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ofo：法院都找不到，20亿欠款追债无门

寻找ofo的所有方法都失灵了。

“拨打ofo官网客服电话，反复打，接通人工客服后直接选择‘投诉’。”李枫回忆着网友分享的ofo退还押金的技巧，关键是“退押金要强硬且有耐心”。但ofo的客服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其APP上的机器人客服只是重复回复“请您耐心等待”。

她能做的也只有等。有网友提供成功经验：到北京ofo总部排队拿回了押金，但李枫不住在北京，专程为了99元押金，来回折腾并不划算，还有人做起“代总部排队退押金”的“黄牛”生意，她匆匆关掉页面，想来也不靠谱。

ofo总部在哪？即便李枫现在交了钱，“黄牛”也难以找到。ofo公开过的办公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理想国际大厦，后来又搬到了邻近的互联网金融中心。

7月，记者先后两次实地探访ofo上述两处曾经的办公地点，这里早已没有ofo存在过的痕迹，记者又打听到ofo两处新办公地址，一处早已人去楼空，另一处更是无人知晓ofo的存在。

还在寻找ofo的人们，大多数是为了讨回钱。除了用户，追缴货款的供应商也排着长队，自行车、货运、零部件和广告商们纷纷提起诉讼，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企查查数据显示，ofo的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标的总金额约为5.36亿元。

供应商们也很难找到当时的合作伙伴。一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年5月9日发布的执行裁定书显示，其在2020年初对被执行人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峡大通”）予以线下查控及查找，未找到被执行人，也未能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都找不到人，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张军想拿回被ofo拖欠的货款，这笔生意超过300万元，是公司年收入的一成，他往北京跑了几趟，等了又等，只换回一张执行裁定书，“说东峡大通名下没财产可执行了。”他泄了气。

据企查查统计，截至7月25日，因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东峡大通的终本案件为227起，涉及未履行金额超过5.09亿元。

ofo消失了，至少对于这些费力寻找它的人来说，他们越是关注，才发现这种消失也越彻底。

北京街头已没几辆小黄车，偶尔碰上，也往往是车座卸了、轮胎瘪气、缺个脚蹬，一身灰尘倒在角落，没人注意。遍地都是小黄车时，它在官网首页正中间写有，“已服务全球21个国家，超过250座城市，2亿用户”。介绍如今还在，手机里还留着ofo APP的大概只有等待退还押金的长长队伍。一年半过去，有人排在1582万名后——相当于一座超大型城市的总人口。

等待ofo退还押金的用户仍排着长队。2020年7月，有人还排在1582万名后。

ofo消失了？

ofo如今在哪？对关注它的大部分人而言，成了一个谜。ofo的官网、APP、公众号，几乎一切公开渠道中的地址，都无法追寻到它的踪影。

ofo官网上的地址仍是理想国际大厦，但把公司标志挂在大厦楼顶的风光早已是旧事，理想国际大厦的工作人员称，ofo已搬离两年多，早已无人来此寻找ofo。2018年11月，ofo称因租约到期，搬至新址——同在中关村且相隔不远的互联网金融中心。

理想国际大厦楼层索引处，已无ofo的标识。

互联网金融中心或许是ofo最后一个对外公开的办公地址。搬至这里后，ofo曾在办公楼楼层索引处挂上名牌“5F ofo小黄车”。一份执行裁定书显示，东峡大通法人陈正江曾在2020年1月开始执行的某起案件中，表示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仍为互联网金融中心。

2018年11月，ofo搬至互联网金融中心办公。

但这里现在也已无法寻觅到ofo。楼层索引目录显示，5楼目前由WeWork运营，ofo原办公处现为一家互联网企业。7月7日，记者走访互联网金融中心时，该企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ofo在2019年中就已搬走，听说搬到了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7月23日，记者再次来访，保安人员透露，ofo可能已搬至海淀区旷怡大厦。

ofo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的原办公处，现已被一家互联网公司租用。

记者再次扑了个空。

听到记者询问“ofo是否在这里办公”时，WeWork共享办公空间的前台人员面色诧异，“ofo不在这儿，没见到过这家公司。”几名在该办公楼工作的人也同样对记者表示，不知道ofo曾搬来过，更不清楚ofo何时离开的，一名女孩反问，“小黄车不是在中关村吗？”7月23日，WeWork的前台人员再次确认称，没听说过ofo搬至此处。

据两名ofo原办公地址的保安人员透露，ofo可能已搬至海淀区旷怡大厦。

但旷怡大厦也并非ofo现办公地址。7月23日，ofo在旷怡大厦的办公室房门紧锁，室内空空荡荡，不见桌椅和办公物品。一名保洁员告诉记者，春节复工后，该办公室就一直空着。这里或许是最后一个留有ofo痕迹的地址——三幅自行车贴画还留在墙上，但ofo去向却难以得知。该大厦的保安人员表示，并不知道ofo是否搬至这里，也不清楚其后来搬去何地。

7月23日，记者走访ofo在旷怡大厦的办公室，发现该办公室房门上锁，已无人办公。

另一个地址——工商信息的注册地址也成了无效信息。6月22日，ofo的运营主体——东峡大通被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原因是通过该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公开的联系渠道成为虚设。ofo官网留下的联系电话已无法接通，其APP上的人工客服则永远有上万名用户在排队，在ofo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石沉大海。记者给公众号“ofo小黄车”留言无人回应后，尝试添加了公众号上的推广商家，希望获得ofo联系方式，但也未果。

记者尝试添加了ofo微信公众号上的推广商家，希望获得ofo联系方式，但也没有成功。

要知道ofo和员工去了哪里，对大多数人都不是易事。一名排队仍在1000万名后的用户气愤发帖称，“不行就去北京上门找他们！”回帖多是无奈，“算了吧，我们连门都找不着在哪。”

锐减的员工规模让“消失”更易行。最鼎盛时，ofo拥有超过6000名员工，但其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7月，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参保人数为133人，ofo另一重要相关主体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仍在经营，公司参保人数仅余4人。公众号“豹变”报道称，ofo已无线下办公室，剩下的员工实行线上办公。

ofo消失了，但债务没有，这几乎成为人们关心它的唯一理由。一名ofo曾经的运维人员接到记者信息时，警惕地回复，“你要退押金吗？这可跟我没关系！”

ofo还有钱吗？

ofo欠了不少钱，供应商和用户如今大多都成了债主。供应商中，仅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未履行金额就已超过5.09亿元。还有超过1500万名用户等待退还的押金，即使按99元最低金额计算，该项债务已近15亿元。

ofo似乎已经无钱可还。在企查查搜索可见，截至7月25日，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40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47次被下发限制高消费令，终本案件227起。

因未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ofo运营主体247次被下发限制高消费令。

终本案件指，人民法院在穷尽财产调查手段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经申请人同意或经合议庭合议并报院长批准后，采取暂时性结案的案件。也就是说，ofo在超过200多次法院调查中，名下均无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可供支付。

截至7月25日，因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东峡大通的终本案件为227起，涉及未履行金额超过5.09亿元。

记者查阅执行裁定书发现，供应商最后一次通过强制执行拿回部分货款，是在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裁定中，法院冻结并划拨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存款约289万元。

此后，东峡大通名下再无可执行财产。

为维持运营，ofo尝试了不少自救手段。销售车身及APP广告、涉足虚拟货币、P2P、上线购物返现、运营有桩车、公众号推广等，从目前尚可使用的功能来看，APP广告、购物返现及公众号推广业务仍在进行。

微商面膜、蚕丝被、铁棍山药等成为ofo公众号的广告商。ofo小黄车在7月14日发布的一则铁棍山药推广信息中称，“体虚的人夏季食用，赛过人参鹿茸”，该推广也在7月3日出现在ofo另一公众号“黄哥有话说”上。

ofo公众号上发布了各类微商推广信息。

但ofo对共享单车业务的态度难以琢磨。7月19日，记者尝试使用ofo公众号，发现月卡、季卡仍可顺利购买，分别售价20元及60元。APP上，扫码用车等功能也可使用，但并不显眼，首页列满各类商品促销信息。

不过，即使购买了ofo的单车卡，街头现在也很难见到可正常使用的小黄车。一名曾负责ofo单车运维工作的人回忆，2019年末，他所在城市的ofo实行就地回收政策，他现在维护的对象变成了哈啰单车。“豹变”公众号报道称，在北京，小黄车也在执行就地报废政策，负责回收的工作人员将小黄车集中送往仓库后，也不知车辆后续被如何处理。仓库周边店主记得，几辆十几米长的货车，把小黄车不知道运到了哪里。

被作为财产扣押或司法拍卖可能是其去处之一。裁判文书显示，小黄车作为ofo运营主体名下财产，法院曾在2019年3月强制执行时扣押其超过1400辆自行车及相应配件。2020年5月28日，武汉市一人民法院就165辆小黄车及备品备件进行司法拍卖，以实现与ofo存在合同纠纷案件中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但靠变卖小黄车想还上超过20亿元的欠款，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消失的ofo背后，期望拿回欠款的人们，仍在等待。

排队等ofo退款的时间，相当于从明朝到现在

在ofo退押金这件事上，李枫少见地坚持。她每天至少打开一次ofo的APP，比较排队名次，推算当天退款处理的进度，认真记录，偶尔因为忙碌漏掉，第二天一定补上。从2018年12月申请退押金开始，她已“打卡”500多天。

起初是抱有退回希望的，当时她刚交完押金不到三个月，听说ofo资金链断裂、挪用押金时，她半信半疑，地铁口的小黄车密密匝匝，“这么大的公司，不至于吧？”直到朋友发来一则视频，退押金的用户围堵在ofo总部楼下，队伍排出百十米，她赶紧申请退回押金，页面显示，前面有1050多万人。

当时退款进度还算快——如果与2020年上半年的退款速度比较。在2018年底，李枫的排队位次每天约能前进20000名，她自嘲，“一年多才能拿回押金，大概是这辈子排过最长的队了”。

队伍实际远比她的想象长得多，ofo每日的退款人数一路下跌。2019年7月，每天退款处理的人数掉到了3000名，年底减到约400位，熬到2020年7月，希望愈发渺茫，退款位次一天只能前进几十人，有时甚至不足10人。最少的时候，挨过一天，排队人数只少了一个。

一名同样记录了ofo退款进度的用户调侃，2天退款90人，等排到自己还要572年，往前翻这么长时间，那会儿还是明朝。

有人卸载了ofo的APP，不再关心“没影儿”的退款，还有人说，就当为ofo情怀买单了。李枫觉得憋屈，“199元，足够10天的午饭了，再说是我自己的钱，怎么就不能要？”她决定“抗争”到底。

但她其实“抗争”不了什么，ofo如今怎么样？还在运营吗？李枫一无所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日点进APP看看。有人曾号召外地用户，一起去ofo总部退款，李枫觉得不是个好办法，来回北京需要时间，算上路费和请假扣的工资，几个199元都搭进去了。也有人组织维权群，提议众筹6000元起诉ofo，但几乎没人响应，大家都担心押金没要回来，再踩进新“坑”。

ofo退押金排1000万名与500万名的差别，变得没那么明显。一开始看到有人吐槽排在1500多万名后，李枫还有些庆幸，自己不算最糟糕的情况。如今看来，大家境况一样，“都是等不到退钱，300年和500年还有区别吗？”

在ofo的APP首页，购物返现已成最显眼功能。

还有人已被迫退出了队伍。ofo APP版本历史记录显示，其在2019年11月上线“天天返钱”功能，设置“购物返现”选项，用户同意后，押金被转为返钱余额，只有支付一定价格的商品后，才可提现。要想取回99元，至少要先花费上千元。

部分尚未搞清规则的用户，选择将押金转为余额，就此失去了等待押金退回的机会，还有人在论坛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操作，APP自动更新后，再登录时押金已被转至返现余额。

押金被转为购物返现“余额”后，一名ofo用户发帖求助。

购物返现曾为押金挤兑中的ofo换得一线生机。有媒体称，购物返现项目“小鹿有货”是ofo在2018年底数个新业务尝试中最成功的一次，实现盈利。

但排队退押金的用户们，已不愿用自己的钱为ofo的商业模式和创业理想买单，李枫看到购物返现的讨论后，关掉了APP的自动更新。

离职七个月后，有员工还没拿到工资赔偿

巨舟将倾，身在其中的人或许也很难注意到第一条漏水的缝隙。它太大了，让人不放心。

直到数百名退押金的用户围在公司办公楼下，ofo当时的员工王毅还没理清事情怎么发展到了这地步，他知道公司内部以及与投资方之间有些矛盾，但从没预想过资金问题严重到不可挽回。

怎么会呢？何况他是眼见着ofo飞速进化的。2016年及2017年，ofo连续完成7次融资，资本下手最频繁时，其1个月内获得两笔数千万美元融资，不熟悉出行市场的人也知道ofo风头正劲，小黄车迅速蔓延。

那时的ofo每天都有新人加入。2016年底，王毅所在的城市运营团队有10多位员工，过完年回来，团队已增至50人，一名其他城市的ofo员工也发现，不到一个月，同事多了一半。

倾覆来临前，他也察觉到了工作上的一些改变。2018年5月，公司抽调王毅等一批城市运营人员，回到总部，成立B2B事业部，负责为ofo造血。

具体方式是出售广告位，王毅接到的工作是销售车身广告，后轮三角板、车筐、车把三角区、车轴都是可选项。APP中，开屏、弹窗、扫码、计时……几乎每个界面也开始植入广告。ofo拿出了盈利决心，ofo的创始人戴威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表示：“要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

项目运行得还算顺利，庞大的用户规模具有吸引力，不少品牌乐意尝试。王毅记得，B2B业务为公司带来了过亿元的收入。ofo也在2018年5月公开回应，车身广告属于正常为实现盈利开展的业务探索，拥有巨大市场，且进展顺利。

因而，听到有些用户开始集体退押金的消息时，王毅感到意外，但并不觉得这艘船要翻了。“员工个人焦虑没用，相信公司是能够解决的。”他每日打卡、上班，正常工作着。就在B2B事业部成立2个月前，ofo完成E2-1轮融资，金额高达8.66亿美元。

但外界的判断却并不乐观。2017年12月，ofo资金链断裂、挪用用户押金的消息开始传出，戴威在2018年3月回应称，“纯粹是造谣”。但之后，质疑没有平息，销售车身广告的举动被解读为“紧急自救”，时隔8个月的融资节奏也被视为资本放弃的信号。

于是，很多员工都离开了，王毅也选择在2018年底离职，“后期做了很多销售工作，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也不一致”。2016年大学毕业来到ofo时，他“一股热血”，相信自己的工作正在改变世界。一名离职员工还记得，入职培训结束时，负责人和学员一起喝酒，谈论梦想，互相称呼“兄弟”。

一名ofo前员工在2019年6月表示，未收到离职补偿，并将网名改为“戴威还钱”。

有的离开却不那么愉快。2019年初，ofo逐渐退出部分城市，体量迅速收缩，部分员工被裁。2019年6月，有用户在“脉脉”询问，“ofo各地离职的小伙伴们，你们的工资和赔偿结完了吗？”多名认证为“东峡大通”员工的用户回复，“没发”“欠了七个月了”，有人将名称修改为“戴威还钱”。

“法院都找不到人，供应商去哪找ofo要钱？”

等待ofo还钱的还有供应商们。回忆向ofo“讨钱”的经过，金额、时间，张军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笔大生意，总货款800万元。接到订单时他高兴得很，这相当于公司全年收入的1/5，他期望干好这个项目后，还能和ofo长期合作。2017年10月，张军开始为ofo生产自行车配件，刚开工一个月，就被ofo紧急叫停。

对方停止合作的理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张军无法接受，配件是按照要求定制生产的，但ofo决定合作就此中止，就已生产部件的340万元货款，双方僵持不下，未达成一致。当年年末，ofo开始陷入资金链断裂传闻，戴威在2018年3月回应称，“纯属谣言”。

为了拿回货款、减少损失，张军在2018年7月赶到北京，起诉ofo。经法院调解，双方协商达成一致，ofo需分三期偿还340万元货款，ofo工作人员随后曾到张军公司盘点库存，但并未提走货物。事情已拖到了2019年8月，等了又等，张军还是一分钱都没收到，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4月，张军被告知，法院通过法院财产调查系统对被执行人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ofo的运营主体）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进行调查，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他本人也无法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执行裁定书显示，该案目前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

折腾一番，张军往北京跑了几趟，一无所获。他已不对要回欠款抱有希望，“法院都找不到人还钱，我们从外地跑去北京，怎么找得到人呢？”此前负责该项目的ofo员工已离职，辗转联系上的员工也表示已离开，他不知道还能找谁了。

6月22日，北京市丰台区市监局因ofo经营主体东峡大通所在地址无法联系，将其列入异常经营名录。这是关于ofo最新的官方消息。

两年多过去，为ofo生产的零部件还堆在张军的库房里。他没办法，当废品处理可惜，但这些零部件属于定制产品，转卖也不好出手。

不少ofo的供应商都放弃了追缴货款。一开始，几家同样被欠款的供应商常和张军联系，打听彼此是否有新进展，后来，大家断了交流，“没意义，心里清楚拿不回钱了。”

一名供应商接到记者的电话时，已不愿多聊与ofo的纠纷，语气无奈，“还好金额不是特别大，只能自认倒霉”。尚未拿回欠款的供应商中，金额从数千万元至10万元不等。

但超过1500万名的ofo用户中，仍有不少人在坚持。李枫还在每日打卡，记录退款进度，不过她现在能做的好像也只有这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