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妻三妾6子11女的传承选择

有关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由贫而富、家大业大后的何鸿燊自然也不例外。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刚迈开脚步而何鸿燊的年纪就要迈入一个甲子之时—何鸿燊便开始被记者追问传承接班如何安排的问题，他那时回应，希望过了55岁就能退休（《南华早报》，1989年2月13日）。至于有关如何安排接班的问题，他的答案则如不少巨富家长一样，尤其表现出开明无私一面。他曾这样说：

我是中国人，我有传宗接代的思想！不过，做生意就未必，我绝对不相信父传子这种方式，已经不合潮流。香港已经有两宗父传子的生意因此而玩完（完蛋）！我虽然重视儿子，但分家产时，儿子分两份，女儿也有一份。不算偏心啦！（何文翔，1992）
何鸿燊在另外一些场合接受访问时也曾表示过“不相信把事业一代传一代这回事”，反而认为“有4000多人在为我们工作和依靠我们，我们有责任选一个最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事业”（乐文送，1978）。这样的回应深得不少人欣赏，觉得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促进家族企业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力量。以下则是相关评论的例子：

现在（1978年前后，当时何鸿燊年约57岁）他已想到退休，也许四年后（即过了60岁）就退休，但退休是不容易的，他几天不工作就会觉得不舒服。何氏热爱工作，这点不容否认，不过，退休这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他体内到底有中国人的血液，他那西化的脑袋里始终保留一点传统的思想（例如他反对女人干预男人的业务，原注）。那么，前面有关事业继承的那段话就有些费解了。我们时常在报章上看到“霍英东和他的儿子”的消息，但很少见人提起何鸿燊和他的儿子，何氏并非没有子女，假如他真的能够摆脱香港一般大生意人的传统（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原注），将事业交给最有才干的人，那算是别开生面了。（乐文送，1978）

然而事后看来，当时坊间的观察与评论明显言之过早。他们或者也没深入了解何鸿燊诸子女的年龄及内部关系，只是单凭未见其子女进入公司参与管理，而他本人又说出了“不相信父子相传方式”的话，便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真的不会父子相传。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镁光灯以外的事物上，尤其是家族与亲人关系上，就不难了解何鸿燊那时实际行动与公开说的话之间其实并不一致。

添丁进口，家族关系日趋复杂

现实是，任何传承安排都不能从表面来看，更不能只从传授一方来思考。因为传承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会牵动整个家族不同成员的关系与情感。对于事业和财富不断攀升的何鸿燊，显然同时面对着日见壮大的家族，以及日趋纠缠复杂的家庭关系。



何鸿燊与元配夫人黎婉华育有一子三女，在现代社会中也算子女众多了。但对自幼生于大家族，价值观念十分传统的何鸿燊而言，只有一名子嗣显然不够。尤其他所从事的博彩业向来恶名在外，常被控令人沉迷，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问题，甚至惹来不少人的怨恨。更不用说大量现金流的营运方式往往引得黑白两道垂涎，江湖险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自己及家人坠入险境，何鸿燊自然希望多要几个儿子，以免断嗣。

据何鸿燊接受黄霑访问时透露，黎婉华嫁给何鸿燊十年后（即1953年左右），“忽然染上奇病”，即使请了中外名医诊治，也没法根治，她的身体日渐消瘦，而且“需要特别护理”（黄霑，1981）。黎婉华所患的怪病不但令她绝迹人前，无法陪伴何鸿燊出席社交场合，更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当然也包括了传宗接代的问题，黎婉华的命运也从此变得坎坷。

1957年，何鸿燊向黎婉华提出纳妾要求，因为当时港澳地区仍沿用《大清律例》，所以有能力的男人可以纳妾，而何鸿燊的祖父、祖伯父、祖叔父等也都是一妻多妾。他这样说：

我不是不爱他，我到现在一样很爱他，不过，就算我爱他也不能一辈子做个和尚。而且有的时候好多应酬，有男又有女，我就整天一个人，这样不好。

黎婉华当然表示反对，但患病在床，丈夫又越来越强势，最后只能在各种甜言蜜语与承诺下无奈接受，而那位被何鸿燊看中的女子就是蓝琼缨（何文翔，1992；冷夏，1994）。

据说，蓝琼缨生于1943年（与何鸿燊年龄相差22岁），在1957年被何鸿燊纳为妾室时只有14岁左右。有关蓝琼缨的年龄、样貌和为人，何鸿燊本人提及时曾说：“她很早就嫁给我……她人长得漂亮，又对我非常好！”（黄霑，1981）。蓝琼缨过门后居住在香港渣甸山大宅，与黎婉华分开。到了1962年，黎婉华为何鸿燊再诞一女，是为何超雄。同年，蓝琼缨也诞下一女，是为何超琼。之后，黎婉华再没生育，蓝琼缨则先后诞下何超凤、何超蕸、何超仪及何猷龙（《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共育有一子四女。人口多了，家族关系复杂了，但男丁却只增加了何猷龙一人，到1976年才出生。这显然未能满足何鸿燊渴望多要儿子的愿望—哪怕他对黎婉华和蓝琼缨均赞不绝口，时时刻刻“爱不离口”（黄霑，198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不少专业人士或企业相继外移。何鸿燊除把部分生意投资转到欧美等地外（Ko，1988;《南华早报》，1989），让家人获得外国居留权也是其中的重要绸缪。何鸿燊也很自然地将部分投资转到葡萄牙，除了在里斯本购买大宅，也把不少资金转到该国，并派当时出任信德企业部门经理、开始接管业务的长子何猷光到当地，负责进一步开拓业务。1981年，何猷光与妻子在里斯本出游时发生交通事故意外丧生，夫妇俩当时都只有33岁，留下一对只有3岁和5岁的年幼女儿（《南华早报》，1981）。这次意外不仅给何鸿燊带来打击，影响了他的传承接班计划，更对一直体弱多病的黎婉华造成巨大伤害。自从何鸿燊纳妾后就一直情绪低落的黎婉华原本寄望儿子日后能够“子为母张”，何猷光的突然去世，无疑令她希望破灭，伤心不已。

同样受到巨大打击的，应该还有与何猷光感情深厚的胞姐何超英。生于1946年，比何猷光年长两岁的何超英，青年时留学英国和瑞士，回港后于1975年嫁给香港“傧仪业大王”萧明之子萧百成，这段婚姻被视为“强强结合”，风光一时无两。可惜，婚姻维持不久，便因丈夫传出婚外情而离婚（行者，1986），胞弟又在这个时候因车祸去世，双重打击下，何超英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有指她患上精神病。后来，她带着不到3岁的女儿（萧玟铮）离开香港，在葡萄牙等欧洲各地开始旅游式生活，为时十多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这种生活或许非常浪漫，但也可以说是到处流浪，居无定所（《每日头条》，2017年10月13日）。黎婉华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同时，又目睹长女失婚、情绪失控，人生掉进低谷，因此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另一方面，蓝琼缨的人生也出现重大变化。蓝琼缨在何鸿燊授意或安排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带着她所生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高角街（Highpoint Road）购入豪华大宅作居所，年幼的子女就在加拿大上学（Wong，1990）。

因为移民，何鸿燊与蓝琼缨多数时候要分隔两地，这又为家族关系的另一次重大变化埋下了伏笔。或者可以这样说，蓝琼缨移民加拿大时，何鸿燊已近65岁，无论是黎婉华或是蓝琼缨，都想不到何鸿燊仍有再觅妾室女伴的念头，但何鸿燊风流个性不改，不只闹出第三春，更有了第四春，这大出她们意料之外。



原来，何鸿燊看上了黎婉华身边的私家看护陈婉珍，那时，生于1954年的陈婉珍已年过30岁。一开始，何鸿燊与陈婉珍的恋情并未曝光，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何鸿燊在20世纪80年代末公开了两人的关系，确认了陈婉珍三姨太的位置。陈婉珍为何鸿燊生下一子（何猷启）两女（何超云、何超莲），让家族人丁进一步兴旺，只是，让何鸿燊念兹在兹的儿子不过由一名增加至两名而已。

即使已年近70，何鸿燊仍精力充沛，当然也充满男性的魅力、巨富的财力和社会中的“威”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与生于1961年的梁安琪展开了另一段恋情，并于1989年公开宣布其四姨太的名份。梁安琪后来为何鸿燊诞下三子（何猷亨、何猷君、何猷佳）二女（何超盈、何超欣），这次算是了却了他一直以来想多要儿子的心愿。若将1946年出生的长女与2000年出生的幼女相比，她们的年龄相差达54岁，在千禧世纪里，这无疑属于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这样一个一妻三妾六子11女、年龄差异巨大的大家庭里，家人关系与纠结必然会变得更复杂难解了（《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2018年9月20日）。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一般人预期何鸿燊快要退休，进入传承接班的重要阶段时，其长子却突然不幸去世，而他的婚姻与家族结构又出现戏剧性变化，先后纳了三位姨太太，诞下10多名子女。儿子们大多年幼，女儿们较为年长，加上姨太太们较年轻，有的对经营生意兴趣极浓等等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牵动了传承接班的安排，让何鸿燊需要花费更大心力。接下来的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崛起、全球化趋势等，也都左右了他关于生意发展与传承接班的全盘大计。

家业版图持续扩大何超琼迈出接班步伐

香港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时，何鸿燊家族的结构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家族掌控的各项生意也有重大发展，甚至不断扩张。即使何鸿燊此时身体仍然健康，个人江湖地位及社会名声尤其显赫，但应酬、事务繁重，无暇分身，促使他不得不认真落实传承接班计划。当时黎婉华所生的长女何超英因婚姻破裂出现严重精神问题，移居海外，何超雄及何超贤则对加入家族生意没兴趣，再加上黎婉华健康不佳，无法为女儿们争取或作任何长远安排，所以未见黎婉华所生女儿参与家族企业。而此时陈婉珍和梁安琪的子女尚幼，何鸿燊将蓝琼缨所生的女儿何超琼挑选成为接班人，开始为企业领导与管理交接做实质准备。



先说企业生意上的重大发展。尽管是非较多，但澳门博彩业的生意收入稳定、利润丰厚，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娱”仍紧紧抓着专营权，无人能挑战，何鸿燊头上仍旧戴着“赌王”桂冠。因为生意属专营，又没有够实力的挑战者，因此生意上的创新或开拓并不多，在某程度上甚至出现固步自封的情况，直到澳门回归，博彩业开放，才有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Zheng and Wan，2014）。

家族另一生意旗舰是信德企业。自1972年上市后，公司除了1973~1975年香港经济严重衰退期之外，其他时间均表现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公司取得港澳码头地皮，斥巨资兴建公司的招牌商业大厦—信德中心。经过不断的建设，到1986年，东西两座、楼高40多层的信德中心终于落成启用，成为香港岛上耀眼的地标建筑。由于中心所在位置有港澳码头、港铁站，又处于隧道出口，交通四通八达，因此中心落成后价格大涨，为公司带来极可观的收入，信德企业也在1987年成为表现最佳的上市公司（Winn，1987），将公司的发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阶。

信德企业节节上扬之时，何鸿燊早年已经染指的澳门电力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重要变化。创立于1910年的澳门电力公司（Macao Electric Lighting Co.Ltd.简称Melco），主要业务虽是为澳门提供电力，但公司总部却设在香港，主要投资者也来自在香港及澳门均有投资和生意的家族。该公司的股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在香港交易所交易，到了1972年，公司改组，部分电力业务转回澳门，其他业务如餐饮旅游及房地产等，则继续留在香港，并维持上市企业身份，何鸿燊也成为大股东。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改名为“新濠国际发展”（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并与信德企业合作，共同在港岛半山发展地产，兴建豪宅，在地产市道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业绩大有表现（《南华早报》，1989年9月26日）。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越老越进取的何鸿燊还染指工业生产，参与了被称为“公司医生”的丁谓在加拿大创办的善美电子（Semi-Tech Microelectronics）—一家原本从事半导体与晶片生产制造的公司。该公司于1986年重组为善美环球（Semi-Tech Global），并在加拿大上市。翌年，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何鸿燊入股，并成为公司主席。之后，善美环球收购了美国著名缝纫机品牌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轰动中外金融界（《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就是在这样左右开弓的情况下，工作量超负荷的何鸿燊开始安排女儿何超琼接班。生于1962年的何超琼，从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毕业后，先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之后加入善美电子成为董事，同时还负责打理母亲蓝琼缨所有的公司业务，积累工作经验。1987年前后，何超琼被父亲安排进入信德企业工作，登上传承接班的新台阶（《南华早报》，1989年2月5日）。
按何超琼个人自谦的说法，由于身为“亿万巨富的女儿”（daughter of billionaire），即使她在工作岗位上尚未做出什么成绩，也备受传媒关注，这让她受宠若惊（《南华早报》，1989年2月5日）。不过，何超琼应该也乐意成为传媒的宠儿，她热衷于参加筹款活动、舞会或电影首映礼等社交活动，当传媒及记者访问时也乐于回应，可见她也有意建立起自己的公众形象（《南华早报》，1989年9月22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港澳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及博彩业，经济低迷。而仍然握有博彩专营权的“澳娱”业务也不太好，收入减少（Zheng and Wan，2014）。相对而言，香港社会稳定，经济也相当热络。信德企业与不少华资企业秉持一贯的“留港建港”宗旨，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加大投资，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其中最吸引市场目光的举动就是斥巨资购入位于香港岛中西区半山薄扶林道石塘咀的大片地皮，与新鸿基地产及新世界发展等兴建香港岛中西区著名楼盘宝翠园，该项目完成后成为该区的地标式私人屋苑，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新濠国际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不少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3年信德企业通过进一步注入资本将其纳为附属公司（《南华早报》，1993年9月22日），让两家企业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有了这样强大的资本后台，新濠国际发展收购了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获得经营香港仔两家重要餐馆—珍宝海鲜舫及太白海鲜舫—的权益。到1996年，新濠国际发展又进行业务与投资重组，最后采取资产换取控股权的方法，与信德企业达成了控股互不隶属的约定（《南华早报》，1996年2月10日）。从此，新濠国际发展不再是信德企业的附属公司，而是走上了独立经营之路，但大股东仍是何鸿燊家族。

在信德及新濠投资动作频频之时，由何鸿燊出任主席、但管理大权则在丁谓手中的善美环球，更是东征西讨，不断扩大商业版图。1991年，善美环球将旗下的胜家缝纫机制造业务分拆，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让公司资产值大升。与此同时，善美环球还利用自己与胜家缝纫机相互持股的方式，收购德国百福缝纫机（Pfaff Industries）、日本山水电业（Sansui Electric），轰动国际投资市场。何鸿燊与合作伙伴丁谓也进入了香港巨富排行榜的十大之列。1999年，善美环球更名为雅佳控股（Akai Holdings Ltd），但那时公司其实已因扩张过急、借贷过度，加上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而濒于危险境地（《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事实上，对于何超琼来说，20世纪90年代也是她迈出接班步伐后在不同业务发展与管理中学习的人生重要阶段。1990年中，何超琼宣布与“爱国船王”许爱周的孙子许晋亨订婚（《南华早报》，1990年6月3日），并于1991年1月结婚摆酒。喜宴在凯悦大酒店连摆三天，粤港澳台名人及海外亲友均来道贺，人数达2000多人，极尽豪华（《星岛日报》，1991年1月9日）。婚后的何超琼并没有留在家中，或是很快生儿育女，而是在短时间暂停工作后，于1994年重投事业（《南华早报》，1994年9月4日），继续沿着接掌父亲企业重担的道路前进，期间当然亦有不少突出表现。

毫无疑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澳与何鸿燊家族，均出现巨大发展与变化，期间危机、挑战和机会更是繁衍相生、交叠出现，能够应接得住往往成为胜败关键所在。与港澳进入回归过渡期相似的是，何鸿燊家族控股的企业也进入了领导权交接期。那时的何鸿燊早已“登六跨七”（即过了60岁进入70岁），一般情况下，这已经到了不能不传承接班的时候了。可是，无论是健康、生意、婚姻或家庭生活，何鸿燊却是越活越精彩，不仅个人财富不断攀升，家族规模也持续壮大。虽然他亲自安排的何超琼已迈出了接班的步伐，但大权仍在何鸿燊手中。

幼子成年耄耋之年的新部署

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不仅呈现了相对持久的和平，还因科技突飞猛进—尤其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出现了婴儿夭折率大幅下跌、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的情况。富豪家族因为能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更佳的养生保健及医疗条件，较一般人享寿更长。对于他们掌控的企业，在他们较长时期的领导下，由于有较好经验累积、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支持，很多都能获得更好发展，创造了家族传奇。

富豪们的长寿的确给传承接班带来好处，如有更充裕的时间培训接班人、遇到突变也能出面稳定大局。不过，凡事有利亦有弊，创业者长时间把持企业，也会带来不少的挑战及问题，何鸿燊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他当初选定的接班人何猷光突然去世，令原来的传承安排生变，幸亏他当时仍身体壮健，可以稳定大局再作绸缪。但他年老时仍精力充沛，不甘寂寞再纳妾室，结果不但妾室们与他年纪相差甚远，诞下的子女年龄上也与兄姐们相距极远，又是同父异母，自然大大改变了家族结构与关系，让继承问题变得更纠缠复杂，容易滋生各种环环相扣的矛盾，埋下更多不稳定甚至争执冲突的种子。

进入新千禧世纪之后，一方面是港澳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家族关系出现变化，何鸿燊所面对的，又是一种危机、挑战与机遇相伴的局面，让他无法停下脚步。20世纪末，香港和澳门先后重回祖国怀抱，同时亚洲金融风暴冲击港澳两地的商业与经济，因此生意投资遍布港澳的何鸿燊需要做出各种应变与筹划。另一方面，一些年幼的子女们也已长大成人，促使他必须认真思考传承接班问题。

传承变阵

2000年初，被普遍看作是主要继承人的何超琼与许晋亨婚姻触礁，虽然二人最终以离婚收场，但再见也是朋友，许何两家的友好关系不变（《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此后，何超琼曾一度与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诚儿子杨其龙相恋，甚至一度谈婚论嫁，但因为何鸿燊反对，并有其他各种因素，最后无疾而终。自此之后，何超琼便埋首事业，专心打理家族旗下企业（《南华早报》，2000年12月8日；《星岛日报》，2000年12月14日）。与此同时，蓝琼缨幼子何猷龙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在投资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之后，他曾染指当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生意，结果网络泡沫不久破灭，何猷龙虽有损失，却学到了不少经验。2000年底，年届24岁的何猷龙迎娶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孙女罗秀茵（罗友礼女儿）为妻，这段婚姻同样是“强强结合”，当时何鸿燊已年近80，甚感“老怀安慰”（《星岛日报》，2000年11月17日）。这次婚礼另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许晋亨曾来帮忙，并与父母亲一同到贺，这显示出许何两家的关系并没因许晋亨与何超琼婚姻结束受到影响（《东方日报》，2000年11月17日）。



何猷龙已经在外边企业中实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有打工经历，也有创业经历，加上他已成家立室，因此何猷龙进入家族企业、开启传承接班的准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001年，何猷龙被何鸿燊任命为新濠国际发展的董事总经理，先开始打理一家不是很大的企业，学习企业经营中的运筹帷幄。

与不少“富二代”不同，何猷龙颇为低调谦逊，重视实干，也没染上很多富家子弟的玩乐习气，反而颇花心思钻研生意与经营，所以能在接手新濠国际发展后做出一些成绩，令阅人无数的何鸿燊非常欣赏，也更愿意交托更多工作。从此，何鸿燊的传承接班安排，开始有了更为实在的多元安排考虑：既有何超琼一线的发展，也有何猷龙一线的跟进。

当然，其他子女及妾室们经常在何鸿燊面前争取机会，也会被他列入考虑范围。华人企业家总有这种特质，不同家人（也包括一些可信的人）都会向他们提出不同投资建议，争取支持，而在他们力所能及且自己评估过后又觉得家人具有一定商业潜能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不会断然拒绝，而是乐意给予一些投资或鼓励，让他们去闯闯试试。

新千禧世纪的部署

对于澳门而言，进入新千禧世纪的最重要挑战与机会，无疑是博彩业专营权的巨大转变。澳门特区成立后，国家在澳门驻军，这对过去备受恶势力困扰的澳门来说，可谓极具震慑力。治安问题迎刃而解，让特区政府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重大突破点就是提出引入竞争、开放博彩业政策。表面看，此一重大政策调整对于何鸿燊的生意极为不利，所以他曾表示反对，不过博彩业还是最终开放，博彩经营权牌照由一个增加至三个。这三个牌照又分为正、副牌，而正、副牌拥有几乎相同的经营权，这也意味着牌照由一个增至六个，其开放的幅度实在不少。

由何鸿燊牵头的澳门博彩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博”，SJM）—“澳娱”的子公司—取得其中一个正牌，而另外两个正牌由吕志和家族掌控的银河娱乐（简称“银娱”）及美国大亨史蒂芬·永利的“澳门永利”（Wynn Resorts Macao）获得（《澳门日报》，2002年2月9日）。之后，“银娱”向政府申请放出一个副牌给“澳门威尼斯人”（Venetian Macao），并获得批准。此举令目光锐利的何鸿燊立即采取行动，与永利渡假休闲一同申请两个副牌，于是有了“美高梅金殿”（MGM Grand Paradise，由MGM集团与“澳娱”合营）及澳门新濠博彩（Melco PBL Jogos Macau，新濠国际发展的子公司）。美高梅金殿由何超琼主政，澳门新濠则由出道不久的何猷龙管理（McCartney，2006）。也就是说，原本三足鼎立，又变成了何鸿燊“顶上半边天”的局面，何鸿燊的商业触角与人脉关系网络之强大，可见一斑。换个角度说，若不是何鸿燊仍在掌权，在那个发生重大变化且竞争激烈的年代，难保不会像上世纪60年代一样，傅老榕去世后，其家族难再取得博彩业专营权，从此退出澳门博彩业的舞台。

对于这种重大变化，不少人预测博彩业必然会在“僧多粥少”的影响下走向衰退境地。可是，现实的发展状况真的如某些经济理论所说，在竞争的刺激下，由于竞争者各展所长吸引消费，激发创新及活力，让生意更加兴旺。当然，中国内地进一步放宽国人出境旅游，尤其是2003年推出了俗称“自由行”的个人游政策，也为澳门博彩业注入极重要的发展力量，中国澳门经济迅速走出回归前的衰退低谷，何鸿燊家族的财富也进一步飙升。不出数年，澳门超越了一直稳居世界赌坛一哥地位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澳门的就业、民生、基础建设等等也同时获得了持续改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甚至把香港也比了下去（Zheng and Wan，2014）。

香港业绩的起落波动

回到香港的生意上。相对于澳门，香港在进入千禧世纪后反而因“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导致经济急速回落，何鸿燊家族的生意与投资也受到影响，其中包括何鸿燊参与、出任主席的雅佳控股—尽管主理业务的是行政总裁兼大股东丁谓。资料显示，由于丁谓在20世纪末的连串激进收购投资，让资产值暴升，导致那些与资产挂钩的借贷在“亚洲金融风暴”—市场环境逆转下，因利率急升、信贷紧缩出现债务违约问题。

事后看来，丁谓应该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了日后被告上法庭的“做假账虚假交易”，给旗下公司注入流动性，但最后资金链断裂，并出现了火烧连环船的情况，结果引来警方调查，揭露了一连串“做假账”事件。丁谓最后被判伪造账目罪成立，入狱六年。尽管何鸿燊没有被直接卷入，但因他有投资其中，又是集团主席，所以也会蒙受一定金钱损失，名声亦被玷污。好在他采取各种方法迅速切割关系，独善其身，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作为何鸿燊家族的旗舰企业，信德企业在进入千禧世纪后，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香港经济急速回落的冲击，当时公司主要业务—物业地产、船务运输、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盈利大幅回落。2003年，香港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非典”的打击，令经济及社会情绪掉进谷底，信德企业的生意也一落千丈。2003年下旬，中央政府推出“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政策，不仅让澳门博彩业急速上扬，香港的各行各业也有了巨大活力，信德企业的各项业务也大幅反弹，例如那时刚落成的九龙昇悦居楼盘便卖了个满堂红，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何鸿燊在不同场合出席活动时的谈笑风生可以说是公司再次走上康庄大道的最有力说明。

由于信德企业是香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我们以香港回归以来其业绩发展作一概括说明。首先，在资产净值方面，公司其实一直都有突出发展，由1996年的大约50亿元，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近350亿元，20年间的表现甚为亮丽。其中除了2008年，以及2014至2016年间曾略见回落外，其他年份均获得不错增长（图2）。



当然，若细看信德企业的营业额，则不难看出1996到2017年20年间的起落波动（图3），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和社会的风高浪急。举例说，1996至1997年，营业表现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2001至2006年间，则受香港本身经济长期衰退左右；至于2006年以后的辗转上升，则是经济复苏带动；2009年后的巨大波动，则是受何鸿燊健康出现问题，家族内部又有矛盾的影响，后者情况最备受投资者关注。


图4是信德集团除税前后的盈利表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1996至2007年间，企业盈利缓慢增长，说明其盈利表现其实并不突出；2008年更一度滑落，随后的10多年间，盈利额虽较过往高，但波动巨大，情况甚为独特，值得日后再作深入了解。可以这样说，自香港回归以来，信德集团的资产净值虽在不断上升，但营业额及盈利则甚为波动，尤其自何鸿燊健康转差、不能自由行动后的波动更加厉害，情况令人关注，同时这也说明公司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