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 新四军 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有“植物药王国”之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军医务工作者就采中草药，自己配制“八宝生肌散”等药物。长征路上，利用这些就地取材的中药材，有效治愈红军伤痛，保存了中国革命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抗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军队卫生工作的政治目的是“为抗战而服务”，要与“两个敌人作战”（民族敌人与健康敌人）。特别是在1939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各种供应严重不足，各种药品也极其匮乏。中药资源为保障部队药材供应、满足战时军需、守卫人民健康起了很大作用。

 

发展制药厂，运用中药资源

 

1939年元旦，八路军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下分西药、中药、材料三部，其中，中药部是由延安抽调的十几名中药技术人员组成的。据《新中华报》报道，该厂成立后三个月，制成中西药品40余种，中药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10多种。1940年，药厂增至100余人，设立了研究室，负责药品鉴别和新药制作工作。同时，以化学方法由中草药中提取麻黄素、当归精、阿托品等10余种有效成分，从芒硝中制取硫酸镁、硫酸钠，从马牙碱中提取小苏打等。至年底，自产药材的供应占30%左右。

 

在战时经济困难之下，合理地使用中药、自主研发中药制品是解决医药匮乏问题的有效手段。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建光华制药厂，其目的就是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对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进行科学的综合研究与改造，1940年半年内该厂制药二十万包以上。1940年2月，为克服边区医药品供应困难，采取中西药材尤其土产药材加以化验制造，使中药提高到完全科学化，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材料厂。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材料厂合并，统称光华制药厂，当年6月就出产药品达30余种。

 

同时，各军区先后成立卫生部，建立自己的制药厂，1939年晋察冀军区成立卫生材料厂，在此基础上建成军区制药厂，生产中成药和卫生材料；一二九师于1939年春成立制药厂，主要生产中成药；一一五师卫生部于1940年建立制药厂，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卫生部1940成立制药组，1941年扩建为制药厂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随之调整战略，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将主要攻势转向新四军和八路军，军队对医药资源的需求随之增加，根据地被分割、封锁，物资来源极其困难，军部则无法统一供应，只能由各师因地制宜组织实施。1941年2月，晋察冀军区通过《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提倡自制、使用代用药品；6月，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伯华发表《科学地大量运用中药》提到：“科学化的大量运用中药，就是医药工作自力更生的具体做法”。

 

1941年，第十八集团军前总卫生部制药厂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制药厂合并为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1942年1月起，卫生材料厂生产的药品不仅供应部队，也供应地方，厂名定为利华制药厂。1942年7月15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在卫生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示：“要转变崇拜西药鄙视中药的思想，要切实地研究中药，试验中药，大大地发挥中药的效能。”据《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利华制药厂努力研究中药西造，制成名贵注射液两种：一种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系用土药柴胡提制而成，对原虫、细菌类之原形质有强力的杀灭或抑制其发育之作用，不仅可治疗流行性感冒、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之发热等，并有代替奎宁治一般疟疾与顽固疟疾的功效。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系以土产苍术草药提制而成，成分为一种酸性油质，其发汗、解热之功效，甚与阿斯匹林媲美；遇有不便注射的情况时，吞服亦可获相同的功效。以上两种药品的成本价格，较舶来药品奎宁与阿斯匹林等便宜若干倍。

 

1941年春，陈毅、刘少奇指示军卫生部自己开办药厂，1941年11月，新四军卫生部正式颁布《对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在战斗的环境中，药品材料器具的补充相当地困难，一切医疗卫生机关应根据环境的需要，避免笨重的设备，厉行节约，设法利用代替药品。”后第四师卫生部就积极响应号召，提出“尽量采用中药，自己动手加工制作”。

 

1941年，新四军军部华中制药厂成立，生产一批酊剂和油膏等药品，及时支援了前线。1943年，因日军大扫荡，药厂停办。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有的办有制药厂，有的虽无制药机构，但也生产一批自用的药品、材料。1943年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卫生科在大悟山建立以中草药为主的制药所，主要采集当地盛产的白芷、桔梗、常山、柴胡、天门冬、葛根、桃仁、杏仁等中草药，加工制成丸、散、膏、丹，如消化健胃丸、解热镇痛丸、止咳祛痰丸、疟疾丸，以及膏剂、绷带卷等。前后仅一年时间，生产各种药剂一千余斤。

 

在防疫中应用中药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大量应用中草药治疗疟疾、痢疾等传染性疾病，疗效比较明显。据统计，1937~1945年抗战中，晋察冀边区部队共71522人得疟疾，约占伤病员总数的25%。1943年，新四军第七师发生疟疾2812人，第二师疟疾患病率高达45%，有的部队达70%。

 

疟疾给军民带来极大痛苦。在奎宁来源困难时，军区卫生部积极尝试采用中草药治疗，不仅研制出了柴胡注射液，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医务人员还于1942年利用中药常山、柴胡、砒石、黄芩、花椒等制成疟疾丸，与服用奎宁效果相近，他们全年共制出该丸66.2千克，之后，制药厂和其他部队也大批制造疟疾丸。1944年8月15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预防霍乱的紧急通知》列举了疟疾的几种有效治疗方法，包括针刺法、中药法，特别指出请患者用常山、柴胡煎水多服几天，不只可以治好，而且还能断根。在治疗痢疾上，1937-1945年抗战中，晋察冀边区部队共发病28609人，约占当时部队总发病数的10%。治疗方面，常用黄连、黄柏、黄芩、白头翁等中药，制成丸、散使用；有的部队采用吃马齿苋、铁苑菜和大蒜治疗痢疾，也有的用针剂治疗。

 

普及中药知识及使用方法

 

在药品使用上，由于医生对中药了解、熟悉不够，不敢大胆使用，通过普及中草药使用方法，不断提倡、介绍与教育，使用逐渐增多，并能与西药配合运用。“陕甘宁边区有三宝，碱盐、药材和羊毛”，例如甘草、柴胡、党参、大黄、苍术、黄芩、秦艽和知母等多种药材，虽然中草药易于获取，但多数医务人员对其使用方法并不熟悉。当时，为了很好地采挖利用药材，就曾调查、询问、搜集整理出边区药材的产地、药用部分及采挖季节一览表，其中用途较广的可供采挖的药材就有33种。

 

编写出版普及中草药知识的读物。1940年7月，八路军制药厂编辑出版《抗战新药集》，记载了该厂所产的20余类100多种药品作用、用法、制法等，对中西药混合配制，有独到的见解，大多为国内首创。1942年8~12月在《解放日报》的《科学园地》专栏连载《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一书，此书为边区中草药的利用、中西医结合打开了新的局面。

 

 

 

《解放日报》的《科学园地》专栏连载《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一书。

 

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为加强运用土药与制造土药，要求医生研究中药，提出要正确运用中药，发挥其效能，并要做好临床记录，要提高病员对中药的信仰，首先要确定医生用中药的观点，以中药为应付品是错误的。新四军卫生部门不仅出版刊物，还通过报纸宣传普及中草药的使用方法，三师卫生部编撰出版的《先锋医务》,该刊中的诸多篇章均详细介绍了中草药的使用规范。1944年淮北抗日根据地疫病频发，四师卫生部在《拂晓报》开设卫生专栏，普及治疗疟疾、腹痛等常见疾病的中药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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