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烈：推动中医针灸落户法国

17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中医针灸疗法由来华传教士、商人、旅行者零零星星地介绍到欧洲，逐渐引起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些研究者的兴趣。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外交官苏烈（全名乔治·苏烈·德·莫兰特，1878—1955年）在中国履职期间，倾心学习中医针灸理论和操作技艺。

回到法国多年以后，他抓住机遇在巴黎多家医院使用针灸疗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苏烈使中医针灸由西方人眼中的“奇技”变成实用的医疗手段，落户法国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

苏烈在中国的学医经历

苏烈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幼年时期跟随女作家朱迪思·戈缇耶学习中文，开始接触中国文化。苏烈这个中文名字，来源于Soulié的音译。他喜欢这个有寓意、有中国味儿的名字，青年时期就将这个名字写在盛装个人常用物品的铁盒子上，结交了中国朋友后使用这个名字与之交往，还常用篆刻印章“苏烈之印”钤盖自己的图书。

苏烈因父亲早逝，刚成年就入职银行业，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因精通中文，他应聘法国参与投资的京汉铁路公司任翻译秘书，1901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时北京等地有霍乱疫情，他亲眼观看了中医师使用针灸术的治疗过程。几根银针扎到患者身上就可以止搐、止吐、止泻，他在惊讶之余又颇感好奇。少时曾有过医生梦想的苏烈，对针灸疗法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兴趣，由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随后，苏烈有空就向这位让他开了眼界的杨姓医师学习中医知识和针灸、脉诊技法，逐渐熟悉针灸常用穴位。

1902年，苏烈转入外交领域，先后担任法国驻汉口、驻上海总领事署翻译官。他在上海结识了颇有名气的张姓中医师，向这位医师学习经络学说等针灸原理，在其指导下进行针法训练。他的学习兴致越来越高，同时还热心收藏针灸器具、中文医籍。

经过几年的外事历练，苏烈于1906年升任法国驻云南府领事署副领事。云南府所在地昆明，有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大法医院，隶属于法国领事署。在这家医院里，苏烈有了从事针灸实践的机会。在云贵总督锡良的引荐下，他经常与当地一些针灸师进行交流，切磋针灸技艺。据传，总督曾向苏烈颁赠“医师”证书，此证书附有被其治愈的100多位患者的签名。在昆明期间，他的医术得到患者、中国针灸师的认可。

苏烈在巴黎的行医岁月

1911年，苏烈在巴黎完婚后，结束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由于没有在法国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他无法获得行医资格，尽管身怀针灸技艺却一时无法施展。他只好转向从事汉学研究、图书翻译和文学创作。此后十几年里，他陆续出版了20余部专著，创作了7部小说。有关中国的专著，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有成就的汉学家。

1927年是苏烈的机遇之年。他与倡导顺势疗法的保罗·费雷罗雷斯医生相遇、相识、相知。保罗对针灸疗法甚为上心，安排苏烈进行小范围的临床试验。他后来在《中医之奥秘》的自述中说，有的瘫痪病人在施针后当即可以站立起来。由于保罗的热情推介，苏烈先后在4家医院开展针灸临床，同时向年轻医生传授针灸技法。十几年后《针灸法》第1卷问世时，苏烈在该书扉页上写到了这段经历：“谨将此书献给医院的医生们，由于我的工作，他们学到了针术并在巴黎4所医院公开施诊；献给众多法国以及外国的医生们，由于针术传授，他们用针术治愈了数以千计的患者。”从中国带回东方“神技”的苏烈，在法国刮起了一阵针灸旋风。

后来，苏烈除了医院巡查和参加学术交流之外，经常在塞纳河畔的家中接诊，患者中不乏作家、艺术家、官员等社会名流。在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撰文、著书，宣传针灸的效用、传授针灸技法。除论文之外，他于1934 年出版《真正的中国针灸》一书，1939年、1941年出版《针灸法》第1卷、第2卷。

在临床实践中，苏烈越来越感觉由中国带回的针具用起来不够趁手。他突发奇想，按自己的要求请巴黎知名珠宝工匠苏特朗为自己打造针具。他们经过多次试验，不断调整金属成分的配比，制作了两套针具。其中，装在金制小盒里的一套，包括5枚用于“补”的金针、4枚用于“泻”的银针，针体短而粗，尾部镶有红宝石、蓝宝石或珍珠。

20世纪50年代初，苏烈被人指控“非法行医”。因很多人为苏烈的医术发声，指控最终被驳回。但将近一年的官司纷争让他受到很大刺激，数次中风，导致身体右侧偏瘫。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以左手施针为患者服务，在1955年离世前写完《针灸法》的后3卷。

苏烈对西方针灸界的影响

20世纪初之前，欧洲各国文献中曾出现过一些有关施用针术治疗疾病的记载。由于不了解中医针灸的真谛，医生通常在患者的病变部位即痛点上扎针，没有遵照经络学说来循经取穴、辨证施针。

苏烈在中国学医也许没有正式拜师，但他学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医针灸技艺。他在法国开展针灸临床治疗、向追随者传授针灸技艺，特别强调经络学说是了解“真正针灸至关重要的基础”，学习针灸必须了解经络、熟悉经络、熟悉穴位、用对穴位。他的针灸实践和技艺传承，起到了为中医针灸正本清源的作用，开启了针灸在西方传播和发展的全新时代。

苏烈的第一部针灸专著《真正的中国针灸》，让很多西方医生找到了自学针灸的门径。法国《观点》杂志1983年5月号发表的马德莱娜·弗兰克《针灸之谜——中国针灸在法国》一文，记述了与此书相关的2件轶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2位法国军医阅读了《真正的中国针术》，用针刺治疗痔疮引起的肛门疼痛、飞行员升空落地后的气压性鼻窦炎取得立竿见影的神奇疗效。

1957年，苏烈的针灸代表作5卷本《针灸法》经其传人整理后付梓面世。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印刷，被译成多种文字，长期以来是西方针灸师的必读书目。1994年《针灸法》英文版出版，在封面提要中，编者保罗·兹米耶夫斯基称苏烈为“欧洲针灸之父”；在封底题签推介中，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说：“这是一部没有被当今各种欧洲语言针灸书籍所超越的著作。”

基于苏烈对针灸事业的突出贡献，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中，至今依然可以查到相关提名信息。

得益于苏烈后人和法国针灸界的大力支持，在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团队，特别是特聘教授、旅法学者贺霆的艰苦努力下，苏烈的一部分遗物于2011年入藏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展示苏烈遗物的苏烈纪念廊，一直是该馆最绚丽的一抹亮色。其中，苏烈自用的那套“巴黎制造”金盒针具被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吴凯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