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交融 接续传承 ——从吴门医派到清代宫廷医

中医药的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化交融互鉴、学术思想薪火相传的历史。在数千年的传承脉络中，江南吴门医派以其博采众长的学术品格、济世惠民的行医理念，成为中医流派星河中一颗璀璨明珠；而清代宫廷医学则集全国医学之大成，在诊疗规范、方剂创新、文献整理上构建起独特体系。从吴门医派的学术精华汇入清代宫廷医学的发展长河，到后世对这份南北交融遗产的发掘与研究，南北中医药文化的交融始终是推动行业前行的重要动力——这既是对历史传统的接续传承，更是中医药学术思想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

吴门医派：江南医脉的千年积淀中医流派的“活化石”

江苏苏州，古称“吴”，自古便是江南文化重镇，依托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孕育出中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流派——吴门医派。吴门医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源头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历经数百年积淀，于明清达到鼎盛，形成“医家林立、著作宏富、学术昌明”的格局，成为当时江南医学的核心代表，享有“天下医道，莫盛于吴”的美誉。

吴门医派的学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上。不同于单一强调某一治法，吴门医家注重结合患者体质、时令气候、地域环境调整诊疗方案，形成“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诊疗特色。明代医家薛己是吴门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脾胃为后天之本”，擅长以温补之法调理脾胃虚弱证，其《内科摘要》《外科发挥》等著作，系统整合内科与外科诊疗经验，为学派奠定了“内外兼修”的学术基础。至清代，吴门医派迎来“群星璀璨”的时期，叶天士、吴有性、徐大椿等医家相继涌现，将学派学术推向新高度。

叶天士作为吴门医派的集大成者，贡献尤为卓著。他毕生致力于温病学研究，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传变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解决了当时温病诊疗无章可循的难题。其学术思想由弟子整理成《温热论》，成为后世温病学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是中医诊治外感热病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吴有性针对明末清初瘟疫肆虐的现状，突破“六淫致病”的传统认知，提出“戾气致病”学说，著《温疫论》一书，开创中医传染病防治的新领域；王肯堂编撰的《证治准绳》，涵盖内、外、妇、儿等多科，内容详实、论治精当，被誉为“医学全书之冠”；徐大椿以“尊经而不泥古”著称，其《医学源流论》对中医基础理论、诊疗原则进行深刻反思，提出“用药如用兵”的理念，强调诊疗需精准施策。

除临床诊疗突破外，吴门医派还注重文献整理与学术传播。清乾隆年间，吴门医家唐大烈主编《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期刊，收录吴门及全国医家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理论探讨、临床经验、方剂解析等，打破了以往医学著作“一家之言”的局限，成为南北医家交流的重要平台。据载，《吴医汇讲》共刊行11卷，收录论文94篇，作者涉及江、浙、皖等多地医家，其中不乏北方医家的观点，初步形成南北医学交流的雏形。

吴门医派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江南，更通过医家行医、著作传播辐射全国。明清时期，苏州作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商旅往来频繁，吴门医家或应召入京或云游四方，将学派学术思想带到北方，为清代宫廷医学吸收江南医学精华埋下伏笔。

清代宫廷医学：集南北之大成，融吴门之精华

清代是中国古代宫廷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不同于前代多依赖本地医家，清代统治者深谙“医道不分南北，惟良是取”之理，广纳全国优秀医家，尤其重视吸纳江南医学人才与学术经验，使宫廷医学成为融合南北特色的“集大成者”，而吴门医派的学术思想，正是其中重要的“江南基因”。

清代太医院作为宫廷医疗核心机构，其人员构成与诊疗体系深刻体现着对南北医学的整合。据《大清会典》《太医院志》记载，太医院医官选拔打破地域限制，除从京畿地区选拔外，常从江南征召名医入京。其中，吴门医派及受其影响的江南医家，凭借精湛医术与系统学术，屡入太医院或成为皇室“供奉医官”，直接推动吴门医派学术精华融入宫廷医学。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徐大椿与叶天士学术对宫廷的影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徐大椿因医术精湛被征召入京，任太医院供奉，为乾隆帝及皇室成员诊疗。徐大椿虽非吴门嫡系，但长期在江南行医，深得吴门医派“辨证精细、用药轻灵”精髓，其“病有定名，治有定法”理念与之高度契合。在京期间，他将江南医学经验融入宫廷诊疗，尤其在老年病调理与急症救治上，提出“固本培元、急则治标”之法，深得皇室认可。叶天士的温病学说虽未由其本人直接传入宫廷，但通过弟子华岫云、吴鞠通等传播，其“卫气营血辨证”体系被太医院采纳。乾隆年间京城屡发温病，太医院运用此法指导诊疗，有效控制疫情，成为宫廷吸收吴门学术的重要例证。

清代宫廷医学对吴门医派的吸纳，还体现在方剂创新与诊疗规范上。吴门医派注重“方证对应”，反对“一方通治”，这一思想为宫廷所借鉴。太医院编撰的《御纂医宗金鉴》是宫廷医学标志性著作，其“方剂篇”大量参考吴门医家经验，如薛己的“补中益气汤加减”、叶天士的“桑菊饮”“银翘散”等，均被收录并规范化为宫廷“标准方剂”。同时，宫廷借鉴吴门“重视脾胃调理”思想，针对皇室成员饮食奢靡、脾胃易虚特点，创制“健脾和胃汤”“益脾养胃膏”等方剂，在配伍上吸收吴门“轻灵平和”特点，避免峻药伤正，体现南北融合智慧。

此外，清代宫廷医学在文献整理上也受益于吴门经验。吴门医派素有整理古籍、总结经验传统，如王肯堂《证治准绳》、唐大烈《吴医汇讲》等，为宫廷文献编撰提供范式。太医院编撰《御纂医宗金鉴》时，借鉴吴门“分类清晰、论述详实”之法，将医学知识分为“订正仲景全书”“删补名医方论”“外科心法要诀”等15部，既保留北方医学“重经典、守规范”特点，又融入吴门“重实践、贵创新”理念，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集大成之作与南北交融典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清代宫廷医学的现代研究，同样体现了南北交融的延续。陈可冀院士作为清代宫廷医学现代研究的开拓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系统整理、研究清宫原始医药档案。他牵头成立了清宫医案研究室，组织编纂了《清宫医案研究》等巨著，首次全面、科学地揭示了清代宫廷医学的诊疗特色、方药运用及养生经验，极大地促进了这份宝贵历史遗产的发掘、保护与利用，为当代传承与发展宫廷医学精华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成为连接历史瑰宝与现代研究的重要桥梁。

文化纽带：南北交融中的医道传承

当我们回望吴门医派与清代宫廷医学的交融历程，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段医学史实，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轨迹。这场跨越地域的医道对话，留下的不是“谁主导谁”的胜负，而是“互补共生”的文化智慧。这种智慧，至今仍是中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密码。

不同地域特质互补共生。北方医学的厚重守正，源于北方大地的辽阔与王朝文化的规整，它守护着中医以经典为基的根本，让学术传承有“根”；江南吴门医派的灵动创新，源于江南山水的秀美与文人文化的开放，它赋予中医以实践为要的活力，让学术发展有“魂”。没有北方的守正，吴门医派的创新可能沦为无本之木；没有江南的创新，北方医学的守正可能变成固步自封。正是这种刚柔相济的互补，让中医文化既能坚守辨证施治的核心，又能顺应时代需求不断突破，形成守正不僵化、创新不偏离的传承特质。

通过文化纽带学术传播。从《吴医汇讲》通过漕运连接南北医家，到太医院医官带着江南医理服务皇室，再到《御纂医宗金鉴》成为全国医家的共同教材，南北医道的交融始终依赖文化纽带的连接。这些纽带，可能是一本医书、一位医家，甚至是一次疫情防治的实践——它们传递的不只是医术，更是尊重差异、寻求共识的文化理念。“医道无南北，惟求其是耳”，这种不问地域、只问真理的态度，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的精髓，也是中医能成为“活态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传承医学更是传承精神内核。后世对清代宫廷医学的研究，如陈可冀院士团队整理清宫医案、挖掘清代宫廷有效方药的文化内涵，本质上是对南北交融文化精神的当代延续。当研究者从乾隆帝的医案中读出南北智慧时，他们传承的不只是一个方剂，更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思维。这种思维，让当代中医既能汲取北方医道的厚重，也能感受江南医派的灵动，在现代临床中实现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全局的融合。

从江南水巷的吴门医馆，到紫禁城内的太医院，南北医道的交融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中医文化的“精神底色”。中医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某一地域的特色，而在于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熔铸为共同的学术追求；中医的魅力，不只是精湛的诊疗技术，更是背后“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这份精神，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未来的指引——让中医在传承中创新，在交融中永生，始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刘玥 贾秋放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苏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