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发展中医药的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面临日军封锁与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在医疗资源极度缺乏的背景下，中医药资源以其独特的效用价值，成为保障军民生命健康、支撑抗战胜利的“红色药魂”。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中西医边界、本土化生产等一系列适时举措，构建了战时医疗卫生体系，保障军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这些举措对建设公共卫生体系、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战时经验：困境中的中医药突围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处贫困的陕北山区，医疗卫生水平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小病养，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在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联合边区政府大力推动中药采集、中医药应用及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卫生运动，不仅保障了边区军民生命健康，还在思想层面有效破除封建迷信观念，深化了群众对于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

就地取材，打破中西医对立思维，推动中医药在边区的发展

由于当时面临西医药资源稀缺的窘境，当地注重就地取材，广泛发动老百姓采集中药，并在医疗实践中广泛应用中医。边区于1939年3月成立“光华制药厂”，充分利用边区境内的中药材，用科学配方制成中成药，建成中成药生产基地，年产量达3500公斤。研制出八路军行军散，这种药品具有清热开窍、辟秽解毒的功效，有效缓解了八路军行军过程中的中暑和过度劳累症状。1941年11月，延安国医研究会、保健总社制定颁布了延安地区各种中药材标本及其名称，作为边区群众采药的对标参照，确保药材的质量和疗效。

同时，注重改进中医中药、开创中西医协同范式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边区打破中西医界限，于1939年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系统推进中医药改良与科学化。《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明确规定，中医药工作者享有与西医同等待遇，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药品研发。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以“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药人员、助产人员、卫生人员，实行中西医药长期合作，协助政府推广边区卫生医药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目的，为中西医协同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保健药社的创办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保健药社以改良中药为宗旨，贯彻落实“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的政策，以“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采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以利保健工作”为主要经营目的，具有合作社性质，已初具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

从“三土精神”到科学化突破，搭建中药生产体系

依托陕北丰富的药材资源，边区开创了“土法生产、土产原料、土洋结合”的制药模式。边区提出“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的宗旨，将传统验方与现代技术结合，创造性地将黄芩提纯为黄芩碱，其解热药效较原药材提升10倍，并开发出当归油、麻黄素等数十种创新药物，以生产层面的创新实践有效保障边区军民生命健康。

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1944年延安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边区防疫委员会以中医药为主导，研制出“防疫丸”防治霍乱、痢疾。李鼎铭组织中医团队制定标准化药方。同时，边区推行“卫生合作社”模式，将中医诊所与公共卫生宣传结合，通过秧歌、版画普及卫生常识。这种“治防结合、群防群治”的体系，为“赤脚医生”制度提供了原型。

当代启示：红色基因的现代传承

制度保障与政策创新为中医药振兴保驾护航

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条例》不仅以“医士、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作者，政府得奖励之”鼓励边区医药界人士积极投身中医药工作，还“鼓励群众献出、公开秘方验方，凡被采用者，按照单方件数给予奖励”，为保护与振兴中医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药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和政策创新的护航，可通过建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经典名方简化审批等政策，在保障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同时提升社会对于中医药效用价值的认知。同时，推广“保健药社”式的基层医疗联合体，将中医诊疗馆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使之从单一诊疗场所升级为集预防、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公共卫生机构，强化其在慢病管理、疾病防控中的作用。

科技赋能中医药的守正与创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黄芩碱提纯和柴胡注射液研发等一系列创新型实践成果，不仅突破封锁解决药品危机，更推动了中药现代化进程，充分展现了科研的实用性与创新性。

当下，中药现代化应聚焦“有效成分明确化、制剂工艺标准化”的发展目标。“有效成分明确化”，即通过深度融合现代分析技术，系统解析中药材的药效物质基础，明确活性成分的结构、含量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从而为质量控制和新药研发提供科学依据。“制剂工艺标准化”，即要求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规范体系，从药材种植、提取纯化到制剂生产的每个环节均需建立可量化、可追溯的技术标准。二者相辅相成：有效成分的精准定性定量是标准化工艺的前提，而标准化生产则是药效稳定的保障。应当设立国家级中药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结合AI筛选、纳米载药等前沿技术，重点突破复方作用机制解析难题。产业层面可借鉴光华制药厂模式，在药材产区建设“产地加工+智能生产”一体化基地，减少中间损耗，提升质控水平。

中西医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中药西制”是陕甘宁边区早期中医药实践的一项重要形式。通过采集当地中药材，提炼出有效成分制成固定形态的制剂以便保存与携带。后来，伴随“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西医学习中医”等政策的相继提出，在一系列群众性卫生运动中有效打破了中西医之间的壁垒。这些举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当下，医学院校应当试点推行“中西医双导师制”，通过中西医在理论与临床实践中的优势互补，整合中医经典理论与西医实践技能，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临床辨证思维及综合诊疗能力，培养适应现代医疗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在临床层面建立联合查房、共拟诊疗方案机制，将中医整体辨证施治与西医精准诊疗技术有效整合，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升疗效并缩短病程，达成“1+1>2”的临床效果，真正实现“病证结合、优势互补”。

用中医药的诊疗智慧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中医药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战略地位，区别于西医诊疗思维过多着眼于抗病毒，中医药更加深入把握疫情实质，重视人体免疫力的恢复与增强，在守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应当建立国家级中医药防疫物资储备库，针对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病预置标准化方剂。同时，将中医“治未病”理念嵌入疾控体系，构建“防-治-康”一体化网络。在预防层面，支持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多方合作。与此同时，通过针对慢病和特殊人群需求的研究，推动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将中医药产业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在干预层面，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立“治未病科”，对轻症患者早期中医药介入，阻断病情进展；在康复层面，利用中药调理减少后遗症及再感染风险，可结合AI技术推送预防方案，实现临床诊疗数字化赋能。（方睿阳 徐蕾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