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联袂,寄意遣怀,杯中之酒,能激起心灵的底蕴,壶中幽静,亦能让人心意悠然。在诗人的眼中,酒可以雄伟豪放,可以清闲淡雅,可以浅斟低唱,也可以放逸潇洒,更可以忘忧消愁,远害避祸。墨客骚人,临风把酒,神驰八极,思接千载。诗与酒一旦结缘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对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有以极大的心灵触动,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这个结缘,正是从陶渊明“借酒为迹”开始的。
陶渊明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与酒攀为亲缘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叙道: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活脱脱地刻画出了陶渊明自己悠情放纵的情貌。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居士诛》中也言道: “心好异书,性乐酒德。”
在陶渊明的诗中,酒有着独特的内涵,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言道: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他在《饮酒二十首·并序》中自叙道: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诊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 长夜难尽,无夕不饮,此中意深矣。在他的饮酒诗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对生命的忧患意识。他在《饮酒·其一》中叹道: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生命是短暂的,“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而世间的兴衰荣辱却是如影,如梦,如幻的存在。如今在长安城东种瓜的布衣邵生,谁又能想到他是前朝显赫的东陵候?白云苍狗,世事悠悠,陶渊明最先感到的是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生的艰辛。这种对生命短暂而又无常的忧患意识是贯穿魏晋始终的,不单为陶渊明所独有。但是从中体验到人生的悲剧性,并从中觉醒,在魏晋时期,唯陶渊明一人而已。
他放弃了对富贵名利的追求和对政治的关怀。他在官场打了一个转之后终于回到了他久别的田园,当他在田园的宁静中以酒后的醉态去拥抱人生的有限性时,他最终拥抱着自己的诗,在诗中使有限的生命化为了永恒。
陶之酒,很少有李白酒的那种热烈飞动、激荡难宁,陶渊明只是安然自如、悠然自得地斟饮、品赏。陶之酒与陶之诗一样,恬淡静穆、自然真朴而又韵味淳厚。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这种情感是绝境重生后的喜悦,从久居樊笼返回到性本自然,这种解放使他获得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从而成为后世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的精神堡垒,保护着他们出路选择的自由。而对他个人来说,这种灵魂上的彻底解放则意味着彰显生命本然状态的真。
彰显生命本然状态的真,这是陶渊明咏酒诗的内核,是诗歌真生命、真性情之所在,同时这也是陶诗中的精华所在。酒的移情使诗人的主观心灵和客观现实相互融通,抛却世俗的烦忧,功利的纷扰,在心灵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超越中进入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陶诗的美则在于体现了生命本然状态中的真。酒在诗之中,而诗却在酒之外,从而使诗韵得以升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境与意会,兴致悠然,这种超尘脱俗,化为自然的境界是后世诗人所不能达到的。“真”是诗歌的生命和性情所在,是诗与酒相交融而产生的一种美学享受。陶渊明的诗任清风明月展读、流水鸣禽传递。他的诗中没有道德的言说,也没有经国之大业,如水流于石间,风行于水上,任真而自然,可以说他是古往今来最接近真意的诗人。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这种真是与当世的伪善相对应的。在那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的时代,他毅然独立于社会之外,以饮酒赋诗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彻底抗拒。《庄子·渔父》篇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其真也。” 这种由醉态所引发的真不知引发了千古以来多少诗人的感叹与遐想。苏轼晚年十分推崇陶渊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陶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感叹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 这种在酒中所孕育的生命体验是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归隐于田园,东篱采菊,悠悠而见南山,这样的饮酒是自然而惬意的,更是人性的本真,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享受。它是陶渊明的生命所在,更是他的一种生命形态,一种诗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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