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证明了道教的科学价值

       2015年10月5日，中国科学史上永载史册的日子，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科学家，圆了几代大陆人的诺贝尔科学奖之梦。

　　屠呦呦教授的获奖再次引发了舆论与社会的各种争议。有科学研究中集体与个人关系的争议，有拷问中国院士制度的争议，不可避免地，还有中医药现代价值的争议。笔者想说的是：无论怎样争议，屠呦呦教授的科研历程，都再一次佐证了道教的科学价值。

　　屠呦呦教授的成就，是发现了青蒿素，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屠教授是如何发现青蒿素的呢?上世纪60年代，中国展开抗疟疾药物的全面研究。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加入，屠呦呦老师为组长。他们整理历代医籍，走访老中医，筛选了2000余个中草药方，整理出了640种抗疟药方集，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研究发现，青蒿提取物有一定的功效，但实验结果一直不理想。1971年，屠呦呦老师在翻阅东晋葛洪(公元283-343年)的《肘后备急方》时，在“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中看到这样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老师立刻意识到，可能是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份，于是改用乙醚低温提取。很快，研究获得突破。1972年，青蒿素有效单体提取成功，1973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诞生。

　　很显然，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那么葛洪是谁?他何以能在1700年前就写出青蒿治疟及使用方法，因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记载?

　　葛洪是一个道士!他是一位道教大师，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自号抱朴子，江苏句容县人，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著作，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在宗教、哲学、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他的《肘后备急方》共8卷70篇，是一本放置手边的古代急救手册。不知葛道士是否预测到，1700年后，国人还会在他的著作启发下，获得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

　　葛洪是一个道士，怎么会写医书?这种疑问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隔膜与疏离。道教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医学、化学、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是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文化形态，而且道教本身还有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称之为道医。

　　道教与医学的关系，首先可以看做是宗教与医学关系的一个分支。一般来说，宗教将人生看做一个整体，特别强调信仰、灵性对身体与精神健康的作用。世界诸大宗教的创始人，如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等，无不是著名的大医者，医治过诸多的疑难杂症，甚至起死回生。现代宗教研究发现，影响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的首要因素，就是治病。因此，治疗疾病可以说是宗教、包括道教的题中之义。

　　道教与医学的关系还有独特的方面，这是与道教的终极关切分不开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因此在其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大量人体科学的内容，并发展出丰富的健身、医药、丹道、长生等实践方法，成为医学宝库。历史上的名医，如葛洪、孙思邈、朱丹溪等，都是名道。学道的人都要学医，“凡学仙者，皆当知医”。同时，学医的人也必须学道，“医不近仙者，不能为医”。道医的存在体现了道教与医学之间特别紧密的关系，是道教科学精神的鲜明体现。

　　长期以来，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误以为道教就是巫术迷信，与现代化、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屠呦呦教授的科学成就佐证了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价值。她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其实这也是道教送给世界人民的珍贵礼物，值得我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