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朱熹论中医药

      朱熹像

宋代理学兴起，标志着传统儒家学术的更新发展。理学家如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对思想界影响深远。理学吸收了佛道的一些思想，在哲学理论和思维方面有深入的发展。同时，理学家们也关注生命与医学，对养生思想有一定贡献。著名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即是代表之一。

朱熹医学知识丰富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去世后谥“文”，世称朱文公。他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的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他曾任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曾为宋宁宗讲学。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等，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朱熹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对医学也颇有研究。据记载，他曾研读过《黄帝内经》《难经》《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诸病源候论》等医著，曾经评述说：“《素问》语言深，《灵枢》浅，较易。”对《黄帝内经》两个组成部分的文风作出准确的评述。

朱熹曾与多位医家交往，从往来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医学的认识。他写有《送夏医序》，是为医家夏德所著的《奇疾方》写的序言，其中评价夏德的医学知识“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也”，并批评“不师古而自用”的风气。朱熹并不是守旧泥古，而是强调医家要注重学习，所运用的知识要有根据，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又写有《跋郭长阳医书》一文，为名医郭雍（字长阳）的著作作序，其中也肯定“若一出古经，而无所益损”，但又指出古经难懂，需要有郭雍这样的医家进行整理和解读。他强调要“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为此吩咐门人对郭氏之书加以补正，并在福州刊刻出版。他在序中还比较和讨论了当时医家多种诊脉方式，对如何确定寸关尺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见其医学知识也相当丰富。

朱熹书法，文字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

不幸的是，朱熹晚年患病，没有遇到高明医生。据《冷庐医话》记载，朱熹晚年患脚气病，医士张修之诊察后，认为要用攻下之法“去其壅滞，方得流通”。朱熹服泻下通利之剂后一度“气快足轻”，病情好转，但不久就腑气不通、大便秘结，医生又用“温白丸”继续去积滞。朱熹服药泄泻不止，再屡用药也难以挽救，不幸去世了。《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评述说：“高年之人，慎不可用攻药也。”老年人脏腑气血已虚，是不可以一味攻下的。

理学思想与医学伦理

理学特别重视伦理道德。而在现实的医疗中，人们也会遇到伦理问题，朱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在宋代，人们经过长期与疫病的斗争，已经积累了很多防疫知识。当时已经有了“传染”一词，知道瘟疫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认识到隔离可以避疫。但是古代并没有专业的医疗机构，一旦有人染疫，只能由亲人给予照顾，这就必然置亲人于可能被传染的危险之中。是否避疫？这与亲情和伦理构成了矛盾。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之一。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舍弃染疫病的家人，导致染疫者无人照顾，卧而待死。宋代注重天理人伦，有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著名学者程迥专门写了一本《医经正本书》，大力批驳这种行为。他在书中力图淡化疫病传染的危害，认为无论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等疾病，都是六淫或四时不正之气导致，与气候变化有关，跟人无关。也就是说，照顾亲人并不会染病。他还说，在亲人、部下、朋友、仆人得病时他均亲自登门慰问，从来没有被传染，“是知决无传染”。

程迥是德行高尚的名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强调伦理的重要性，但他的说法是片面的。中医早就认识到瘟疫传染的现象，现实中这种情况更屡见不鲜。

朱熹虽然也重视伦理，但绝对不会无视现实。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指出：“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

朱熹强调，不顾事实地说疫病不会传染，这是不对的，而且也瞒不过民众。朱熹认为，我们要将疾病会传染的事实告诉人民，但同时倡导人们注重恩义，不能离弃病人，“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也就是说，要将真实的情况告知百姓。人们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抉择。那些明知有危险而仍然选择留下照顾病人的，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朱熹的说法，本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精神，但强调要在知情的情况下倡导，显然更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

理欲之辨与养生

宋代理学家曾提出著名的“理欲之辨”。理，指天理，天理与人欲，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朱熹的老师程颢曾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理也。”所以理学家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人欲是人心中为恶的一面，是一切不善行为的根源，是受物欲引诱而发的不善行为，因此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中医养生传统上受道家、道教的俭、啬思想影响，本来就反对放纵欲望。理学“理欲之辨”道德观的盛行则强化了这一传统。朱熹的观点，在他的五传弟子、名医朱震亨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朱震亨将这一思想细化为具体的养生观念。他在《格致余论·饮食色欲箴序》中说“人身之贵，父母遗体。为口伤身，滔滔皆是”，指出人要珍惜宝贵生命，关爱身体健康，防止“因纵口味，五味之过”导致“疾病蜂起”，也要控制色欲，以免耗伤肾精，破坏阴阳平衡。因此朱震亨强调饮食清淡，提出“烹饪调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强调“远彼帷薄，放心乃收，饮食甘美，身安病瘳”等。“放心乃收”即放下念头、收心养性，“饮食甘美”则是甘淡和美之意。这些养生原则是相当合理的。

持敬养心与静坐养生

理学家讲究“持敬”，朱熹曾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养心”。他提出：“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存养”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在养生的角度，心静有利于健康。但心静不是像和尚、道士出家那样避开人世，而是要在生活、工作中取静。朱熹说“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物事以求静”。他提出“敬贯动静”，并说：“如何都静得！有事须着应。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

也就是说，专注于事务的“敬”，才是有意义的“静”。朱熹认为及时应对处理事情是获得内心真正宁静的办法，所以他说：“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

当然，要做到临事不乱，也有赖于平时修养。因此朱熹也主张经常静坐，并且对静坐也有一套指导原则。他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但并不必要如佛教那样入定，即“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也就是说，平心静气利于做事专一。

为了帮助养心，朱熹曾作有《调息箴》，其序说：“预作调息箴，亦是养心一法。盖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嘘气常长，吸气常短，故须有以调之。息数停匀，则心亦渐定，所谓持志，无暴其气也。”

朱熹既提倡在工作生活中积极认真“持敬”，又重视反观内省的精神修养方法。朱熹的理论也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郑洪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