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病平息争产风暴

                                          
迄今为止，能享百岁高寿的富豪巨贾实在并不多见，何鸿燊无疑是少见的个案之一。更为特殊的是，他的人生见证了家族由盛而衰，然后走向中兴。虽然他的家族事实上是混血群体，但其家族的绵延不仅流露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同时也是走向现代化的代表。这也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既以延续血脉为优先，又注重光宗耀祖，强调保护家族，孝顺父母，荫护子孙。

当然，这种为了一己家族利益与荣耀全力以赴的打拼，明显有其局限性，也会产生不少问题，这十分清楚地反映在何鸿燊百岁人生的各种遭遇上——是非不断，个人曾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甚至卷入无数纠纷。这不难让人觉得，家族作为民族与社会的缩影，折射了其文化中既有精华卓越的光辉，同时也存在弊端，确实应检视自省，择优弃劣，从而让家族走向康庄大道。

元配去世，诸室相争

2004年2月21日，与何鸿燊走过一甲子人生的元配夫人黎婉华终于不敌病魔去世，享年82岁。何鸿燊十分悲伤，为黎婉华风光大葬。在澳门天主教堂举行的丧礼上，不少达官贵人均出席致哀。何鸿燊的三名妾室并未出席，只派各自所生的子女作为代表致哀。

丧礼完毕后，黎婉华被安葬于澳门本岛圣味基坟场(又称旧西洋坟场)一个风水甚佳的位置，与澳门显赫人物为邻(《星岛日报》，2004年2月29日)。由于何鸿燊并非天主教徒，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百年之后应不会葬在那儿，显示他的最后归宿应该不会和黎婉华在一起。
黎婉华去世意味元配(正室)地位出缺，这促使二房蓝琼缨向何鸿燊争取成为继室，确立她作为妻的地位。蓝琼缨得偿所愿，获得了何鸿燊的肯定，地位更稳固，也进一步强化了蓝琼缨所生子女的嫡系继承权。但这样一来又影响了原本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引起陈婉珍及梁安琪两房的回应和反击，让本来尚未浮出水面的的矛盾和分歧迅速涌现。

由于陈婉珍和梁安琪所生的子女年纪还小，仍在求学，作为母亲的她们采取了“母为子争”的策略——即身为母亲，争取更多家产及生意经营权，维护其所生子女的“权益”，梁安琪表现得尤其果断进取。资料显示，梁安琪自2004年起高调参与港澳的社会事务，比如2004年，她获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2005年，她更参与澳门立法会议员席位的竞夺，而且一击即中，取得议席，之后连任三届；她还自2005年起获任为香港保良局总理（香港保良局为香港著名慈善机构，成立于1878年——编者注），并且大力捐输(《保良局董事》，2009)。

商业方面，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梁安琪就已直接参与生意经营，涉足饮食、娱乐、证券、物业等行业，到了2007年，她更进行了一宗重大投资——斥巨资收购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旗下的“无线收费电视”二成股权，成为主要策略股东，进军传媒业(《信报》，2007年8月31日)。除此之外，梁安琪像不少香港巨富家族的太太们一样，在不同时期斥资购入优质物业，作为长远投资，例如港岛浅水湾道4号大宅、中环娱乐行大厦、铜锣湾兴发街88号物业等等(《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当然，每项投资不一定由她个人全资拥有，但却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她有巨大的资金来源，让她能不断加大资本投入，身家财富持续攀升。

相对于梁安琪，陈婉珍无疑较为低调，后者并未涉足政治，并没有参与公职或立法会选举之类的行为。但陈婉珍也在2005年起出任香港护苗基金大使（香港护苗基金成立于1998年，为香港慈善团体——编注），2006年陈婉珍被选为东华三院总理，同时她还参与香港防癌会的慈善工作，做出很多捐献，每当有她出现的场合，自然也成为镁光灯的焦点。

在生意投资方面，陈婉珍同样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意经营，主要包括餐厅、古董买卖与投资。2004年，陈婉珍成立安威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是集中管理她名下包括商铺、住宅、车位等物业投资，而她手上持有的较知名的物业有石澳安利花园、山顶布力径5G洋房及寿山道东11号单位等(《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尽管有关她的生意投资及慈善公益活动资料不如梁安琪那么多，但相信是她相对而言不愿意公开而已，实际资产应比已披露的多。

由于各房的子女数目——尤其儿子的数量——颇有差异，年龄也相距甚远，所处的人生阶段和需要也各有不同。当2004年黎婉华去世时，蓝琼缨一房既有名份的提升，子女又早已迈出接班脚步，在核心生意上稳居重要地位，自然占了绝对优势，这很自然地令陈婉珍和梁安琪二房觉得不公及不安。但她们的子女毕竟年纪尚小，所以便有了“母为子争”的举动。她们所强调的理由必然是“母弱子幼”的说辞，迫使何鸿燊须要为他们两房着想——尤其梁安琪生的儿子较多，相信这便是自2004年起，陈婉珍与梁安琪动作频频的原因所在。

中风病倒争产风暴山雨欲来

黎婉华去世五年后的2009年7月29日，年过87岁的何鸿燊，突然中风入院，引起关注(《苹果日报》，2009年8月13日；《东周刊》，2009年8月22日)。一开始，各方关注的是何鸿燊的病情，甚至出现各种已去世的传闻，但随着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家族出现了种种争夺家产及企业控股权的举动，这个显赫家族的一举一动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医生为何鸿燊进行了多次手术，消除脑中瘀血，但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则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物理治疗。为了让何鸿燊能更好地康复，在医生建议下，何鸿燊在院留医长达7个月，2010年3月初宣告出院回家，在浅水湾1号大宅中休养调理(《苹果日报》，2010年3月4日)。
由于何鸿燊已不可能如昔日般自由驰骋于港澳政商之间，家族内部关系发生进一步变化实在无法避免。2011年1月24日，港澳大小报章突然争相报道一个重大消息，称何鸿燊不再是“澳博”大股东，只是象征性地持有100股而已，蓝琼缨及其子女、陈婉珍及其子女成为何鸿燊本来持有的32%控股权的主要受益人。对此，何鸿燊随即透过律师澄清，指他本人对相关安排“并不知情”，认为这是“抢劫”，表示会对相关人等采取法律行动，并于1月27日向香港法院提起上诉(《南华早报》,2011年1月25~28日)；《苹果日报》，2011年1月28日)。

2011年3月10日，何鸿燊签署并公开一份与家人的“联合声明”，表示过去两个月被广泛报道的“何家事件”，最终获得“圆满解决”，之前的上诉会取消，“家族各成员经过各方友好的协调和坦率的对话后，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达成共识”，并已签订了“和解协议”，大家同意齐心协力发展何鸿燊打拼下来的澳门博彩业生意，“并将之发扬光大”(《明报》，2011年3月11日；《南华早报》2011年3月11日)。至此，一场原本令人觉得山雨欲来的争产风暴，在何鸿燊仍然可以主持大局的情况下，似乎得以和解收场。

在这场争产风波中，元配黎婉华一房本来应获得更多财产与股权，但事实上却分得最少，绝大部份财产与生意，落入了三名妾室及其子女手中(《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可以这样说，黎婉华的子女们(俗称长房)既没分得家族企业的控股权，其他种类的资产也很少。按照黎婉华长女何超英女儿萧玟铮所说，长房只分得当时市值16亿元的浅水湾1号大宅(《壹周刊》，2015年2月12日)。究其原因，应与长房没有男性子孙有关：何猷光去世后留下两个女儿，何超英及何超贤则各有一女，何超雄没有结婚，所以何鸿燊只以嫁妆形式给她们分配了一些财产。

在黎婉华晚年健康恶化后回到香港的长女何超英，自母亲去世后身体也越来越差。由于没有缺乏全面照顾，2014年12月4日何超英在养和医院去世，享年68岁(《每日头条》，2014年12月9日)。对此，何鸿燊应该也甚为伤感，因为这是他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不解的是，何超英去世三年后，她位于昭远坟场的墓地竟仍只以帆布覆盖，连墓碑也没有，与其他墓穴或家族成员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对于拥有过百亿元身家的巨富家族长房的长女而言，无疑又是分家后长房得不到“公平”对待的注脚，甚至有一种令人心寒的感受(《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

分家析产，各房各展其长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家族何尝不是。2011年的争产风波解决后，长房因为没有血脉子嗣反遭排挤，二、三、四房的姨太与其所生的子女们成为赢家，在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利益，并釐清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后，便各自上路，全心全力投入他们自己的生意之中，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才干。

先说蓝琼缨一房。作为二房长女的何超琼自20世纪八十年代已参与信德企业的管理，在父亲年纪更大以后她被交托了更大管理权，在澳门博彩业开放后增设的副牌她也参与其中，并成为美高梅金殿的主要股东，主导业务发展。父亲中风后，她自然承担起更多领导实务，也因此让她能在2011年那场家族风暴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她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确定，虽然业绩表现有波动，但公司资产净值仍稳步上扬。2017年，何鸿燊宣布卸任信德集团的主席职位，由何超琼接任，至此也真正地完成了接班。

何鸿燊不只在2017年卸任信德集团主席，他还把“澳博”主席一职同时卸下，交由何超凤担任。尽管何超凤的知名度一直没有何超琼高，但事实上姐妹二人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何超凤在香港成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后来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20世纪八十年代返港后曾参与家族不同生意管，并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信德企业，之后参与了船务、旅游、娱乐及物业投资等。同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何超凤嫁给香港大马主何寿南之子何志坚，同样是“强强结合”的婚姻，婚后两人育有两女何锶珩和何倩珩。遗憾的是2016年两人的婚姻触礁，以离异收场，而何超凤也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全心全力投入事业之中。何鸿燊中风后，她与何超琼分工更明确，她集中精力主持“澳博”，何超琼则专心打理信德集团。

对于儿子中最年长的何猷龙，何鸿燊明显更加关注。何猷龙于2001年加入新濠国际发展之后，便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一手统领实务。2002年，新濠国际发展的子公司澳门新濠博彩取得赌博专营权副牌，有人称何猷龙为“小赌王”。到了2006年，由于觉得何猷龙能够独当一面，何鸿燊更是辞去主席一职，由何猷龙接替，此举进一步说明何鸿燊想让儿子有更大的话语权。在经营新濠颇为多元的生意上，何猷龙明显表现出了勇于创新、不拘一格的作风，至于他的踏实、事事亲力亲为，让企业获得了不错发展。

可以这样说，自2017年何鸿燊宣布退休，标志着全面交出管理大权，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基本上已接掌父亲旗舰企业的主导权，成为家族新一代的接班人，这与他们年龄较长，较早进入企业有关。回过头看，何鸿燊曾在受访时表示想在55岁时退休，当时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嫡长子何猷光。但长子意外去世，促使他无奈变阵，自己继续领导企业，同时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间辗转花了大约40年时间，才真正完成整个传承接班过程，时间之漫长可见一斑。也幸好是他长寿，才能化解这个结构及关系极为复杂家族的恶性纷争。

相对于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另外两房陈婉珍及梁安琪的子女较为年幼，由于年龄差距大，他们基本上无法与何鸿燊交接，只能由各自母亲持有股份或资产，推动他们自行创业或开辟其他事业道路——若加入信德、“澳博”或新濠等，也很难争得过早已坐拥大权的兄姐，还会滋生矛盾冲突。从资料上看，陈婉珍和梁安琪以子女“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了巨额家产(《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将来可作为启动资本，支持他们寻梦开拓，其中尤以何猷君的例子最为突出。

梁安琪的儿子何猷君生于1995年1月，从小表现出过人资质，在数学方面尤其有天份。他18岁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获金融硕士学位，然后返港。在母亲投资8000万元的支持下，何猷君加盟手游公司“创梦天地”。2018年12月6日，公司成功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在何鸿燊97岁大寿那天，何猷君特别以公司招股书为礼物，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本事(《大风号》，2018年12月6日)。

陈婉珍及梁安琪所生的其他子女由于年纪尚轻，真正的表现和能力自然有待日后证明。可以肯定的是，自初步分家后，由于厘清了资产分配，大家的权责变得清晰，各展所长、证明各自本事的动力显然增强了。各房子女各有生意，又大大减少了彼此间的矛盾。可以预期，何氏家族的生意，必然会进一步走向多元化，而陈婉珍及梁安琪的生意与资产，日后也会逐步向子女转移，完成“代理人”的角色。
分家析产后，何超琼、何超凤和何猷龙各自打理一家企业的情况，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何超琼、何超凤日后的财产传承问题。由于何超琼和何超凤均离异，何超琼更是没有子女，两人的财产日后如何传承？事实上，何鸿燊的女儿中，多人还未结婚，如何何超雄、何超蕸，她们的财产日后又会如何安排？是否会传给何家男性子孙？目前何鸿燊还没有孙子，何猷光有两女，何猷龙有一女，家族是否会采取男女一视同仁的传承？还是会将财产捐作慈善呢？这都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日后再作深入探讨。

2019年2月7日，何鸿燊又因健康问题入院，报章大肆报导(《星岛日报》，2019年2月8日)，称他入住ICU，引来社会关注。从这一点看来，无论市场或社会毕竟仍有疑虑，当何鸿燊有朝一日百年归老，失去了那股稳定力量后，家族内部是否会再次出现争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的局面不只关系到何鸿燊一脉，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股权财务纷争，事实上也并未随着何婉琪去世而划上句号。这说明在巨大利益面前，家族和谐与同心同德仍然让人觉得只是镜花水月，变数与风险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与发展，只留待时间给出答案了。


 
百岁人生的经验总结和思考

毫无疑问，富而高寿，妻妾子女成群，似乎是无数男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仔细品味何鸿燊的百岁人生，让人看到他在家道中落时化逆境为斗志，发奋图强，力挽狂澜，最后凭一己之力中兴家族，书写个人传奇，为家族在港澳社会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一笔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何鸿燊的致富过程其实风险极大，甚至曾与死神擦身而过，染指澳门博彩业更是让他一生是非不断，甚至导致朋友亲人反目。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形同陌路，对簿公堂，甚至被影射为“魔鬼”，就是最主要也最受关注的例子(《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细看何鸿燊的人生经历与家族企业发展，不难发现如下十方面的经验教训与特点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逆境激发斗志，书写个人传奇。生于大富家族的何鸿燊，自出生到父亲“跑路”的十多年间，一直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所以令他只顾玩耍，无心向学，在校成绩只处于下游。如果不是因为家族出现巨大危机，父亲一脉由高位下滑，使其生活条件和水平骤降，甚至在社会上遭人白眼，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花花公子，在纸醉金迷中过日子。如果是这样，他必然不会有勇气或斗志冒险，更遑论打下铁桶江山，坐上“赌王”宝座，成为名扬港澳的巨富。由此再次说明了一个千古不易道理，困苦的境遇是磨练意志、创造辉煌的重要条件。

(二)思想传统中有现代。身为混血儿的他，既有十分传统的一面，也有容易接纳现代事物的一面。所谓传统一面，是他十分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老西”(洋人)，何鸿燊尤其重视家族、血脉、孝顺等价值观念(何文翔，1992：66)。当然，何鸿燊还奉《大清律例》为圭臬，采取纳妾制，所以才有了妻妾子女成群的结果——即使其元配信奉天主教，反对一夫多妻。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特点，事实上在香港，欧亚混血群体比纯粹的华人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民间习俗十分执著。所谓现代，是指他对现代事物并不抗拒，乐意拿来应用，并会率先引入博彩的方法与机械设备、航运的新款轮船等，他都乐于采用，提升公司效率，创造盈利。

(三)不执着于信仰，只重视实效。何鸿燊虽对中国传统执着，但对宗教信仰则并不坚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对记者表示，在宗教方面，他信仰佛教，他曾这样说：

我信佛教，对因果尤其深信不疑，可能是由于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母亲拜神虔诚得很，文武庙、天后庙的庙祝我年幼时就已稔熟，观音诞二月十九日我都去吃斋。(何文翔，1992)

但到了2004年，在元配黎婉华的丧礼上，何鸿燊接受记者访问时，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向记者这样讲述：
我本人是无神论者，既非天主教徒，也非佛教徒，但由于当年读大学时在天主教寄宿学校，母亲又是佛教徒，故此“两样都识的”。(《澳门日报》，2004年2月26日)

这种宗教观其实与很多香港华人别无二致，即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最重要的是可以光宗耀祖，照顾好家人，延续血脉。
(四)重视家族人力资源的质与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道中落后，他因为遭人白眼，所有产生一股“唔衰得”(不能衰)的斗志，呼唤自己要出人头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正因为激发出了斗志，他的学习成绩大跃进，步入社会以后也更加拼搏，才能在日后打下铁桶江山。因为个人的经历，他对人力资源显然十分重视——不止是量，也重视质——虽妻妾子女成群，但注重他们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各房子女众多，因而产生内部竞争，这种竞争虽会带来矛盾，但也可以激发各妻妾和子女们必须各有实力。正是在这种各房互相比较和竞争下，人力资源的量和质得到提升，不仅强化了家族发展动力，还有助于投资与业务多元化、分散风险，有助于家族的长远发展。

(五)重视人脉关系与社会网络。何鸿燊之所以能够带领自己父亲一脉中兴，祖伯父何东及家族的助力实在不容低估。因为有了家族名声与网络，当时还是黄毛小子的何鸿燊，才能与那时澳门的显赫人物如罗保、梁基浩及何善衡合作，日后争夺赌牌时又能与叶汉、叶得利和霍英东等合作，这些创业与壮大时期的助力，对于走向成功尤其重要。到何鸿燊的子女们出来创业或接手家族企业时，何鸿燊自然也用其人脉关系及社会网络支持他们的开拓。

(六)传承接班过程历时久远，充满变数。何鸿燊上世纪七十年代按排儿子何猷光接班，规划自己55岁左右退休。结果，儿子33岁时意外去世，接班计划生变，他更要等到97岁时才完全退休，当中的传承思考，相信十分深刻。他曾说过传承上不一定是父传子，结果还是只在自己血脉子女中传递，跳不出“血脉至上”的巢臼。虽然这样，他却最终突破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而且是由两女(何超琼和何超凤)担任家族旗舰生意的领导，儿子何猷龙则统领资产及业务较小的企业。另一方面，他因为自己年纪太大，三姨太、四姨太所生子女们年纪还小的原因，采取了财产分配“托管”的模式，由姨太们作“代理人”，待子女们长大后，甚至要发展事业时，才以不同方式转移给子女们。这种十分特殊的传承接班方式，实在很值得日后再作深入研究。

(七)父系传承与母系传承的不同模式。在家族传承上，家族财产主要是父系传承，即父传子，极少传女，附非没有子嗣，才传女儿。其次，必然是元配一房占大份，妾侍则小份。但在何家的传承中，何鸿燊不但没给元配一房多分，反而更少；同时他更倚重女儿，而且在女儿与儿子之间作相对平等的分配。两种安排都具有颠覆性，值得思考。元配一房分得比妾侍们少，自然与何猷光夫妇及黎婉华在分家时已经离世有关，加上何猷光的遗孤又是女儿，没有母亲或祖母代为出头，所以事实上处于多重弱势之中，因此出现了长房被冷待的情况。这一点或许会成为日后争家产的症结所在。女儿获得重用和平等分配则引出另一个问题：她们日后的财产又如何作出传承安排？尤其是何超琼、何超雄及何超蕸等并无血脉，她们日后如何传承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值得深入研究。

(八)家族人丁急速萎缩。无论是何鸿燊一代，或是他的父辈及祖辈，均是人丁兴旺(图1)。祖伯父何东的母亲、祖母等，所生的子女都十分多，何东的妻妾其实也都生有三名子女以上。但是到了何东的子女一代，他们所生的子女数目就大幅减少，往往只是一名起、两名止，更有子女是没有结婚，选择单身的。这样的发展状况，必然会大大削弱家族的人力资源，影响家族企业在下一代的发展。

(九)“强强结合”的联姻关系在子女一代备受考验。何鸿燊自己与元配的结合就是“强强结合”的例子，他的父母叔嫂，乃至于他的祖辈，均有不少这样的婚姻联盟(Hall,1992;郑宏泰、黄绍伦，2004)，这也为何鸿燊及其家族带来了极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何鸿燊明显看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安排女儿们嫁到不同大家族，例如何超英与萧百成结合、何超琼与许晋亨结合、何超凤与何志坚结合，但三段“强强结合”的联姻均离婚收场，令人叹息。当然，儿子何猷龙与罗秀茵的“强强结合”甚为恩爱，算是扭转局面。至于何鸿燊子女们婚姻路上未能如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日后再作探讨。

(十)健康长寿的发展力量与稳定作用。何鸿燊不但出道得早，也发迹得早，打拼事业的道路上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都能化险为夷，长命百岁。由于他的长寿，在他带领下的企业能够得到平稳高效的发展，与他一同合伙的股东，大都因为寿命不如他长而让出了掌控大权。叶汉让位“澳娱”，霍英东让位信德企业，便是最好说明。另一方面，因为长寿，家族内部的传承危机、争产危机等，都因为他仍健在而得以顺利解决。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因为长寿，而是像很多去世得早的大家长一样，家族内斗必然被激化，最后必然导致对簿公堂，家业四分五裂。虽然，到他去世时，家族同样会分裂，但因为已作出较好的安排，相信冲击会大大降低。

何鸿燊是一位充满传奇的独特人物，他的经历、际遇、应对和成就，既折射了时代前进的轨迹，也反映了港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与家族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调适与演变。诚然，家大业大必然能积累不少有利条件，庞大资产、人脉关系、姻亲网络等等，但若没有成就事业的斗志与承担家族福祸的责任，未必可以把那些优势用到创造辉煌的层面上，何鸿燊的故事显然能够说明这一点，他的下一代能否更上层楼，或是力守基业，也应以此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