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建立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滨海区(北起胶济铁路、南抵陇海铁路、东临黄海、西靠沂河)地处沂蒙山核心地带,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接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战后期,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总部、北海银行总部等均搬迁至此,故而滨海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滨海根据地面临医疗资源分散稀缺、疫病防治任务艰巨的双重挑战。为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和医疗困难,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证军民用药供给,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有效防治传染病,滨海专署于1944年1月在山东莒南县成立了滨海医药合作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创举,有效动员和集中了社会医疗资源,一定程度缓解了根据地缺医少药的局面。
众志成城:合作社的积极筹建
滨海医药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调剂供应全县医疗所需的药材,医疗群众的疾病,并成为地方医生业务学习与社会卫生工作推动的核心”。办社宗旨是“经济合作、公私两利、发展医药、促进卫生”。合作社采取政府出资,同时吸取社会资金入股参与的方式,以每100元为1股,由会员们自由入股,公家大量投资,社员买药享9折的优待。
滨海医药合作社的筹备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尤其是开办药房药店的爱国医务工作者的支持。
莒南医救会会长王羲初,以自办济中药房的总资产5900万元北海币和1500块银圆入股。为支持党的医疗事业,王羲初把自己原先开办私人药铺的药品、药械全部捐献给了医药合作社,其中包括不少价格十分昂贵的国外进口药品和器械,如德国拜尔药厂生产的治疗黑热病(利什曼病)的特效药双狮牌新帝司箔霜,当时1支的价钱能买100斤小麦;德国蛇牌听诊器,单个50大洋,在当时可买好几头牛。
合作社的另一位重要贡献者是卢韶武,他在莒南开设同益合药铺,同时经营求济药房,又创办该县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医院,为八路军和贫困群众治病一律免费,他以红十字会医院8000万元北海币入股合作社。
曾任滨海中学卫生队药剂部主任兼教员的庄岩,以父亲创办的道胜医院为依托,以价值6000万元北海币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入股医药合作社。西药商人庄斌甫开设同聚合中药铺,是当地诸多药店的药材供应商,他以中药铺2900万元北海币的资产入股。自办药店的徐复初,得知专署创办医药合作社,毫不犹豫把自己药房价值60万元的药品和多年经营所得20两黄金作为股份加入合作社。程文远与王羲初是好朋友,得知滨海专署筹办医药合作社,他毅然加入并承担起合作社的医药采购工作,出生入死,为根据地医药事业作出了特别贡献。
很多有制药技术的医者也加入进来,如司药杜平斋,本在村里开药铺,能熟练炮制膏丹丸散等中成药;再如辛耀东,在切制中药和炮制膏丹丸散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中药材只需观其色、闻其气、尝其味便可判断其真伪和功效,切制的半夏、槟榔等薄如纸、亮如镜,压板在他手里似弹簧,刀快似闪电。当党和政府筹办医药合作社时,这些经验丰富、颇有名望的医药从业者,舍弃自己丰厚收入和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加入合作社,为解决滨海区军民购药用药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身上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多措并举:合作社的日常运营
滨海医药合作社建立后,迅速投入当地医药卫生事业。
一是外地购买药品。由于日伪军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每次外出购买药品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南下北上,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和特务的破坏,购入部队和群众急需的药品和器械。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下,不可预测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但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展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二是自制药品,其中的救急水颇有特色。救急水又名“十滴水”“腹疼水”,是艰苦战争年代治疗肠胃病的必备药,需求量很大,一支喝下去就能缓解疼痛,因此被称为“救急水”。除救急水外,合作社还自制自由丹、调经丸等药品。这些药不仅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为根据地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三是卫生宣传、送药下乡,针对滨海区地方性传染病如黑热病和季节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等广泛流行,严重威胁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的状况,合作社提出“面向农村、成药下乡”,组织专门人员,深入各县区农村开展宣传教育和送医送药活动,给患者诊断后,向患者说明病是怎样得的,应该如何预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合作社的疾病治疗配合卫生教育和防疫宣传,再加上药价低廉合理,降低了合作社成员的买药费用,同时也打击了不法药商囤积居奇、抬高药价的行为。
众口皆碑:合作社的重要贡献
滨海医药合作社集售药、制药、医疗三位一体,运营相当有成效。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滨海医药合作社承担的业务量大大增加,不仅要供应各野战军医院,滨海一、二、三、四所及滨海、鲁中、鲁南、滨北各大地方医院和部队用药,还有广大地方药店和医院用药,每天来批发药品的人车水马龙,如逢集一般。合作社的成立及其精心经营,不仅有效保障了根据地军队的用药,也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群众看病难、买药贵的现实问题。
一是减轻了百姓经济负担,密切了政府与群众关系。合作社集中了分散匮乏的社会医疗资源,打击了抬高药价的不法奸商,降低了群众看病买药的费用,对抗战家属和困难群众实行免费治疗,这些政策深受好评。合作社一经成立就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欢迎,使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和感情进一步拉近。正如时任山东根据地卫生部长的白备伍所言:“借着医疗这一业务部门来更进一步接近群众。”
二是为山东根据地抗战提供服务保障。合作社不仅担负着莒南地方医疗用药的供给任务,还为整个滨海区内的部队提供药材,比如,曾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以及黎玉、肖华、谢辉等供应必需的药品。
三是促进了医生观念的变化。合作社是为满足群众求医问药需要而成立的,群众需要什么合作社就干什么,久而久之,合作社医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医不叩门”的陈旧观念被抛弃,主动服务群众的意识不断增强,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定程度革新了根据地的社会风气。
四是起到了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仿照滨海医药合作社的做法,1944年4月,临沭县蛟龙区朱樊村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临沭县平民药房。
滨海医药合作社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高度的责任心维持着合作社的正常运营。滨海医药合作社以实际行动为根据地军民筑起健康屏障,在特殊历史时期作出的特殊贡献,早已镌刻在抗战记忆里,值得后人铭记和缅怀。(胡安徽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