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程汉简中的医方探究

      在广袤的华夏大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如繁星般点缀着历史的天空，乌程汉简便是其中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存在。

乌程汉简中的医药简

乌程汉简，是2009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出土的一批汉代简牍，这是浙江地区首次发现汉代墨迹。这些简牍的内容包括公文、信牍、律令等多种类型，为人们了解汉代乌程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乌程汉简中有3枚与医药相关的简牍，分别是简177、简269和简270。其内容不仅反映了汉代乌程地区的疾病流行情况，还展示了当时的治疗手段和药方配伍。

简177记录了一封吕广寄给家人的书信，描述了他被派往扬州参与控制疫情的情况，其中说：“（吕）广扬略止㡀（弊）昷（瘟）。”他返程到达乌程时，写下此书信简给家里报平安。

简270记载了公乘兄弟感染瘟疾之后的诊疗情况：“高平里公乘庄诵，年十五，廼（乃）五月戊申疾温（瘟），饮药，积八日厕。弟公士谭，年九，廼五月己酉疾温（瘟）。”

这两个感染瘟疫的患者都是青少年。

简269是一枚写满整整两面的木牍，记载了一首以攻下热结为主的药方。

这些简牍充分反映了汉代乌程疫病的流行，以及当时医者的救治活动，为研究古代中医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简269医方与后世医方的比较

简269药方的具体药物包括大黄、甘遂、芫花、葶苈子、苦参、玄参等。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内容难以完全理解，但通过对比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药方，可以初步推测该方的用途和功效。这些药方展示了汉代医生如何运用复杂的药物组合来治疗各种疾病，反映了当时的医疗水平和知识体系。

初步考察发现，简269所载药方与东晋范汪的大甘遂丸及唐代孙思邈的调中五参丸存在一定联系。该方用于治疗水肿、痰饮、症瘕积聚等疾病。

《外台秘要》中载有范汪大甘遂丸：“疗久澼留水澼饮方。芫花（熬）、甘遂、葶苈子（熬）、大黄、苦参、大戟、芒硝、贝母、桂心（各一两）、杏仁（三十枚，熬）、巴豆（三十枚，去心皮，熬）、乌喙（三分，炮令拆）、上十二味，捣筛，其巴豆、杏仁捣如膏，合以蜜和丸，如大豆许，服二丸，日三服，不知稍加，以意将息之，大佳。疗大水饮病。”

对比简269，可以发现其中相同的药物有芫花、甘遂、葶苈子、大黄、苦参、大戟、桂、杏仁、巴豆、乌喙10味药。大甘遂丸是用于治疗“久澼留水澼饮”等痰饮水肿病的药方，具有峻下逐水的功效。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收载调中五参丸：“主十年呕，手足烦，羸瘦面黄，食不生肌肤，伤饱，食不消化方。人参、丹参、沙参、苦参、玄参、防风、蜀椒（去目闭口者，汗）各一两，附子（炮，去皮）、干姜各半两，葶苈一合（熬），大黄四两，巴豆（去心皮，熬），䗪虫（熬）各五十枚，右一十三味捣筛为末，炼蜜和，丸如小豆大，空腹饮服二丸，日三服。”

对比简269医方，相同的药物有人参、沙参、苦参、玄参、防风、附子、干姜、葶苈、大黄、巴豆、蜀椒11味药。调中五参丸是用于治疗“宿癖”药方，具有攻下内结的作用。

从以上3方来看，由于其相似度很高，可以认为这3方之间存在源流关系。3方均有的药物为大黄、葶苈、苦参、巴豆，简269有而另外2方没有的药物为：防己、桔梗、白沙参、王孙、芦茹、前胡、细辛、芍药、代赭。

简269医方的特点

简269医方中有一些“毒性中药”，如巴豆、附子、乌喙等，并且用量大，超过整体药量的1/3。

秦汉时期的“毒性中药”就是指一般的“药”或气性酷烈的“药”。《周礼·天官冢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黄帝针灸甲乙经》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根据这些“毒性中药”的应用，可以推测简269医方并不是用于传染病流行时驱除瘟疫邪毒的外感方，而是用于治疗较为严重复杂的内伤疾病的医方。初步判断简269医方应当用于治疗复杂的“里证”，乃针对当时乌程地区瘟疫流行后，虚劳状态下患者罹患痰饮积聚内结时所用。结合后世2首相似方来分析，大甘遂丸主治“久澼留水澼饮”，调中五参丸主治“疗宿癖，时腹微满，不能食”，大体可以认为简269医方同样可用于治疗水饮、饮食、瘀血积聚不通的疾病，适用于患病时间长、病情较严重、虚实夹杂的情况，这又与上文提到的秦汉时期使用“毒性中药”的适应证不谋而合。

乌程汉简中的医药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它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汉代乌程地区的医疗实践和医药知识。通过对这些简牍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乌程地区的疾病流行情况和当时的治疗手段，还可以发现古代医药方剂的发展和传承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何舒仪  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