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半,店里60多张桌子被陆续填满,但整个午餐时段,这家位于上海长宁区中山公园的湘菜馆——费大厨辣椒炒肉(以下简称费大厨),门口都没有什么人等位。2021年7月开业时,店长曾令发也没有想到,湘菜,在不怎么吃辣的上海会这么受欢迎,就餐高峰时段,往往中午12点和傍晚6点半就得暂停取号,为了保障顾客用餐体验,要将等位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
2023年开年,复苏来了,但并没有达到曾令发的预期。不过他依旧庆幸,活下来了。
2019年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达999万家,2020年为879万家,2021年为864万家,3年间至少有135万家门店选择了闭店。番茄资本创始人卿永在《2021年~2022年上半年中国餐饮全品类兴衰深度解析报告》中写道:“疫情时代,非常少的餐饮品牌赚到钱,疫情的影响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如今,“乙类乙管”之后,一些变化已然发生,一些新趋势也正在逐渐显现。
“店里总共63张桌台,每天翻台七八次,每天都是几百桌,很多顾客都是慕名而来,从(2021年)7月开业大概持续到年底,情况都特别好。”曾令发回忆起往日的辉煌,却不知道怎么才能完全回到刚开店时的热闹。
窄门餐眼数据显示,费大厨现有74家门店,90%位于商场。曾令发觉得,店里“缺人”,缺客人,商场的人流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2023年元宵节前一日傍晚6点,四川一火锅店内座无虚席,即便如此,店员仍告诉记者:“当前仅恢复至巅峰时期的两三成。”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熊嘉楠 摄
代浪把酒馆重新开业的时间定在了2月14日,情人节,他希望能迎来“开门红”。效果确实不错,当天晚上,不拿瓶酒馆里客人满满当当,但代浪说,这还不及高峰时期的一半。
前路看不太清,计划“走向全国”的不拿瓶还不敢大干一场。
2021年11月到2022年初,连着几个月,不拿瓶的生意都不错,但还没等代浪在营销上发力,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疫情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过去一年让代浪信心受挫,“一大半的时间在关店”,盈利成为现实难题。代浪想过做外卖,这个议题被放到公司层面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不做”,原因很简单:“做外卖不赚钱”。
“人工、食材、房租、水电等成本,我们能做的外卖就是烧烤和酒水,本身利润就薄,在美团之类平台做外卖,七七八八投入的费用占比能超过20%,对我们而言没有意义。”
在外卖这件事上,丰茂烤串创始人尹龙哲却有不同的选择。丰茂烤串以前也不做外卖,堂食生意兴隆,没有做外卖的必要,2020年疫情发生后,开始尝试做外卖。他在外卖上下了很多功夫,设立专门的外卖档口,配置专职人员,加大投入研发烤炉设备,在不断降低设备成本的情况下,买烤串送烤炉,如今产品迭代数次,连包装设计都在不断改进,希望能提升消费者体验。
尹龙哲也算过账,堂食的场地、人工、水电是硬性成本,外卖则能省下大部分支出,如果能有效提升外卖品质,订单量大且复购率高,盈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外卖肯定要做”,他还计划开拓线上线下的生鲜零售渠道,入驻盒马。
但无论如何,疫情确实大大提高了外卖渗透率。天风证券研报称,2019年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比例为12.8%,2020年迅速提升至16.9%,2021年这一比例又上升至21.4%。
号称让“所有外卖品牌拎包入驻的共享厨房”熊猫星厨创始人李海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是所有的餐饮企业都适合做外卖。
除了外卖影响口味、投入高、利润低,李海鹏还补充了一点原因,他从很多餐饮品牌方了解到,撤销外卖的重要原因是其对品牌线下堂食产生了冲击,不仅是线上线下价格体系混乱,也影响到了品牌线下的排队效应。
在刚刚过去的2月,熊猫星厨的品牌客户签约率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比预计的高出30%左右”,李海鹏知道,这意味着餐饮商户对市场恢复充满信心。
疫情之下,李海鹏也看到了很多变化,比如外卖品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他告诉记者,外卖与线下堂食相比,社交属性弱,更多解决的是一人食需求,也因此,外卖中快餐品类占比高,但疫情以来,其他品类占比也在逐步提升。以入驻熊猫星厨的餐饮品牌为例,以前快餐品类占比约80%;现在快餐品类占一半,另一半是休闲餐饮、饮品和正餐品类。
制图:刘国梅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2月6~12日,咖啡订单同比增长107.5%;酸奶订单同比增长55.1%;冰淇淋订单同比增长33.4%;奶茶/果汁订单同比增长23.4%。
“疫情下,大家宅在家,培养了线上购物习惯,什么都在线上买,点外卖也是,本来其他餐饮品类可能也会逐渐上线,但疫情加速了这个趋势。”李海鹏说道。
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张赢的思考是,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火锅品牌去拓展外卖业务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尝试。疫情政策的转变对于海底捞外送业务同样是一次机会,疫情期间,消费者在家吃火锅的习惯已经养成,更多的顾客意识到了到店和到家的不同体验和不同好处,到家反而有了更大的机会。同时,商品的创新空间会更大,在聚餐场景,也可以进一步探索一人食、二人食。
不拿瓶酒馆没有做外卖,因为代浪觉得,对比租金和人工的高额硬性成本支出,外卖是蝇头小利。而这高额硬性成本也让他思考:现在的模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不拿瓶酒馆走的是大店模式,上海门店面积大约有800平方米,员工超过35人,包括店长、经理、服务员、调酒师、保洁、厨师等。
从云贵川起步,不拿瓶的选址基本都位于市中心,但上海这家位于闵行区永德路地铁口,已经算是“郊区”,代浪说这是综合成本和竞争状态定下来的。最初决定在上海开店时,他们做过市场调研,800平方米的酒馆开在市中心,开店就要1200万元起。
另一方面,市中心的酒馆餐吧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竞争激烈,“基本都是打价格战,没有强大的供应链或者雄厚的资金背景,也很难。”
说到这,代浪又感到庆幸,“如果开在市中心,就坚持不下去了,大店尤其难”。
但疫情也带给他反思:单店面积太大,一方面是房租高,另一方面桌台多,但客人少不仅更显得冷清,坪效也低。同时,人员架构是否也需要调整,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又能降低人工成本。
丰茂烤串也有过大店的教训。2011年进军上海之后,丰茂烤串曾开出1800平方米的大店,导致上座率不高。尹龙哲在过去一年过得艰难,每个月房租加上员工硬性成本高,卖不了烤串,他鼓励全体员工卖烤炉,成交一套有近10%提成,硬是靠卖烤炉给员工发工资。
丰茂烤串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从餐饮企业效率出发,我们更关注快餐饮、轻餐饮和休闲餐饮,比较重的餐饮,我觉得在资本化对接方面,可能还会需要一点时间。”从投资人的角度,金鼎资本创始合伙人王亦颉更看好轻餐饮。
王亦颉表示,一方面,疫情影响下,大聚餐在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的餐饮习惯呈现出一种趋势,更加倾向于一人食、两人食或小范围的聚餐,这是一种长期趋势,基于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所以大店模式在总量上变少了。
但王亦颉也认为,大店模式可以满足节假日大型聚会的需求,会一直存在,也有成功的大店模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王亦颉认为,短视频时代,正在生长出一批新的餐饮品牌。
代浪正在向短视频平台发力。2021年,代浪就尝到过抖音推广的甜头。“每天从抖音过来的能有30多桌。”
在没有做抖音推广之前,他们采取的是传统地推模式,开店前一两周,出动所有店员全体地推,围绕门店周边5公里,在商场、商业街、商家等人群密集地,挨个发传单。
但地推的效果与抖音天差地别,一方面是地推的覆盖区域远不如抖音广,另一方面在陌生人社交上,地推让人有天然的抵触心理,而抖音短视频的种草能力有目共睹。
在抖音打造企业品牌和个人IP是代浪的下一步计划。
迪辅乐生物(上海)有限公司2018年成立于上海长宁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家面向未来健康管理方式的微生物探索技术公司,公司产品和服务包括迪辅乐滴剂型益生菌、迪辅乐医学服务。公司方面介绍,2023年迄今为止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接近30%。
在李海鹏看来,餐饮行业也渴望外卖平台出现竞争者,一家独大在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最好的局面。
张赢觉得,时代变了,以前是人找店,现在是店找人;现在流量是集中的,以前是集中抓顾客,现在是集中流量规划。“因为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这个店,了解海底捞,了解海底捞的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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