上脑际：“是他，那天没有月亮，是他告诉我的——”她猛然打了个寒战！

　　动门响了一声，开了。甫道口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唤，把徐邦呈惊醒了。

　　“九号，出来。”

　　他懒懒地从铺板上爬起，出了牢房，向着阳光明亮的南道口珊珊走去。

　　这些天一直没有提审，他几乎养成了嗜睡的毛病，晚上睡，白天也睡。刚才又是一篇好梦，当他被押着踏上预审楼楼梯的时候，肿耳虚腮的脸上似乎还弥留着在梦中神游的笑态。

　　那是美丽的地中海，那是温暖的地中海，在冬天无边无际的严寒中，摩纳哥，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绿洲。他记得在希腊语里，摩纳哥代表“隐士”的意思，真是个令人神往的名字，隐居一隅，隔断了拿生命做赌注的人生游戏，远离了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万事皆空，清静为乐。瞧，那一片片绿的，是什么？是棕桐树的萌盖？那望不到边际的深蓝，有如大海般的辽阔，哦，那就是大海。那海、那树、那秀丽如画的山、那一条条曲折通幽的小路，就是隐士避喧的乐园和归宿？就连那个蒙特卡罗大赌场，也是为了让人们在乐极之时忘掉比赌博更荒唐、更危险、更多陷阱的尘世吧？哦，马尔逊微笑着向他走来了，“亲爱的徐，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拥抱，他抱着的，好像不是马尔逊的真身，而是一团云，一缕气，虚无飘缈，只有那微笑清晰地印在眼前。有人给他们斟酒，红珍珠一样的法国香模发着丝丝细响，在高脚杯中泛着乳白色的气沫。“不，亲爱的徐，这不是红香按，而是红鱼子。‘峨，原来是红鱼子，他怎么连红鱼子都不认得了？马尔逊还是那么豪饮，健谈，”我同医生妥协了，每年冬天来这儿小住一段。“这儿的确不错，氧气充足，常年有绿，冰封季节还能看到盛放的紫罗兰和威灵仙。马尔逊还对他说了些什么？……啊，啊，就在这个时候，那该死的电动门响了！

　　上午的阳光从审讯员后面的小窗里直喷在脸上，他情绪放松地在方凳上坐下。对于梦境的重温，能使那个若明若暗的希望紧紧地维系在身边。他尤其木能忘记几年来马尔逊一再强调的那番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重于情报的理论，这理论现在几乎成了他精料上最主要的支柱了。马尔逊是懂得爱护、珍重情报员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情报员在任何逆境和危险中，都能在自己心中保持着化险为夷、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现在就是充满着这种希望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木怕没柴烧”。也许很快，也许要等些时日，他坚信马尔逊总会再设计一条锦囊妙计，把他营救或者交换出去。至少，这也是马尔逊挽回自己面子的最体面的作法了。虽然他此。刻还坐在受审席上，但心情却是乐观的，带着被幻想和期望充实起来的兴奋，他甚至还微微笑着冲那三位审讯者问了句早安。

　　这次来提审，还是那几个老对手，——姓段的头头、身材胖大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外表秀弱，而在仙童山却一拳头打松他半边牙的小伙子。今天审什么？他在他们脸上猜测着，却看不出一点吉96.姓段的开门见山，用很平常的口吻说：“今天有些问题要进一步核实一下，主要是关于0号计划的一些细节，听清了吗？是细节。”

　　他很轻松地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可以。”

　　“好，我问第一个问题。”姓段的问话照例是干脆利索的，“你所执行的0号计划是一丝不差地按照马尔逊交待的方案进行的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马尔逊强调过，对于他设计的计划，情报员只能遵命行事，不能独出心裁，另有发挥。”

　　“他在这个计划中所特别强调你不许更改的部分是什么？‘他疑惑地眨着眼睛，不明白这问话的意义，想了想才说：”行动的细节，细节不能更改，他强调过。““指哪些细节？”

　　“细节？很多，都包括。我以前不是谈过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好梦壮的胆，他今天答问的口气特别硬。

　　“施季虹向我们检举卢援朝时说的那些话，属于木属于这个细节的范围呢，是不是也是马尔逊预先设计好了，再由你教给她的？”

　　“是的。”他很冷淡的答道。

　　“那天天晴月好，在月光下她看见卢援朝跳进江一明家的窗子，这些话都是马尔逊设计的吗？”

　　“时间这么久了，这些具体的话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他觉得自己这种身份的间谍，在审讯员面前是不能一味软弱的，否则万一将来回去和马尔逊说起来，可就真是“英雄气短”了。“我记不起来了，请原谅。”他果断地说。

　　对于他这种一反常态的倔傲，姓段的沉默了片刻。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沉默。

　　“徐邦呈，我提醒，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有害的，你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什么非分的幻想吗？”

　　真是一针见血，他心里跳起来，却耷拉着眼睛不说话。

　　“哗啦”一声纸的声响，接着是姓段的声音：“你认识这个吗？”

　　他抬了一下眼皮，“这是那封报警信吧？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那我告诉你。”审讯者一字一板地说：“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马尔逊让你抓的那个替罪羊——卢援朝！”

　　他目瞪口呆，好像眼前炸响了一颗雷！

　　——卢援朝？！

　　姓段的面色平静，放下那封报警信，淡淡地冷笑一下：“你是老手了，我想用不着解释了吧。”

　　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瞳孔忽地放大了几倍，全身惊然一抖，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暗不见底的地狱中。啊！啊！啊！——全明白了，他全明白了，整个0号计划，整个阴谋，整个骗局全部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眼前，让人一览无余，看个穿透！

　　审讯者没有马上接着问，好像是给他时间去回味，去反应。他如同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了自己已经死在临头，全部精神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崩溃下来，他全身抽动，拼命想哭出来，可却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干嚎。直到这一刻，他这个曾经全身心热衷于冒险事业的理想家，才算真正地悟破了间谍生涯的冷酷！这些年，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被人抽打着卖命地旋转，及至停稳下来看清楚那光怪陆离的四周原来竟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诡计的世界时，却已经歪倒在尘埃中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看到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末日，他痛哭起来！

　　没有人打断他，没有人制止他这种垂死的发泄，然而，除了几声绝望的哀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了，没有了。他的幻想，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马尔逊身上，他崇拜了多年的马尔逊，他一向看做宽厚仁慈、爱兵如子的马尔逊，却恰恰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魔鬼！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可以像父亲一样爱护你、厚待你，欺骗你做着一个又一个天真的梦，而当他更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又可以毫无吝惜地玩弄着你的忠诚，把你牺牲掉、葬送掉，就像踢开一条玩腻了的狗那么简单。想起马尔逊握着他的手，和他相约重逢时那个真诚郑重的神情，谁能料到这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大骗局呢？

　　他很自己，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

　　“好，”审讯者严厉的声音压过他的激欧，“我接着问刚才的问题，施季虹检举卢援朝时所说的在月光下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全部由马尔逊领先设计好的？”

　　“是的，每一句话都是的，”他精疲力尽地答道，“马尔逊是根据气象卫星的预测，告诉我那天南州地区是晴天，月亮很好。还说，还说……你问我什么？”

　　“那天月亮很好，马尔逊还说什么？”

　　“还说，说卢援朝应当穿灰色反光的衣服，因为月光下一切都是灰色的，哪怕那衣服原来并不是灰色的。”

　　“好。”姓段的挥了一下手，坐在右侧的姓周的年轻人一字不落地把刚才做的审讯记录对他朗读了一遍，然后问：“有错的吗？”

　　“不，没有。”

　　“签字。”年轻人把记录移送到他面前，他哆嗦着签了字。

　　“指纹。”年轻人又递过一只印泥盒。

　　那红通通的印泥，突然变成了一捧腥血！他惊叫了一声，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他控制不住了！

　　“枪毙我！杀了我！我是混蛋，我是白痴，让我死，啊哟……”他匍匐在年轻人的脚下，泣不成声，恨不得立刻就死！

　　“起来，别耍赖！”

　　远远的地方似乎有细小的铃声，审讯室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押他回去。”审讯席上冷冷的声音。

　　楼梯，通向地狱；大门，张着吃人的嘴；阳光，白花花刺眼；甫道，又长又深的死胡同，黑黑的家伙，一晃一晃，越晃越大，——啊！他又清醒过来。

　　铁的串门！

　　——切都乱了，都颠倒了，然而一切又都是清楚的，都是本来面目。

　　她的善良原来是一场糊涂，她的愿望原来充满了荒唐，她不相信还有什么反革命，经历了人斗人、人整人的动乱年月，她是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以真诚、以理解、以宽容、以同情、以共同的人性互相拥抱在一起，相安无事啊。然而现实无情，现实中的人们是那么各不相同。各种思想、各种行为、各种人生观是那么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不调和。是一种可怕的宿命吗？触目惊心的犯罪、卑鄙无耻的阴谋恰恰就出现在她的身边，把她理想中的人性世界击得粉碎！

　　姐姐的堕落，援朝的真相，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雄辩的事实。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她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仍然有着尖锐、鲜明的对立，他们的脚下，仍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人，竟也会发展到敌对的阵营去！

　　她过去爱周志明，是爱他的老实，爱他的善良，当然，还爱他的外貌，但对他的过于认真执着却不以为然，只有现在，她才从这认真执着的性格中发现和理解到一种充满了热情的追求和一颗正直可贵的童心。她觉得只有现在，她才爱得这么明白，这么深刻。

　　真是像梦一样，她刚刚一梦醒来。

　　期末的各科考试都结束了，学校里已经没什么课，学生们仁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话题不外是总校分校，听了叫人心烦。

　　晚上，刚走出校门，乔真像是早就等候在那儿似的，迎上来叫住了她。

　　“一块儿去吃顿晚饭吧，怎么样？十三路无轨电车站那儿新开了一家馆子，人挺少的。”

　　她没说什么，默然跟他去了。大概仅仅是因为害怕这么早就回去在饭桌上守着母亲的冷脸吧。

　　这家饭馆果然很清静，进去就有座儿。可不知为什么，看着乔真点菜时那副认真的样子，她忽又烦躁起来，想走。

　　“别要了，我不想吃。”她心烦意乱地说。

　　“木吃饭怎么行呢？少吃一点儿吧。”乔真和颜悦色地劝着，还是郑重其事地要了三个菜、一个场。

　　开票的服务员走了，她淡淡地问：“说吧，找我什么事？”

　　“没事，碰上了，想和你一块儿呆一会儿，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儿聊聊了。”

　　“不，你有事。”她不耐烦地说，“我还看不出你是故意等着我的？”

　　乔真收起钱包，看了她一眼，摆弄着桌上的菜单，神情似乎有点异样：“小苗，我是想，想正式地，和你谈谈，我有好多话，骨鲢在喉，不吐不快，因为……‘”好，别说了，我都知道。“她沉沉地说了一句。

　　“小萌，你很有才，你给援朝的辩护能获得成功，是我早就想到的。我也不是一个甘于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肯学习的，都是立志做一个强者的，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会使你幸福的，我决心使你幸福，你肯相信我吗？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她缓慢地、友好地露出些笑容，但却用不容置疑的措词说道：“你对我好，我是感谢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使你幸福，但我知道你并不能使我幸福，请你别怪我太直率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难以弥合的。““如果，你还爱着那个公安人员，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乔真自我嘲弄地笑了笑，又换了一种认真的口气，接着说：“可他对你姐姐既然能够这样落井下石，将来你要有什么倒霉事，他未必不会，这种人，值得你爱吗？”

　　一种极度的反感，使她把心扉完全闭住，并不想和乔真争辩下去，只是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成为我姐姐那样的人吗？”

　　“咳——，”乔真叹了一声，绕开她的反问，说：“为了你姐姐的事，我爸爸在市委里很不得意，所以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可他还是为了你留校的事找了一下王副校长，他要不是为了咱们俩的关系，这时候是决不会出面求人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多么希望咱们能够，能够”

　　“什么？”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陵，“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

　　“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木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

　　“害我！”她气极地喊了～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

　　“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

　　她回到了家。

　　这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段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

　　“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

　　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

　　“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

　　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的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

　　“你，你，你胡说什么！找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

　　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钦乱，几乎想象木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摘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

　　“肖萌：你好！

　　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

　　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作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银钱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作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

　　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

　　请你原谅我吧，我爱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他已经爱了你。

　　友谊可以分享，爱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庭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

　　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

　　严君。“

　　她扑在桌子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水和严君的泪水重叠在那封信上，湿透纸背。

　　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配他！她终于在泪水中决定了自己的道路。

　　她决定了！

　　三天以后，学生OI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强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子，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配他！

　　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感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体会到了一点儿恶毒的报复欲！

　　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春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

　　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志明：

　　我对不起你。

　　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信发出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

　　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出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打了照面。

　　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裤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子，惊愕地瞪起了两眼。

　　“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

　　母亲明白了，握着牛奶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肿的脸，心一下子软了，万端感触一齐堆积在心头，眼泪忽地流下来。

　　“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做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

　　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坚硬起来，冤曲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舌尖。她只吐出两个字：“再见！”

　　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出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头。

　　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春节前铁路联运的高潮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处堆着一堆堆的箱子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高声鸣着汽喇叭，技术高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紧张地向检票口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

　　“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口大声招呼着。

　　她紧紧盯住检票口，仿佛一个蹲在黑洞里的人紧盯着洞口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进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子，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子像一面大盖子，把洞口堵死了。

　　扩音器里，播音员开始催促乘客上车，接着，站台上的喧闹的人声被喇叭里的一支轻快的乐曲盖住。她沉重地移动起脚步，踏上车厢的踏板。车门关住了，列车在不知不觉之中徐徐开动。她的脸紧靠在车窗上，望着检票口的栅栏远远地消失在窗沿的后面。

　　“他到底没有来……

　　当十六次慢车拖着沉重的气声驶出南州火车站的时候，市公安局五处的大灰门里开出一辆淡绿色的上海型轿车，在滑泞的雪路上小心翼翼地朝北开去。

　　纪真坐在开车的段兴玉身边，默然地把视线从挡风玻璃上延伸出去。

　　——五颜六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摊售；缤纷竞呈的迎春灯彩；提篮挎兜的行人，一派节前的热闹景观，在雪色迷离中闪过。

　　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光镜上，晃动着周志明的脸，他怀抱着厚厚的卷宗袋，脑袋歪在座椅的背垫上，一副孩子般疲乏而酣甜的睡态。

　　唉，要是有个儿子……，他突然想到了儿子这个字眼，他没有儿子，他没有，…··，人老了，心理大凡都有些古怪吧。

　　八点钟，汽车在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纪真、段兴玉和睡眼惺松的周志明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向持枪的岗哨出示着证件。

　　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大小间错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局长马树峰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纪真三人，俯首在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耳边说道：“他们来了。”

　　纪真三人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会议室的门关上了。马树峰环视一下，然后对纪真扬扬下巴，说：“好，你们开始汇报吧。”

　　纪真从周志明手上接过卷宗袋里的材料，却并没有去翻。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侃侃说道：“经局长批准，我们在今年一月将一九七六年三月发生的重大间谍案311案与去年十一月发生的11·17盗窃案并案侦查。目前，此案的侦查工作已告结束，我们于二月七日破获全案，主犯卢援朝在押。”

　　纪真停了一下，从材料中找出一叠审讯记录，下意识地翻了翻，接着说：“在初审中卢援朝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去法国里昂学习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特务机关——D3情报总局就对他进行了工作。一个女特务伪装成富商的女儿和他恋爱，布设情网，然后又由那个所谓的富商出面策动他申请政治避难，留在法国生活，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卢援朝终于掉进了这个精心制造的陷讲。当特务分子抓到了他的把柄之后，真相毕露，公然对卢实行突击策反，迫其就范。卢援朝在敌人威胁之下，屈从于敌，堕落成为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特务分子。”

　　李直一是个年逾花甲、精神背际的老人，他插断了纪真的话，说道：“这倒是个很典型的事例，看来，‘拉出去，打进来’仍然是那些特务机关的手法。现在我们派到国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难免有少数不爱国不坚定的家伙，外国特务再插进来做点手脚，两下一合，事情就来了，到头来，误国害己，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好，你接着说吧。”他收住了这段额外的议论。

　　纪真接下去：“特务机关策反卢援朝，主要是冲着941厂来的，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卢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个厂的和其它方面的军工生产情报，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靠密写信、无人交接点这两种途径，有时他去北京出差，也同外国特务分子进行接头会面。一九七六年徐邦呈越境进来企图在健康路的一处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置的特工器材和经费，就是给他的。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于941厂总工程师家中的盗窃案，也是卢援朝所为，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特务机关的布置，而是卢的自行其事。事后，我刑侦部门追查严厉，卢唯恐罪迹败露，遂发密写信向特务机关乞援。于是，情报头子马尔逊便一手操纵导演了一出0号计划的‘双簧戏’。0号计划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而并不是他向徐邦呈交待的那样，是为了消耗我方力量和检验我方水平。徐邦呈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这个计划所选定的真正替罪羊！““等一下，”李直一抬起一只手，再一次插断了纪真的汇报，“我有一点疑问，徐邦呈就是那个冯汉章吧？”

　　马树峰从旁点头说：“就是他。”

　　“把这样一个人牺牲掉，去保卢援朝，特务机关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这个0号计划的目的，是你们自己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什么可靠的凭据？”李直一的问题十分尖锐。

　　大家把目光又都集注在纪真身上。

　　纪真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说道：“0号计划的这个目的，最早是我们在发现卢援朝的真面目以后分析出来的，后来对一进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纪真略略停了一下，又说：“因为11·17案发生后，摆在马尔逊面前的局面是很明显的，卢援朝和施季虹都在盗窃现场留下大量痕迹，特别是卢援朝，是很难侥幸过关的。如果他最终被查获，敌人就将失去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如果施季虹被涉嫌牵连，那冯汉章也将不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卢援朝这张头牌一倒，后面的就要跟着倒。在这种态势之下，马尔逊才不得已而发动了丢车保帅的一战，丢徐邦呈，保卢援朝。

　　“当然，徐邦呈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迂回派遣的骨干特务，在我国内已经取得了极好的职业掩护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个人素质上远远胜于卢援朝，把他抛出来是很可惜的。但是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触我核心情报，故而只能起到中介情报员和交通员的作用，至多做一些策反、联络和搜集一般性情报的工作，比起身居在941厂技术部门内部的卢援朝来说，在马尔逊的价值天平上，无论如何是略轻一筹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马尔逊只好忍痛割爱了。至于施季虹，则更是个毫不犹豫就能抛出去的人。”

　　李直一这才信服地点点头，顾左右而对马树峰和其他几位副局长笑道：“这些间谍机关，信奉的就是实利主义，对自己的情报员说抛就抛出去，任何信义道德都可以不讲的，真是人性的毁灭呀，可怕。”

　　大家都感叹地笑了笑，议论纷纷，连周志明都跟着咧了咧嘴，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汇报会，所以一进屋就连大气也不敢直出，很恭谨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帮着纪真挑拣汇报所需的材料。李直一的不断插话使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等大家静下来，纪真又继续说下去。

　　“在0号计划将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就是卢援朝在被法庭宣告无罪以后，他给徐邦呈发了漏格密码报警信。马尔逊当初把同徐邦呈的联系方法交给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急需帮助时直接使用徐邦呈，而发这封报警信，则完全是卢援朝好大喜功，自作主张之所为。这封信，最后便成为我OJ迅速揭开‘0号计划’全部秘密的重要导素。这封信的底稿，是被替卢援朝做家具的941厂工人杜卫东发现的，因为信是写给冯汉章的，而冯汉章作为施季虹诬陷卢援朝的幕后人，在941厂是哄传很广的人物，所以这封信的底稿很自然便引起了这个工人的怀疑，于是便暗中拿走了这封信，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们报告，就被谋杀了。”

　　屋里的空气变得肃穆而沉重，仿佛是在为这位可敬的工人致哀。周志明的鼻子酸了一下，一幕幕往事墓地撞上心头，他恍若又记起了三年前和杜卫东在十一广场上的那次交手仗；又听到了在自新河机修厂车库后面他那后悔的誓言；又看到了他穿着941厂工作服的那副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神态。他是刚刚开始新生活，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味啊！如果他还在，谁说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呢？可是他死了，看不到自己美好的未来了。

　　周志明低下头去，按捺着悲酸的感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那间摆满了杜卫东亲手打出来的家具的屋子里，是他，亲手将闪光的手铐用力扣在了那双杀人者的手上。当听到铐环弹进锁钩的清脆的咋瞟声，看到卢援朝那张绝望发僵的脸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汹涌而来的快慰，是无可代替的，无可代替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几样物证，让周志明送到李直一和马树峰的面前，说道：“这是破案时从卢援朝家中搜出的特务器材，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烈性麻醉药，是间谍机关的一项‘科学’发明，用极少的剂量就足以使一个强壮的人昏迷半小时以上，而这种毒剂又可以随着汗腺很快挥发，在人体内不留任何药物痕迹。杜卫东正是在被卢援朝设法麻醉后勒死的。卢援朝杀人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小瓶子在人们手上传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纪真的声音又响起来，不大，却显得分外有力量。

　　“上述这些事实，证据充分确凿，在押人犯均供认不讳。这是书证材料和有关物证，这是预审记录和录音，请局、市领导同志审查。我们认为，卢援朝、徐邦呈、施季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分别构成间谍罪和反革命杀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将此三人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请起诉。”

　　纪真干净、简洁地收住了话尾。周志明不能不佩服，纪处长的确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所有到会的领导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同意311案结束预审，提请起诉。

　　周志明从心底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来，像一个刚刚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得胜而归的战士一样，他心里荡漾着一股没法形容的轻松释然的快感。

　　会散了，纪真被李书记和马局长留下谈事情，段兴玉把汽车留给了他。

　　“我fIJ坐公共汽车回去。”他对纪真说。

　　从市局大楼出来，他们过了街，向十一广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耀目，路边粗大的松树枝头压了厚厚的雪被，雪掩盖了松的苍绿，掩盖了周围所有的颜色，只给天地间留下一片单纯的洁白。微微有风，风不再是那么寒冷峭厉了，挟带着早春的暖意，湿润清新，直扑在心坎上。街上没有多少行人，远远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孩子黑点儿似的身影在雪里爆戏雀跃，顺风传来几声尖细的笑闹。

　　“还困吗？”段兴玉问。

　　“不困了。”周志明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原来，就一直盼着结案这一天，好憋足了劲儿狠狠睡他三天，可现在，又不困了。”

　　“走一站吧，散散心。”

　　“走吧。”

　　两个人沿着空荡荡的马路漫步走去，整个身心都浸入到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节奏里。唉，有多久没有这样闲适轻松地散散步啦！

　　“案子，总算是搞完了。”段兴玉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一个挺值得回味的案子啊。”

　　“这下，你那个第二期座谈会的发言，总算有感可发了吧？权力与法律，这个案子不就可以说明，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吗？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它。”

　　“是啊。”段兴玉眺望远处，若有所思，好一会才说：“法律一经制定，当然是要求上上下下，一体遵从的。只可惜……”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周志明脸上，“可惜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纯然一律的事情呢？法律这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人可以执行它，遵守它；也可以敷衍它，玩弄它，甚至抵制它，所以法律有时候就不那么庄严了。咱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习惯太弱了；吃法律饭的专门人员又少得可怜，许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法律？哼，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海外奇谈，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正，归根到底还得看那个地方的长官怎么样。别说那些小地方，连咱们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实现了公正，如果我们公安、政法工作者，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不能够向人民负责、依法办事的话，那就还可能放纵坏人、冤枉好人；还可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你可别小看长官权力，有时候还满厉害的，处理什么事，连法律上那套繁琐程序都用不着，说了就算！不过倒有一条，现在不管多大的干部，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的，咱们呢，虽然是一般干部，可却是具体办案的人，咱们要是硬摸着法律豁着跟他顶，他就是想殉情枉法也不那么顺当。这期座谈会的发言我都想好了，我不谈什么权大法大，不谈理论，我就谈谈我的一个感想，要想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光有纸上的法律不行，光号召老百姓守法不行，一定还要建设好一个公正无私的、向人民负责的、敢于以身殉职的执法队伍，要有好的法官、好的检察官、好的律师，再就是，要有好的领导者，真正有觉悟的领导者！”

　　“还要有好的侦察员！真正向人民向国家负责的侦察员！”周志明被段兴玉的感慨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儿呼喊起来。

　　他们两人激动地对视着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雪块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是啊，侦察员，这是个紧张而又枯燥的工作，它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振奋人心的突破，但那是由多少细小、繁琐。艰巨、甚至是无谓的劳动集变而成的啊。当你爱上了这个工作，当你理解到其中的甘苦所包含的意义时，你就不会、永远也不会腻烦它了。

　　段兴玉放慢了脚步，向远远地耸立在白雪之中的方尖碑眺望而去，感叹地说：“我有时候常想，咱们这一行，假如用不着保密的话，真应该在这个广场上，在方尖碑的下面，铸起一面大大的盾牌，用青铜、用钢铁、用黄金，铸成一面碑石般的盾牌，把我们队伍中那些个流血流汗，忘我苦干了一生的无名英雄铭刻在上面，让人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业绩，了解他们的艰苦，分享他们的骄傲；让人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有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者，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同侵犯者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战争，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无日无夜地工作，把心血甚至生命全部浇铸和凝结在这面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盾牌上；让人们知道，他OJ不是一群提线木偶和冷血动物，而是有着充足感情和自觉信仰的战士，他们以博大的忠诚和炽爱，为党为国做了无愧的贡献，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开的荣誉、表彰和尊敬，没有一个反间谍人员上过报，上过电视和广播；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行列中不乏英雄模范。是的，他们的甘苦本来都应该让人们知道，可是却不行，恰恰不行，你要想献身这个事业，就得准备并且情愿默默无闻一辈子！”

　　周志明停下脚步，简直听呆了，“畸！科长，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诗人的气质呢，真的，我过去从来木会想象到这种浪漫的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其实是一时兴会，胡思乱想吧，再正经的人也会有胡思乱想的，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

　　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幻想多着呢，干工作多苦多累多危险，都不在乎，可是干完了，你的胜利，你的成绩，你的辛苦，全都随着案件一起，成了密不可宣的东西封进了档案，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你是不是也有过？““啊，”周志明傻里傻气地摇摇头，“我还真没想过这么多，我呢，觉得一个侦察员，总得尽责任吧，人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算了，党和国家总是了解的，而且我觉得群众还是挺信任咱们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听你是公安局的，马上就能把信任给你，这就行了，别的，没想。”

　　段兴玉听着，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啊——你倒是简单，你呀，我夸你一句吧，其实，这种简单才是一个侦察员最可贵的素质呢。”

　　“算了吧，”周志明直苦笑，“还侦察员素质呢，要凭我的直觉，绝怀疑不到卢援朝身上去。要讲素质、讲经验，我还真是弱透了，我呀，傻人就凭着个傻认真，就是这个傻认真，有时候搞极端了也成了缺点了。”

　　“你还年轻嘛，你没见着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这批年轻的，还不如呢！”

　　周志明站住了，看了一眼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子，“坐车吧，要不，回去赶不上午饭了。”

　　“坐吧。”段兴玉率先向车站走去，“对了，昨天中午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你一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拿到了吗？”

　　“信？”

　　尾声终于又站到了这个门前。

　　那一片碎渣土已经清走了，地面干净平整，斑驳发暗的残雪还留在墙根的背阴处尚未化去，四周静悄悄的，使人淡淡有种荒凉的感觉。

　　人去屋空啊。

　　是吴阿姨给他开的门。

　　“都在吗？”

　　“她爸爸出差了，她妈妈在呢。”吴阿姨像是见到了阔别很久的老熟人，高兴地帮他脱大衣。

　　“您去问问，说我来看看她。”

　　吴阿姨手里还抱着大衣就跑进客厅里去了。他独自站在走廊里，隐约觉出走廊有了点儿什么变化，哦，电话机从季虹和萌萌的房门中间挪到客厅的门口去了；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旁边又添了一个镶着镜框子的照片，他心里扑地跳了一下，是萌萌那张扎小辫子的照片，什么时候给放大了？

　　客厅的门开了，宋凡怀里抱着个热水袋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吴阿姨。

　　“难为你，还来看看我。”宋凡无力地直了直身子，病态的脸上露出点儿释怀的笑来。

　　一刹那间，他只觉得她的样子很老，很孤单。体谅、怜悯、歉疚，他说不清是用了哪种语气，吃吃地说了第一句话。

　　“来看看您，您，您还生我气呢吧？”

　　“不，我不生你气，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该生你的气。”

　　这一句话，暖暖的，使他对宋凡的畏惧和前嫌消释了一大半。

　　宋凡把他让进客厅，看到她步态蹒跚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扶她。

　　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先开口说：“我打听了，季虹分到市模范监狱去了，是个对外开放的监狱，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各方面都会很不错的。过些天她可能就会有信来。”

　　“啊，我知道了。”宋凡脸上浮上一层感谢的笑容，笑得很艰难，“上午你们公安局有个段副局长来和我谈了，你知道他吗？好像是才提起来的。”

　　他点点头，隔了一下，迟疑地问：“萌萌……有信来吗？”

　　“有的，来了～封。”宋凡停下来，声调有点儿打颤，“她，不管我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情，一甩手就走了。过春节，过春节也不回来，我这是干什么呀……”她终于忍不住，用手掩住眼睛，啜泣起来。

　　“阿姨，”他劝慰地说，“年轻人行事，是喜欢一跺脚图干脆的，不过上分校不是坏事，您别太难过。”

　　“我是知道她的，她是什么一意孤行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她连春节都不回来，说要留在那儿看摊儿……她根本不想回来，我死了她也不会管！现在家里常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宋凡用手绢擦着浮肿的眼睛，抽着气，显得很虚弱。

　　“我去找她，看她，我们今天放假了，补春节的假。我明天就去，萌萌会想念您的，她懂事。”

　　这是他早打算好的主意，他一定要去看她，代表自己，也代表来阿姨和施伯伯。大家是亲人，亲人是应当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互不关心和缺乏交流的关系是脆弱的，是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里长期维持的。他要去看她，带去爱的温暖，也带去家庭的拥抱，不管她是在总校还是在分校；不管她将来分配到什么苦地方、穷地方；不管他们会不会成为牛郎织女，他们一定都会找到共同的追求和乐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他们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他离开萌萌家的时候，来阿姨拉住他的手，她只在三年前他开始和萌萌交朋友的那会儿这样拉过他的手，“我知道了，你坐监狱是为了我们，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是能原谅阿姨，就搬回来住吧…·”

　　啊，她知道了。

　　不，他现在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养蜂胡同的招待所一间九手米的单间，很不错，有暖气、有开水、有食堂，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离单位又近。只是公家每天得出三块钱的房钱，所以不能赖着长住。过些日子他就要搬回西夹道，和王大爷一家接着做邻居去了。他会常来这儿看看施伯伯和宋阿姨，常来帮着他们做事情，但是他并不想再搬回来，至少现在不想，以后？以后再说以后吧。

　　他回到招待所的时候，传达室给了他一本书《普希金诗选），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你们单位一个女的，高个，挺漂亮的，找你你不在，就把东西放这儿走了，里边有条子。”

　　他道谢，上楼，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先看严君留的条子，字写得很潦草：“志明：

　　火车就要开了，我不能再等，书还给你。夹信的这一页上那首小诗，我看时掉了泪，不是为诗，而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

　　我这次回北京是把春节补的假和今年的探亲假加起来了，大概得二十来天，主要是为了办办调动的事。我妈妈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北京的铁路公安处同意要我。铁路系统，户口也好解决。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调回去，离家近点儿，好在没出公安这个大门，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要走了，以后，恐怕相见时难了。我把那首小诗录下，做为临别寄言，送给你。

　　另外，市委组织部给处里发来一信，是给徐灿，顺便带来。

　　严君匆匆。“

　　他从书里又抖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严君清峻整洁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录着普希金赠别女友的那首小诗：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他的心颤抖起来，严君，是个多好的人！生活，把那么多好人安排在他的命运里。他高兴，高兴了又有点儿难过，仿佛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严君似的。如果严君探亲回来，他一定要劝她别走，劝她留下来，我们是一个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和默契的集体了，谁都别走，谁都别走，一块儿干下去，该有多好啊！

　　他手里慢慢捏搓着那张字条和那一纸“别诗”，心里茫茫然，若有所失。段科长已经提起来做副局长，上个星期走了，现在，严君又要走··，…唉，真的，他真希望谁都别走。

　　打开市委组织部那个扁扁的信封，他已经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了，——一张打字油印的收据。

　　“周志明同志：

　　你寄来的你父亲周耘田同志的党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收悉。

　　此据

　　中共南州市委组织部“

　　他胸口一阵滚烫，情不自禁地把这张薄薄的收据贴在鼻子下面，深深地闻着上面散发着的油墨香味，闻着，闻着，带着快要进出的眼泪，他自己笑起来，“父亲啊，你也笑吧……”他相信黄土之下的父亲是一定能够感知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全亮，他就爬下床，很认真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带上准备好的小提包，（主要装了些水果一类的吃的）离开了还在熟睡中的招待所。

　　火车票，现坐现买。早上七点钟，他坐着十六次列车，离开了刚刚苏醒起来的城市。

　　下午三点，在一个大地图上也许找不出名字来的小车站下了车，又换上长途汽车往一片丘陵地区的深处继续走。火车上人挤人，而汽车上却空得可以散步，到底是个偏僻的地方啊。

　　“见了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来看看你，或者就光说，我来了？”

　　下了长途汽车，走不远，就能看见南大分校了。那是一片新崭崭的红砖建筑，顺着缓势的坡地向上铺展。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楼房、平房、球场全都暴露在眼底。跨过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迎面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门口，赫然挂着油新的校牌，牌子上涂着一片黄昏夺目的金晖。

　　“见了面，到底先说什么？”越走得近，他越觉得没了主意，“最好是一句既家常又带感情的话……”‘他搜索枯肠，不知觉中已经走进了校园。

　　寒假还差三天没有结束，分校的首批学生还没到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大部分房子都挂着领，空的。他在大操场边上碰到一个提着两只暖壶的女老师，便上去问路。

　　“请问施肖萌在什么地方？南大的学生、女的。”

　　“啊，施肖萌，你是她哥哥吧，还是弟弟？”女老师微微笑着，很和气地问。

　　他索性干脆地说：“是她朋友。”

　　“啊——”女教师笑着打量了一下他，放下暖壶，指着前面的一片坡地，“那片平房，看见了吗？挂门帘子的那间，她就住那儿，在呢，你看烟筒还冒烟呢。”

　　“谢谢老师。”他差点儿没给她鞠一躬。

　　那一片坡地，静谧无人，清一色的新砖平房被晚霞的余晖衬着，略带源脱，仔细看，墙上还贴着墨迹未干的迎接新学年的标语，黄纸红字，暖意融融。一条新砌的青石台阶从操场边缘直通上去，正对着那扇挂了厚厚棉帘子的门。薄薄的白烟从那屋顶上的烟筒里无声无息地吐出来，轻纱似的飘向黄昏薄暮的天际。他脚踏着簇新的青石板，拾级而上，早已忘记见面头一句话该说什么，心里只是在想：“她呀，自己会弄炉子吗？”

　　“你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