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夫妻扎进深山种燕麦，农民从嫌弃到想加入

文章摘要：云南会泽是全国深度贫困县，改良燕麦品种是当地产业脱贫的一个主要途径。经过几年试验，来自北京的专家为当地培育出了适合高寒冷凉山区种植的高产优质燕麦品种。去年10月，这种高产燕麦品种开始全面推广种植，帮助当地农户脱贫。这些改变，要从三年前的一场试验说起。

云南省会泽县的7月，正是生机勃勃的时节。山峦绵延，农田挨着起伏的曲线层层分布，绿色浓郁的苞谷，已经长得比人高，9月就可以收成；黄色的一块刚收割完，农户们正在重新翻松土壤，预备播下马铃薯种子。但这个夏季最要紧的收成是连片浅杏色的土地，种的全是燕麦。浅色的燕麦籽经历一个冬春，在农田里发芽、抽条，长到半人高，穗粒饱满地结在麦杆上，风一吹便如云浪翻滚，碰撞出“沙沙”的轻微声响。

农户们乐于向来客展示自家的燕麦，像介绍自己的另一个孩子。他们利索地打开堆在家里的饲料袋，大手一掏，捧出一把已经晾晒好的燕麦，或是直接从地里的麦杆上薅下一把果实，“看我家的燕麦。”一个瘦小，肤色黝黑的农户夹着快要燃尽的卷烟，笑得露出牙齿，“今年还继续种！”

但就在三年前，农户们不是这样想的。会泽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乌蒙山深处，是国家级贫困县。2013年，会泽县的贫困发生率是47.99%，全县近一半是贫困人口。这里山地多，不适宜开展大型机械化农业操作，且冬季气温能降到零下10来度，霜冻多，别的地方一年能种两到三季作物，会泽一年只种一季马铃薯或玉米。

以前，有农民也会在冬季种些苦荞、燕麦，但产量低，当地燕麦品种亩产只有50到60公斤，用闲置的化肥袋装回家，一亩地里的全部收成只能装满一袋。成熟后的燕麦颗粒小且瘪，卖不出多高的价钱，大部分被拌成糠喂家里的肉猪。那时，没人觉得种燕麦有多值当。

而如今，被嫌弃的燕麦遍布于农田、谷仓，能给村民带来大米、化肥，和新房子里的一块白色瓷砖。改变，要从三年前的一场试验说起。

会泽县大桥乡的燕麦种植试验田。受访者供图

一个北京干部如何融入基层

王波踩着黑色运动鞋走在田埂上，手指拨过在风中摇曳的燕麦植株，弯下腰仔细查看。他微微蹙眉，不太满意，去年一些村播种晚了，导致收割时间也得延后。最理想的情况下，燕麦该在5、6月就收割完毕，今年一些村组拖到了7月，碰上雨季，又生虫害，损失了不少。

一圈人围在地里查看燕麦，没多久会泽方言就脱口而出，只剩王波还是一口流利的北方普通话。在会泽县，提起王波，人们更习惯称他“王副（县长）”。他今年39岁，戴一副又细又长的眼镜，头顶有些稀疏。他开玩笑地说，这三年来头发都快掉完了。

会泽县是中国工程院的定点帮扶县。2017年，王波主动递交了申请，“觉得可以做点实事”。当时，他已经是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的副处长。同年7月，他到了会泽，挂任副县长。

王波此前没有任何扶贫经验，到会泽的第二天，他就跟着基层干部进村调研，一口气跑了5个村。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跑遍了全县25个乡镇，牛仔裤穿不到三个月就磨破了，现在他只穿运动裤。

在基层看到的情况让他觉得心酸，“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贫困的人口。”一些贫困户家里，部分墙体已经倒塌，几块捡来的木板钉起来就是门。没有家具可言，一个掉漆的大柜子，旁边一张木板床，凌乱地叠放一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财产。有些房子黑黢黢的，没有窗户，大人小孩都穿得破破烂烂，家里几亩薄田，饿了挖个马铃薯，在土墙下一坐一天。

扶贫到底要做什么？王波开始思考。他发现按照国家脱贫攻坚的评估指标，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能得到基本保障，但要想真正富起来，“一定要想办法带来一个产业，帮他们谋个饭碗”。

王波最大的资源是身后的中国工程院，他可以帮忙搭建平台、协调专家、引入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但基层比他想象得要实际。王波曾试过和乡镇干部探讨，想帮忙改进马铃薯等农作物的品种。干部们会说，“这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些项目来支撑它。”有项目就意味着有直接的资金进入，对贫困县来说，这是最直接也最看得见的成果。

王波有过失落，“专家会怎么想？还没来就先提了一堆要求。”

交流磨合中，王波体会到，“扶贫得根据县里面的现状和需求来，必须得从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入手。”

2017年底，王波到村里了解情况。这个村庄平均海拔在2500米左右，气候寒冷，植被以高山草甸为主，当地农户大多以放牧为生，地里种的作物也多是提供给牲畜食用的草料。当时村里的老支书跟王波说，他家养了两三百只羊，但饲料不足，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波是学农的，他的妻子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是一名燕麦研究专家。他和妻子沟通研究后，提出了方案，“种燕麦吧。”

王波仔细跟老支书分析，会泽本来就有种燕麦的传统，虽然种得不多，但这说明自然条件上是可行的。会泽的传统燕麦品种产量过低，可以引进优质高产量的新品种，先试种，再大面积推广。打完籽之后的燕麦叶和秸秆可以作为饲料，燕麦籽则作为粮食储存，一举两得。

老支书听了很高兴，觉得建议很好。到了乡里，王波一一说服乡干部，还特意找农业局、畜牧局的领导，让他们跟乡干部沟通，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这个乡是会泽县2017年定下的整乡脱贫出列的重点攻克目标，乡里的人员和资金都放在降低贫困率上，在当时很难分出多余的精力发展燕麦产业。

王波（左二）陪中国工程院专家考察燕麦 图片来源网络

思路决定出路

王波把会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但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要在这个家做点事，光靠他一人往前冲，没用。

这一次站出来的是会泽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饶彦章。

饶彦章40来岁，说话斯文，条理清晰，习惯用数据和报告做最后总结。他和王波认识时，正在大桥乡任党委书记。大桥乡同样海拔高，冬季气温低，农户一年只种一季作物，八九月收割了马铃薯或玉米，耕地就处于闲置状态。少部分农户会在冬季种些萝卜、苦荞，然而既低效又低产。 “我就在想是不是能通过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引进个适合在冬春季节生长的农作物，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让老百姓多一份收入？”

他一直相信“思路决定出路”。10年前，他在农业局当副局长，到一个乡里挂职，专门负责一个村的扶贫工作。到了之后发现，县里推广了新的杂交玉米品种，能大幅提高产量，村里却不接受，还在种植传统品种。他向农业局申请了两三万的经费，买新的玉米种子、化肥、农膜，到田埂上教农户们种植杂交玉米。村组的干部们就蹲在地里，边抽烟边斜着眼看他讲解，觉得饶彦章在瞎说，按他的方法，玉米苗根本出不来，“完全不屑一顾，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九月玉米成熟，饶彦章召齐人开了个现场会，到玉米地里实收测产。往年每亩地只能收两三百公斤的玉米，用大箩筐装满八九箩就背走了。那年同一块地，亩产翻了一番，玉米收了20多箩筐。一年时间，杂交玉米就在村里推广开来。他意识到，“扶贫还是要靠新技术，而且要让老百姓直接看到新技术的成果。”

因此，当第一次在会议上听到王波介绍种植燕麦的收益，说希望找个地方推广试验，几乎没有犹豫，饶彦章说，来大桥乡吧。

王波着手邀请专家到会泽提供技术帮扶，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徐丽君。徐丽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也是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呼伦贝尔试验站站长，研究领域之一就是燕麦种植。她的导师孙启忠，是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研究员，素有“燕麦孙”的称呼。

11月，裹着厚大衣的几位燕麦专家从北京起飞，在山路上颠簸了几小时，抵达会泽。

徐丽君记得，最初调研时，他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查看当地的气候、温度、土地利用方式，给符合条件的乡镇都留了燕麦种子。有些乡镇的干部过来接待了一下，陪着在田里走了一圈，后续就再也没人跟进。

但她对饶彦章有很深的印象，“他一直很认真负责。”每次专家团队到会泽，饶彦章都会跟着一块考察。开始进行种植试验后，专家团队提的建议，比如要保证播种时间、提前预防虫害等等，“他都会叮嘱下面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燕麦种植的核心试验田最终定在了大桥乡。

农业技术帮扶的一大核心是提供优质种子。徐丽君和团队前后给会泽引入了46个燕麦品种，包括食用燕麦和饲草燕麦。“不停地给他们筛选，留下品质好、生长期短，然后产量高的。”

种子正式种下是2018年3月。大桥乡选了三个村，每个村拿出10亩左右的地。饶彦章到村里，带着村干部选好地块，跟他们一起拉着皮尺量好面积，分割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小格，每小格播一种不同的燕麦，观测生长情况。

那时，饶彦章白天处理乡里的工作，晚上吃了饭，就自己开着车到地里转一圈，摸一摸细细的燕麦杆，和刚结出来的燕麦粒，“像呵护自己的小孩。”

为了测试燕麦的最佳播种季节，同时也考虑到会泽的土地大多在冬季闲置，合理利用冬闲田是会泽燕麦发展的重点，同年10月，徐丽君和团队又进行了一次秋播试验。

2019年6月，秋播燕麦成熟，乡镇干部和专家们在地里进行现场测产，亩产最高达到了367公斤，产量最低的一个品种也达到了亩产277公斤。相较于会泽传统燕麦每亩只能出产5、60公斤，产量直接翻了几倍。

试验成功了，但真正的困难还在后头。

成熟后的连片燕麦

从顾虑重重到主动接受

王波算了一笔账：会泽县的农户原本只种一季马铃薯，每年净收入是3000元。如果再种一季燕麦，能多收入1500元。“一亩地纯收入能达到4500元以上，今年的脱贫标准是收入达4000元，种好一亩地就可以脱贫一个人。”

这个模式得到了县里的认可，既利用冬季闲置的土地，还能切实增加老百姓的收入。2019年，会泽县专门出台文件，计划到10月燕麦的秋播季节，全县推广种植燕麦5万亩。可是要让更多的普通农户来种植燕麦并不容易。

“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基层干部都是顾虑重重，就说这个肯定弄不成，种了之后万一没有出苗怎么办？有收成以后卖不掉怎么办？非常担心。”饶彦章回忆。

试验田面积有限，所有耕作都采取精细化管理，有些干部担心推广到大田种植，燕麦的生长效果或许会大打折扣。更让饶彦章烦恼的是，2019年3月，大桥乡试着推广了3000亩的种植面积，结果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底，会泽遇上了大旱，基本没有什么雨水，地里干裂得厉害，燕麦长不起来。村里的干部一看，又跟饶彦章说这事肯定弄不成。

他到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开动员大会，第二天又接着把各个村的村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他先跟干部们摆事实，说今年因为天气原因，马铃薯、玉米都长不起来，这不是燕麦的问题。又反复做思想工作，说要信科学技术，工程院这些专家走南闯北的，难道他们还专程来骗我们吗？

36岁的赵东奇说，那段时间逢会必提燕麦。讲完饮水安全，也会顺带提一句种植燕麦带来的好处。赵东奇是大桥乡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他的任务之一是参加徐丽君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会，学习燕麦种植技术，负责采购种子、化肥，将技术和种子传递下去。

赵东奇跟着村民小组组长，挨家挨户地给村民做工作。很多村民不信任新品种，觉得在老祖宗时代，村里就种过燕麦，产量才5、60公斤，怎么可能来了个新品种，就能收300多公斤的燕麦？他们宁愿地里荒着，也不想“白费功夫”。

有些村民冬季会种些苦荞，也拒绝尝试种燕麦。赵东奇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低，一年的收入就指望几亩田地，他们担心种了燕麦没有收成，那意味着将损失全年三分之一，或近一半的收入。继续种苦荞无疑是更保险的选择。

抗拒和不理解时有发生。王波作为“桥梁和纽带”，一头对接前来帮扶的专家团队，一头联系大大小小的乡镇和村干部，感受到的压力和艰难更多。

等到燕麦好不容易种下去了，在管理上又会出各种问题。徐丽君要求农科站的技术人员进行采样，以便观测，但经常是过了采样时间，样本才递交上来。播种时间的早晚都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影响，但她交待了播种日期，农户却会用各种理由拖延播种。今年春天，她根据气候、降雨量预测，需要提前给燕麦做防虫防病措施，农技人员不重视，真正执行下去晚了一周时间，导致今年的燕麦被虫咬了近三分之一，“要不然今年的产量会更好。”

徐丽君有时会忍不住冲王波发火，“这些事情前前后后跟他们强调了多少次，他们为什么就不听我们的？出了问题，开始给我们打电话说后果很严重了。”王波只能一边安抚徐丽君，一边找农技人员了解情况，找乡镇干部尽快推进燕麦的生产播种。

县里对种植燕麦的农户有一定补贴，乡镇也会拨出一定经费支持推广燕麦。积极性高的乡镇，王波会尽全力帮他们把补贴和工作经费落实到位，工作经费到位了，干活的积极性自然会大幅提高。

针对农户的顾虑，王波的解决方法也很直接，“要让他们看到成果。”

播种后，专家团队要求进行土壤镇压。在徐丽君看来，这是一种常见的作物栽培技术，利用机械破碎大石块，压紧土层，目的是让种子和土壤更紧密接触，保持土壤水分，有利于种子吸水发芽。但当地过去种燕麦的经验里，从来不采用这一措施。王波把省里的专家也请过来给他们讲解，农户还是一致认为不需要镇压。最后王波建议做个试验，一块地分成两半，一半按传统方法种植，一半进行土壤镇压。一季下来，做了土壤镇压的地块，产量比没做的高出近100公斤。“这一下他们才认识到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有些农户起初不愿意种燕麦，但同意以每年每亩3、400元的租金将土地流转给村里的扶贫合作社。今年燕麦收成，合作社的负责人哭笑不得地说，有农户看到产量太好了，直接“毁约”，说不要地租了，要直接留下燕麦。

63岁的徐佑朋是大桥乡杨梅山村的一户贫困户，家里9口人，他和老伴，两个儿子和儿媳，还有三个孙子孙女。儿子和儿媳有时会到会泽县城或昆明打零工，但工钱低，一年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家里还有四亩地，靠他一个人耕作，冬天会种些苦荞或青花菜，价格不高，一亩地只有几百块的收入。

最初村民小组组长和农技人员来做动员，徐佑朋不想种燕麦，“谁知道能不能长得成呢？”但有几块试验田就在杨梅山村，靠近村委会。徐佑朋晚上会出门溜达，经常路过村委会，看着试验田里的燕麦一天天长起来，“是真的好，一颗颗的又大。”

他主动报名，领了种子，不需要自己出钱。2019年10月，他就在自己的四亩地里，全部撒上燕麦种子。

会泽县的新品种燕麦。受访者供图

燕麦落地

七月到会泽，农田里是一小点一小点的黑色人影，正忙着收割燕麦。路边是脱壳机轰隆隆地转动，一捆燕麦塞进去，籽粒落在铺好的布上，燕麦杆一扎，抛到一旁用作饲料。村里合作社的仓库被用作晾晒场，燕麦粒堆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软得像云朵。

徐佑朋的四亩地已经收割完毕，燕麦粒装在饲料袋里。他一边掏出自己的燕麦，一边兴冲冲地算今年的收入，按6块钱一公斤的价格，一亩燕麦能给他带来一千来块的收入。和往年相比，一亩地就能让他多挣几百块。

他笑得整张脸皱起来，几百块在这个家里能做的事太多了，“可以买米吃啊，”徐佑朋说，“给家里改善一下。”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买不起几十块一袋的肥料，那年种出来的马铃薯又瘦又小，有了多挣的钱，他计划着可以去买新的种子和化肥。如果还有多余的钱，就给孙子存着，以后上学用钱的地方可多了。

50岁的大桥村村民陈粉香一家也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她和丈夫一年到头侍弄土地，日子紧巴巴的，“勉强够生活，存不下什么钱”。听了村支书给他们开的动员会，陈粉香决定将家里的13亩地都种上燕麦，她说是因为支书给他们把账算得清清楚楚，一点点给他们解释种一季燕麦，能给一个家庭增加多大的收益。

陈粉香打过退堂鼓，她第一次种燕麦是在2019年年初，正好赶上大旱，燕麦都没长出来。但到了10月，她还是选择相信政府推广的新技术，又播了一季燕麦。结果没有辜负她的信任。她1米4的个头，地里长势最好的燕麦，比她还高，下地除草，一进燕麦地就看不见人。

陈粉香的心愿很简单，她只有一个女儿，17岁了，正在上职业高中。她想多少挣点钱，都给女儿留着，希望女儿以后的生活能更好一些。

2020年，会泽县计划燕麦推广面积要达到10万亩，三年前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实现。如无意外，王波在会泽的任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他想抓紧剩下的几个月多做一些事，燕麦产量正在稳步提升，但完整的产业还没有形成，“现在是推广时期，所以是政府按6块的保底价向农户收购燕麦种子。产量扩大以后，肯定就不能由政府兜底了。”

8月，他马上要到各地招商引资，希望能在离开前给会泽引进一家燕麦深加工企业，将燕麦制作成可销售的农副产品，持续帮助会泽脱贫致富。

结束扶贫工作后，王波想多陪陪女儿。徐丽君工作也忙，5月到10月常常要到内蒙古的野外工作，冬天又要来会泽帮助王波推广燕麦，小姑娘经常是跟着爷爷奶奶住一阵，又到其他亲戚家待一段时间。刚去会泽任职，女儿才两岁多。王波每三个月回一次北京，每次就待一周。第一次回去，女儿不认识他了，歪头看了他半天，忽然扑过来，抱着他大哭，怎么都不松手。回会泽那天，女儿抱着他的腿又是一阵号啕大哭，死活不愿意让他离开。

徐丽君也会埋怨王波，“为了工作，把家都抛下了。”王波原本在2019年7月就可以结束任期，但那时燕麦种植已经做出了一些成果，工程院的领导提出让他再巩固一下，会泽县的干部也希望他能继续挂职，王波同意了，他想这是自己做出来的成果，他希望能再继续推一把。

另一头，徐丽君跟女儿说爸爸就要回来了，还计划好了带着女儿去机场接他。“当时他都已经准备收拾行李了，结果告诉我他不回来了，我当时就崩溃了。”但哭了一晚，徐丽君擦干眼泪，又继续给会泽提供技术支持，定期去一趟，实地考察燕麦的生长情况。

徐丽君感叹，“所幸结果还好，在很多地方花三年时间，做很多事情可能都不会成功，我们成功了一件，也十分不容易了。”说到最后，她没能忍住，声音哽咽，“我希望他以后工作不要那么认真了，多留点时间给家里。”

待秋风吹过，王波会看到燕麦种子再一次播撒到田野上。

“离开的时候，会带一把燕麦回北京吗？”

王波摇了摇头，“应该不会。”他笑了一下，解释说不是不想带，燕麦是他在会泽最大的念想，但北京的家太小了，住了一家五口。就让燕麦留在会泽，或许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