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女画色彩的绚丽厚重,得益于石色和水色的结合运用,水色的效果体现了色彩的透明,在水色上面赋以朱砂、石绿、石青等石色,表现为色重。“想达到色薄而厚的效果,在赋色方面就得圆厚有力,每一块颜色的边缘,都得用点的力量加以扩大。”张萱、周防的绮罗人物画不仅色泽丰满浓艳,雍容华贵,且充满了安逸闲适质感,鲜而不俗,在运用工笔重彩表现轻纱飘逸、透明的质感方面,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虢国夫人游春图》:最早的裸妆倡导者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人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张祜的这首《集灵台》描绘了唐玄宗时,虢国夫人入宫面圣时的情景。玄宗晚年专宠杨玉环,封为贵妃,连同杨玉环的三位姐姐一起迎入长安。其三姐被封虢国夫人、大姐获封韩国夫人、八姐获封秦国夫人。
在张祜诗中,虢国夫人自信美艳,嫌弃浓重的脂粉掩盖了自己的容貌,干脆“淡扫娥眉”,这在当时算标新立异,极为轻佻的举动。唐代女性妆容繁复,光眉型就多达十种,画眉之后贴花钿(即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作为装饰),在双颊酒窝处用朱红色点缀,再在太阳穴部位描斜红,有时会用胭脂晕染如血迹一般,为的是造成残破之美。唐妆最后步骤是点唇,唇膏颜色一度流行为黑色,白居易在《时世妆》中说:“乌膏注唇盾似泥。”整个妆容浓墨重彩,奢靡华丽,独具时代特征。虢国夫人的裸妆别具一格,加之天生丽质,难怪会得到皇帝瞩目,她也成了古代女性裸妆的倡导者。
三月游春是唐代社会民风开放一大标志性习俗,女性可以自由外出游玩,以每年的三月三日为盛。史载清明前后“长安士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藉革,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贵族妇女出行游赏更是络绎不绝。喜欢热闹的虢国夫人不会错失这一机会,与其姐妹结伴而出,这正是张萱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描绘的场景。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鼠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这首《丽人行》是唐代诗人杜甫对玄宗时杨家姐妹鼎盛权势的嘲讽之作。有学者认为张萱正是由这首诗产生灵感,才创作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然而仔细揣摩画意可以看出,与《丽人行》相比,《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画不在讽谏,而在描摹现实风俗。
史载虢国夫人生活极为豪奢排场,出门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画卷中描绘虢国夫人率众侍从及孩子骑马出行之事,虽不及史料中的气象及排场,但也姿态翩翩。虢国夫人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潜逃至陈仓,在竹林内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后自刎未死,公元756年死于狱中。
因为作者并未在画中指出究竟谁是虢国夫人,故研究者历来说法不一。据《石渠宝笈续篇》中“画虢国夫人春游,前后护卫者七人”的记载来看,虢国夫人可能是第四骑或第五骑。第五骑女子体态自若,丰姿绰约,胭脂裙上有描金的团花,装束显得格外华丽,此骑又被安排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护骑的目光环视着她,因而最有可能。
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则认为,中间并行的丽位贵妇中,前者(第四骑)为虢国夫人,后者(第五骑)为秦国夫人。
研究者吴同认为第一骑更有可能,虢国夫人是女扮男装。他还指出酋骑所乘骏马为唐人所谓“沛艾大马”。唐朝马价昂贵,饲养耗费人工,因此王公百官、权贵富豪子弟才有资格骑马,而下等官吏及贫士只能乘劣马或以驴、牛代步。盛唐时,“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遂有沛艾大马”。
此外酋骑系红缨,马鬃修剪为“三花马”的形式,三花马是将马的颈部鬃毛修剪成三瓣花瓣式样,在等级森严的唐朝社会,只有皇家的马饰做三花,如昭陵六骏的马匹均为“三花马”。据此认为,该人物便是女扮男装的虢国夫人(唐代有女着男装之风尚)。
《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为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8厘米。卷前细花黄绫隔水有金章宗完颜璟用瘦金体书“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指该画为宋徽宗赵佶所摹。不过经学者考鉴,应是北宋图画院的高手代笔。明末书画鉴藏家王鹏冲、清初藏书家粱清标曾鉴藏过此画,拖尾处还有明末清初王铎题跋。
从画面的鉴藏印记来看,此卷流传有序,曾被崇尚汉文化的金章宗完颜璟得到,因政治内乱,此画随大批宫廷收藏一起流落民间,被南宋权臣贾似道纳入囊中。大约是清乾隆年间,《虢国夫人游春图》进入内府,久居深宫,清代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不离宫。为了转移宫中文物藏品以供日后出宫开销,溥仪多次以赏赐的形式把宫中一大批字画文物转移至弟弟溥杰处,这批书画后来跟随溥仪辗转天津和沈阳。伪满洲国倒台后,溥仪随身携带少量字画打算从沈阳出发逃亡日本,被扣押后,很多字画被没收存人银行。《虢国夫人游春图》在此流人民间,被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发现,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捣练图》:记录最早的制衣流程
张萱的另一幅作品《捣练图》,也被称为是唐宫仕女画的代表。“捣练”是古代女性最常见的劳作之一,捣衣缝制多在秋季,无形中增添了几分萧索落寞之感。表现“捣衣”最著名的画作,要数这幅《捣练图》。
《捣练图》是一幅工笔人物重彩长卷,纵37厘米,横147厘米,描绘了宫中女性加工白练的场景,“练”是一种生丝制成的丝帛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且发黄,必须经过沸水煮泡和漂白,再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溶解帛上的丝胶,使之洁白柔软。捣好的素练熨烫平整,最后被裁剪、缝制成衣裳。这幅画作右边起首是捣丝,末段是把绢拉直、熨平,最后的工序理丝、缝合则放在中间。图中所表现的贵族女性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服装工艺流程记载。
《簪花仕女图》:繁华背后空寂寞
《篱花仕女图》为绢本设色,纵46厘米,横180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传为唐代画家周昉代表作。《宋中兴阁储藏》《阅卉画》《大观录卷》十一、《石渠随笔》卷一等文献著录。这幅工笔重彩画,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画面描绘了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原画为画幅独立屏风画,后改裱为长卷,画中有盛装女性6人,宽袖长裙,头簪鲜花,在庭中百无聊赖,尽显慵懒。整幅画作可分为采花、赏花、漫步、戏犬4段情节。
画幅中运用了独到的造境之法:湖石、辛夷、蝴蝶、猾子、鹤,经过精心安排选择,穿插在画中成为仕女的点缀,虽然背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分明能从妇女手中停歇的蝴蝶、小花和蹦跃的小狗身上得到游园的信息,能使人联想到风和日丽的深富庭院中,丽人百无聊赖,身在园林却无心看风景的空虚。
在唐代绘画中,尤其是工笔仕女画中,女子已不时流落出自尊自怜自爱的心理。周防“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既能画人相貌,又能画出精神姿致”。这种写貌写心的本领,是对顾恺之“以形写神”观的继承和发扬。例如《簪花仕女图》中左侧的第一位贵妇站在湖石旁,手中捉到的蝴蝶,也引不起她的兴趣,百无聊赖,又扭头茫然同酋,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幽怨。
唐朝,帝王之家的贵妇往往钗簪珠钿累累。李白诗中言“山花插宝髻”是指的以真花作为头饰饰品,唐朝中叶以后,百花之魁牡丹名声大作,妇女又以簪花为时尚,欣赏其富贵之态,此外还有芍药也是常戴之花。《簪花仕女图》中贵妇除了用金步摇、玉步摇等金玉饰品妆饰自己之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硕大真花饰品。唐画中少有将女子花冠如此细致描绘的例子。
唐代关于发型、面色、唇色、眉形等已然有了成套搭配之势。以眉毛最具特点,“明皇幸蜀,令画工作十眉图,横云、斜月皆其目”。大致可以分为宽和细的两种。一种如同飞蛾触角一样,“青黛点眉眉细长”的细长而弯的蛾眉;一种是形状短圆的蛾翅眉。《簪花仕女图》中出现的蛾翅眉与画中女子细长的双目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挥扇仕女图》:宫廷群像的细致
表达《挥扇仕女图》为横卷,绢本设色,横204.8厘米,纵33.7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描绘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佳作。全卷所画共有13个不同情态的人物,画面没有绘制背景,重在表现13位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理妆、对话、挥扇、刺绣、行坐等不同的情形。多方面刻画了她们不同身份下的真实生活状态。宫妃们衣着以朱紫为主,体态丰满,那些舒缓优雅的动作和神态,不自禁中透出深藏着的忧郁,反映了盛唐末期宫廷贵族奢侈倦怠和平静的抑郁。
画面中女子面部没有做更多的晕染,略显素雅之感,与《簪花仕女图》比较,线条上棱角分明,有些生硬杲板,略缺“圆熟”之感,有些粗糙,从这种生硬的造型和粗糙的运笔来看,这应该是周防的早期作品,略显不足。赋色柔丽多姿,暖色为主,艳而不俗,使整个作品的色彩传递了一种盛世中隐含的颓废之感。作者通过对嫔妃的生活的描绘,表达出她们寂寞空虚、百般无聊、别有忧愁暗恨生的心情。
《宫乐图》:晚唐宫廷的一场音乐茶会
如果说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描绘了唐代贵族女性的平素日常,《宫乐图》中的茶宴场景,可理解为后宫嫔妃间的娱乐社交。《宫乐图》为绢本,横69.5厘米,纵48.7厘米,长宽近乎正方形,有人推测此画原本为一面屏风,后被改为挂轴。这幅画中共出现了女眷12人,除两侍女站立外,嫔妃环方形桌而坐,她们分别饮茶、舀茶、取茶点、摇扇、弄笙、调琴、弹琵琶、端茶碗。两侍女一个伺立于案边,另一正吹排笙。桌中间放一大盆,带提耳,高圈足置长柄勺,盆两边为六曲葵口带中架器皿,有五个海棠形漆盒分散于桌面。桌下一小狗安详地卧着,睁眼前视。嫔妃手中的碗径较大、无菜肴,可以断定正在饮茶,既不是酒,也不是汤。这是一场宫廷中的小型宴乐集会。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考证这幅画的早期流传过程。最早的历史印记来自元代画家赵孟頫在图中钦有“赵氏子昂”一印,清代此图流入清宫内府,编入《石渠宝笈续编》,又钦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石渠宝笈重编”“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介”“无逸斋精鉴玺”诸印。清宫珍藏脉络清晰,国民党迁台时,这幅画与其他故宫珍宝一同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宫乐图》画中并无作者名款,《石渠宝笈续编》及初版的《(台北)故宫书画录》书画录》中,按照画中有元人印章的原则,定其为元人画。《(台北)故宫书画录》再版时,参考部分学者的意见,改为五代人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依据画中人物的脸型,身形、化妆、服饰,以及使用乐器和茶具等元素,断代更倾向于晚唐时期。故新版《故宫书画图录》中,将其定义为晚唐画作。
画中人物的发式多样,有的将发髯梳向一侧,是为“坠马髻”,有的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朵旁束成球形的“垂髻”,有的则头戴“花冠”,凡此,都符合唐代女性的装束。坠马髻是将头发拢结在头顶或头侧或前额与脑后,扎束后挽结成椎,用簪或者钗贯住,可盘卷成一椎、二椎,至三椎,使之耸竖于头顶或两侧。梁翼之妻孙寿将结椎置于头侧,并使其下坠,称为坠马髻,亦称梁氏新妆,风行一时。
双环垂髻是将发分为两部分,存头的两侧各盘成上卷下垂环。据传这种发式在战国时已有,一般未婚女子或宫女、侍婢、童仆多梳此发髻,唐代还把它视为未婚女子的标志,在盛唐时最为流行。
花冠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唐代花冠如一顶帽子套在头上,直到发际。为了使发髻更加光彩夺目,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多种花鸟、簪钗、梳篦插在髻上。有的喜用罗、绢、金、玉、玳瑁制成桃、杏、荷、菊、梅等花卉固定在髻上。有的冠上插花,用漆纱、金、银、玉制成高冠,冠插白角长梳,左右两侧插花,把一年四季名花同时嵌在冠上,称之为“一年景”。
唐玄宗热爱音律,宫中经常大办音乐会,他还自己动手作曲,最著名的是其与杨贵妃合作的《霓裳羽衣曲》。《宫乐图》展现了晚唐时期,宫廷后妃间的一场非正式小型音乐会,图中出现的乐器门存而左分别为筚篥、琶琶、古筝与笙。
隋唐多部乐中,筚篥是运用较为广泛的乐器之一。史载张野狐存梨园子弟中以善吹筚篥“为第一”,他跟从玄宗逃往蜀地时,玄宗在栈道雨中悼念杨贵妃而作《雨霖铃》,即交付张野狐演奏,后来玄宗重游华清宫,命张野狐又奏《雨铃霖》,曲末半,玄宗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人等也为之感动。
汉代以来传人中原的胡乐器琵琶,至隋唐已充分融入内地文化,倍受宫廷民间的广泛欢迎。演奏技艺大有改进,琵琶名家辈出,灿若群星。琵琶在各类乐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乐队表演前常以琵琶开始,以独奏身份出现。唐玄宗经常臼弹琵琶,诸王、郡主、妃之姊妹也都为琵琶弟子,可以想见琵琶合奏盛况,但琵琶独奏形式更为多见。
最早的卉筝只有五弦,约在战国末期发展成十二弦。唐代的筝是十二弦和十三弦并存。十二弦筝主要用于清商乐。而十三弦筝则主要用于燕乐,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唐代的筝十分普及,上至宫楼,下至商船,卉筝声声,处处皆闻,而笙是卉代最重要的和声乐器之一。
唐代的茶叶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人工栽培的茶树遍及大江南北。唐代茶风极盛,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饮荼圈子,粗略可分为“文人、僧侣、宫廷和大众四个荼文化圈。以宫廷茶文化为主体的饮茶圣经《茶经》也形成于这个时期。相较之下,宫廷茶文化最被后世津津乐道,《梅妃传》从文字上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与王侯、后妃斗茶等日常生活,而传世的晚唐绘画《宫乐图》更直观再现了后宫嫔妃间斗茶饮茶,举办茶宴的场景。画幅右侧中间一名女子手执长柄茶杓,正在将茶汤分入茶盏里,身旁的那名宫女手持茶盏,正在将茶碗送入口中。对面的一名宫女则正在细啜茶汤,侍女在她身后轻轻扶背。
《宫乐图》中饮茶的茶碗,口大而平,更像是吃饭的碗,也称茶瓯。在唐代茶具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人非常讲究茶瓯的制作,已经开始欣赏茶汤的色彩之美。茶碗以南方越窑的青瓷和北方邢窑的白瓷最为有名。陆羽非常推崇越窑青瓷。他在《茶经·四之器》中写道:“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陆羽煎茶法是唐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饮茶方法,包括煎水、碾茶、投茶和品茶四道主要工序。唐人煮荼时会加入各种佐料,与茶共煮。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饮茶方法,即:“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他还主张煮茶时加以少量的盐以提味。唐德宗饮茶就喜欢在煎茶时加入酥和椒,这种饮法大概就是后代奶茶或酥油茶的起源。除加入佐料外,饮茶都伴有茶点,这在《宫乐图》中也有体现。
捣练图局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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