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画像。
杨守敬(1839—1915年),晚年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金石学家、书法家、藏书家。他学问淹贯,长于考证。他读书、著书、访书、刻书、藏书,嗜书如命,乐在其中。
19世纪80年代初,杨守敬在日本访求、换购、影抄流散于此的汉籍,其中包括在中国已经亡佚或罕见的医药古籍,同时有选择地引进日本汉方医学名著,成为中国医史上的特殊贡献者。
赴日本搜罗珍本汉籍医书
杨守敬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命运多舛,24岁中举后先后7次参加京城会试,均名落孙山。光绪六年(1880年)4月,杨守敬第6次参加会试后,应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作为使馆随员于5月底由上海东渡日本,随身将多件汉魏六朝碑版拓本以及一批古钱、古印带至东京。
杨守敬出国前,对日本收藏汉籍的历史已有概略了解。在日本,他广泛结交文化名士,为访书、购书积累人脉资源。年长杨守敬32岁的汉方医药学家、文献学家森立之,既向杨守敬转让自藏医籍,还带他拜访藏书丰富的汉医世家。他初到日本,囊中羞涩,拿不出太多的钱购买心仪的汉籍,那些从国内带来的碑版拓本和古钱、古印此时派上了用场。
杨守敬在与日本书法家进行谈书法论碑帖的交流中,向日本同道展示他带来的碑版拓本。他通过传播中国书法艺术,不仅给日本书道界带来魏碑风格的冲击,而且让日本友人认识到碑版的价值。杨守敬在晚年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中说:“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无,遂盈筐箧。”
杨守敬驻日4年,通过自己的不懈搜求和日本诸多友人的帮助,以交换、购入、借抄、影写等方式获得了数万卷珍本汉籍。光绪十年(1884年)5月,杨守敬离任回国,将这些汉籍古抄本、古刻本装船运回国内,其中医书5000多卷。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守敬所撰《日本访书志》邻苏园刻本问世。全书共16卷,共著录古籍235种,仅是他在日本搜求所得珍本汉籍的一小部分,其中卷九、卷十著录医籍30种,如《黄帝内经太素》(影古抄卷子本改折本)、《神农本草经》(日本森立之辑本)、《伤寒论》(影北宋本)等。1930年,就职于故宫图书馆的王重民从馆中所存杨守敬藏书中辑得其日本访书题跋逸稿46篇,编成《日本访书志补》,其中8篇为医籍题跋,如《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元刊本)、《外台秘要方》(明刊本)等。
重金购得《黄帝内经太素》
唐代初年,医家杨上善奉敕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该书俗称《太素经》,是《黄帝内经》的早期全注本,对于研究古本《黄帝内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书手抄本流传到日本。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孝谦天皇颁布敕令,规定《黄帝内经太素》为医师必读医书。此后,日本陆续出现注释、引述《黄帝内经太素》的医学著作,早期如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丹波康赖的《医心方》等。南宋后期,《黄帝内经太素》传世抄本在中国亡佚。日本文政年间(1818—1829年),京都仁和寺书库中发现唐代传入日本的手抄御藏本《黄帝内经太素》,但已有残缺,尚存23卷。这个发现,在日本汉方医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日本访书志》中,杨守敬关于《黄帝内经太素》抄本在日本的流传有如下记载:“文政间,医官小岛尚质闻尾张藩士浅井正冀就仁和寺书库抄得二十余卷,亟使书手杉本望云就录之以归,自后乃有传抄本。”光绪九年(1883年),他花费重金,购得《黄帝内经太素》手写卷影抄本、《外台秘要方》宋刊影抄本等医籍。他在《黄帝内经太素》影抄本上题写了跋文:“光绪癸未三月从日本杉本仲温得之,守敬记”。影抄本又称为影写本,其长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底本原貌,因极费工夫、存世量少而售价奇高。
杨守敬原本想在日本刻印《黄帝内经太素》。驻日公使黎庶昌知悉杨守敬善于鉴评刻书技艺,将刻印《古逸丛书》的监督之责交给他。该丛书包含26种在日本获得的珍本文史汉籍共200卷,刻版校核工作量繁重。据《邻苏老人年谱》记载,那段时间,“守敬日与刻工琢磨善恶,又应接日本文学士,夜则校书,刻无宁晷”。杨守敬对于“杨上善《太素经》等书皆未刊,颇感遗恨”。
杨守敬归国后对于刻印《黄帝内经太素》之事一直拳拳在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守敬受聘担任武昌勤成学堂总教长。武昌医馆馆长萧延平在杨守敬的鼓励下,接手《黄帝内经太素》的校勘工作。萧延平历时20余年,博求旁证,对《黄帝内经太素》进行了精心的核校、补缺、辑复、注释。浸润着萧延平校勘心血的兰陵堂本《黄帝内经太素》,于1924年刊刻问世,至今仍是国内学习和研究《黄帝内经太素》的重要版本。
引进汉方医学研究成果
在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日本汉方医学世家不仅积极翻刻汉籍医书,而且有的医家戮力于校勘经典汉籍医书,或结合医疗实践阐释经典汉籍医书。在杨守敬换购而得的医书中,他不仅有幸发现了经日本医家校勘的汉籍医书,还发现留有日本医家校勘、批注文字的中国刻本医书。
在《日本访书志补》辑录的《外台秘要方》“明刊本”题跋中,杨守敬评价此书的校勘“精审之极”。
日本汉方医学著作是日本医家研究中医药典籍的重要成果。杨守敬在日本期间,参照森立之的建议不仅购入一些汉方医籍,而且倾囊购得丹波(多纪)家族拍卖的聿修堂医书木刻版。在回国的当年,他从木刻版中选出丹波元简父子3人的13种医著,以《聿修堂医学丛书》之名印行。杨守敬对丹波家族及其医书的推介,成为中日医药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