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至明清时期皖西茶叶贸易的发展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代皖西茶业继续发展，茶叶贸易在唐五代基础上有所进步。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宋代皖西仍有不少名茶，主要为龙芽（产六安）、龙溪茶（产舒城）、庐州开火新茶（产舒城）、太湖茶（产太湖）、舒州开火茶（产太湖）、天柱茶（产岳西）、霍山黄芽（产霍山）。为压榨茶利，宋朝立国之初就实施榷茶，在淮南地区创立六榷务十三山场经营体制。“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有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又在转输会要之地设置了江陵府（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云港）、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６个榷货务，输入各路山场收购的茶叶。淮南十三场即淮南蕲州（湖北蕲春）王祺场、石桥场、洗马场，黄州麻城场，庐州王同场，舒州太湖场、罗源场，寿州霍山场、麻步场、开顺场，光州商城场、光山场、子安场。皖西的庐州、舒州、寿州有６个山场，每个山场买茶量都很大。沈括《梦溪笔记》卷十二《本朝茶法》载，十三场祖额钱289399贯732，共买茶4796961斤，其中寿州麻步场买茶331833斤，卖钱34811贯350；霍山场买茶532309斤，卖钱35595贯489；开顺场买茶269077斤，卖钱17130贯；庐州王同场买茶297328斤，卖钱14357贯642，舒州罗源场买茶185082斤，卖钱10469贯785；太湖场买茶829032斤，卖钱36096贯680。皖西寿州、庐州、舒州６个山场买茶共2444661斤，占淮南13山场买茶总量的50.96％。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6载，买茶额寿州霍山场845064斤，麻步场423600斤，开顺场368838斤；舒州罗源场308150斤，太湖场1214148斤；庐州王同场776127斤。皖西3州6个山场买茶额共3935927斤。由此可见，皖西茶叶贸易在淮南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文会图》局部，侍者煮水烹茶的场景

 

　　皖西茶叶经６个山场收购后，除在当地就场卖给茶商外，运往相关榷货务出售。宋代皖西茶叶运销路线与唐五代时期有相似之处，主要仍循西线和东线北进。西线先取道庐州、寿州陆运，然后再分两路，一路出寿州，入颍河，西出正阳镇，再溯流北上，经陈州入蔡河趋汴京；另一路出寿州，取道淮河，向东经荆山镇，再入涡水，经亳州、太康入蔡河到汴京。西路水陆兼行，优点是路程短，路线直，因而淮西部分茶均取道西路上京，同时又吸引了少部分荆湖、江西等地茶由此上京。东线是茶叶运输主线，它从真州（江苏仪征）、扬州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泗州，转汴河，经宿州、应天、陈留抵汴京。部分本走西路的淮西茶顺江东下，转道西路北进。宋初规定，茶商贩卖太湖、蕲口、洗马、石桥、无为军等５处场务茶货，须经庐州一线西路上京，并在抵京后一起交纳沿途路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因西路庐州以南陆路“泥水阻滞车牛”，运输困难，遂“权会转江船般，借路取真、扬州、高邮军、楚、泗州经过，只纳旧路庐、寿等州一路税钱”，由于东路运茶方便，“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到京”，纳税又少，“后来客人援例，借汴路上京”，一时热闹非凡。唐五代时，淮南寿州已是重要茶叶集散地，入宋后更是吸引富商巨贾来此买茶长途贩运，宋祁《景文集》卷四十六《寿州风俗记》载：“茗场凡三，开顺、麻步、霍山，岁榷无虑三万钧，坐居行赍，率以千金以算，其利不赀，民又时时盗卖。”天禧元年（1017），大茶商田昌一次从舒州太湖场“算茶十二万，计其羡数，又逾七万”，可见经营规模很大。

大观茶论与宋徽宗赵佶像。元朝宰相曾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包括十三场中３州６山场皖西茶在内的南方茶，运至汴京后，除在当地销售外，许多茶商将茶批发贩运到其他地方发售。汴京是北方最大的茶叶销售市场，成为陕西等地茶叶批发来源地。政和时（1111～1118），提举陕西路茶事郭思说：“近有客人，尽将钱本，自来至阙下，于客人铺户转贩四方物货，前来本路货卖。”政和二年（1112），实行新法后，对于商人“买引阙下转贩”之事，“诏并从之”。汴京水磨茶是将南方运来的茶用水磨加工成末茶。政府从水磨茶中获利颇丰，元丰时（1078～1085）约收入二三十万贯，这从“京畿茶法岁收二十六万缗”即可知。
 

 

　　宋金对峙后，宋朝失去大片土地，包括许多产茶地区。从绍兴六年（1131）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已有陆路通商，并在泗州、楚州（淮安）、濠州、庐州、寿春府置市易务，进行官方贸易。绍兴和议后的第二年即1142年，榷场贸易正式开始。此后，南宋设置了10个新的对金贸易榷场，即盱眙军，楚州北神镇、杨家寨，淮阳军磨盘，安丰军水寨、花靥镇（安徽寿县西北），霍邱县封家渡，信阳军齐冒镇，枣阳军（湖北枣阳），光州中渡市（河南潢州县北）。由此可见，皖西地区的茶叶贸易被纳入官方榷场贸易中。但榷场贸易限制太多，沿淮一带茶叶走私贸易迅速发展。绍兴三十年（1160）九月，右正言王淮说：“两淮间多私相贸易之弊，如茶、牛及钱宝三者，国家利源所在，而皆巧立收税，肆行莫禁。茶与蒋州私渡，货与北客者既多，而榷场通货之茶少矣。”不但如此，还造成官府税收严重流失。“访闻贩茶客人，避纳翻引钱，往往私过淮折博，暗失课入”。私茶贸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民私贩入北境，利数倍，自知盩法不赦，因去为盗”。当然，也有地理因素的影响。“然沿淮上下，东自扬、楚，西际光寿，无虑千余里，其间穷僻无人之处，则私以渡，水落石出之时，则浅可以涉”。如此，“私相贸易之弊，如楚州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阳县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邱县之封家渡，信阳军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为害最大，天下所共知”。虽然茶叶走私贸易为官府所不许，但禁而不绝，说明沿淮茶叶贸易的兴盛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